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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章:蒙元以来草原文化发展的若干特点及其历史影响


    
      蒙元以来草原文化发展的若干特点及其历史影响
    潘照东刘俊宝
    成吉思汗创立大蒙古汗国,统一了原来处于分裂、落后状态的蒙古各部,使之迅速成长为强大的民族;至其孙建立元朝,实现了中华民族在封建社会的第三次大统一,蒙元帝国横跨亚洲、欧洲,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草原民族、草原文化均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演变,并产生了深远的历
    史影响。
    一、草原民族与草原文化的区域分布相对稳定
    蒙元以迄,草原民族与草原文化的演进方式较之前代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之前,草原民族的演进方式以交互兴替为基本特征,即某一民族经过聚落--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的发展进程,经过鼎盛--繁荣期,逐渐走向衰落,新兴的民族又经过聚落--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的发展进程,走向兴盛--衰落,如此不断交互兴替。蒙元之后,草原各民族进入了长期相对稳定的阶段,蒙古族、女真--满族、回鹘--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藏族等,均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沧桑,延续至今。
    这些民族的发展,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如蒙古族、藏族、柯尔克孜族等是已经形成且相对稳定的民族。女真在蒙古灭金之后,原留在东北的分为海西、建州、野人三部,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氏族制末期向奴隶制过渡的阶段。明永乐年间,原居住于长白山东南部的建州部迁至辽东,以铁制农具和牛犁从事耕作,并发展银、铁、革、木等手工业,壮大起来。至努尔哈赤任首领时,兼并女真各部,形成满族,建立八旗制度,后又增加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利用明末之乱,入主中原,成为统治民族。辛亥革命之后,散居于中原各地的满族大都融合于汉族或其他民族。
    元代至明代,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畏吾氏,本回鹘之裔,音转为畏吾,或云畏兀,又作伟兀,又做卫兀......凡世言高昌北庭者,皆畏吾部族。"(1)公元九世纪中期以后,回鹘西迁,到达以高昌为中心的天山南北地区后,与原有民族融合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都与漠北迥然相异,因此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均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的单纯游牧民族转变为农牧结合的定居民族。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畏兀儿国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带着大量贡物亲自赴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觐见成吉思汗,当面奏请表示归顺,"陛下若恩顾臣,使臣得与陛下四子之末,庶几竭其犬马之力。"(2)后又亲率畏兀儿各部军马从成吉思汗出征,"将部曲万人以先启行,纪律严明,所向克捷,又从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3)。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逝后,其后代也被封为亦都护(意为"幸福之主")。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中,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之孙火赤哈尔的斤亦都护始终坚定地站在元朝一边,"历百战以从王事,捐骨肉以救其民"(4),得到忽必烈的高度赞赏,遂"嘉其功,赐以重赏,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儿,定宗皇帝之女也"(5)。此后代世尚元朝公主,与元王朝结成了君臣兼翁婿的关系。元泰定年间,畏兀儿地大部并入察合台汗国。元朝畏兀儿人地位很高,名臣大将多有所出。畏兀儿人善经商,所谓回鹘"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6)。马可·波罗也记载说,畏兀儿之地喀什噶尔"居民为工匠商贾。""有不少商人由此地出发,经行世界贸易商货"(7)。明、清之际,畏兀儿地区贸易更为兴盛,叶尔羌、阿克苏、哈密、吐鲁番、喀拉沙尔、库车、赛喇木、拜城、乌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于阗等地,每当集市"八栅尔"之会期,"货若云屯,人如蜂聚"(8)。
    公元十三--十五世纪,在咸海东北,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地方建立的白帐汗国(从属于金帐汗国),克鲁恰克、康里、乌孙、葛逻禄、阿里饮、札剌亦儿、乃曼、克烈、弘吉拉、阿尔根、哈喇喀萨克等游牧民族经过长期的融合,至明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并有了共同的名称--哈萨克,在钦察语的基础上融合其他部落的语言形成了独立的哈萨克语,以游牧业为主的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共同的信仰--伊斯兰教,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感情,遂成为哈萨克族。
    二、草原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增加,密切了草原民族之间的关系。
    蒙古族与藏族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藏传佛教的传播体现的。据《如意宝树史》、《宗教流派镜史》、《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蒙古佛教史》、《蒙藏佛教史》、《蒙古源流》、《蒙古汗统黄史》等文献记载,公元十三世纪初(公元1206年或1207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时,便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有过接触,建立了联系,是为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始。窝阔台汗时,次子阔端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正式建立了联系。公元1258年,蒙哥汗授命忽必烈在上都举行了一次佛教与道教的辩论大会,藏传佛教萨迦派上师八思巴获得胜利,赢得了忽必烈的尊敬,也提高了藏传佛教的地位。忽必烈继位后,对治理西藏颇费苦心,"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其俗而柔其人"(9)。于是尊八思巴为国师,"管领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又授命他参照藏文制蒙古新字,称为"八思巴蒙古文"。八思巴逝后,相继为帝师的有十余人。有元一代,帝师地位极其尊贵,"百十年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10)尊崇藏传佛教对于维系、巩固元朝对西藏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元朝统治者修寺院、做佛事极为铺张浪费,耗费了大量社会财富。而喇嘛僧之骄奢淫逸、横行不法,激起了民众和统治阶层中一部分人的极大愤慨,史书中多有所载,故有"元朝的半壁江山是被喇嘛教葬送掉的"说法。北元初期,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衰落。
    阿拉坦汗与藏传佛教新兴的格鲁派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将其广泛传播于蒙古草原,藏传佛教格鲁派遂成为蒙古民族几乎全民的信仰。西藏的哲学、文学、医学、天文历法、建筑艺术等也广泛传入蒙古地区,促进了蒙古族文化的发展,也密切了蒙、藏民族的关系。公元十七世纪三十年代,青海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与康区白利土司同藏巴汗结成同盟,必欲摧毁格鲁派。漠西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应格鲁派的请求,于公元1636年秋进军青海,消灭却图汗。又于公元
    1640年消灭白利土司。于公元1642年俘藏巴汗,并杀之。固始汗再次确立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主导地位,并统一西藏、青海、康区。随后,工拉特蒙古四部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其首领有数人次送子到西藏出家为僧,有的还成为活佛(11)。
    自蒙元至清朝,蒙古族逐渐接受了藏传佛教,初为萨迦派,后为格鲁派;而格鲁派确立在藏传佛教中的主导地位,也离不开蒙古族首领的支持。
    满族与蒙古族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体现在政治、文化诸方面。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即对邻近的蒙古族科尔沁部、喀尔喀部采取联姻通婚的政策。公元1612年,努尔哈赤娶科尔沁部台吉明安女为妃,1615年又纳科尔沁台吉孔果尔女为妃。1614年,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第四子皇太极、第十子德格相继娶蒙古王公之女(或妹)为妃。皇太极后妃9人中,蒙古族6人,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皆出身科尔沁部,为清初的政权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元1617年始,努尔哈赤开始将满族贵族女下嫁蒙古各部王公,有清一代,满族皇室公主下嫁蒙古贵族者达32人,占总下嫁人数(48人)的三分之二。
    在与朝廷关系密切且京师供卫的科尔沁五旗、喀喇沁三旗和巴林左旗、奈曼、敖汉、翁牛特、土默特左旗等十三旗,遴选旗王、贝勒、贝子、公主嫡系子弟和公主、格格子孙之聪明俊秀者,呈报理藩院,以备额驸之选,称为"备指额驸"制度。同时,在满清宫廷中培养蒙古王公子弟,长大后委以重任。
    金代女真人创制了女真字,至明朝逐渐废弃。元朝以迄,女真人与蒙古人交往广泛,蒙古语言、文字在女真人中广为流行,"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代言者,十之三四"(12)。因此,努尔哈赤于公元1599年授命女真学者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文字母结合女真语言创制满文,称为"老满文",又称为"无圈点满文"。公元1632年,皇太极授命精通满、汉文的达海对老满文加以改进,在原字母旁加以圈点,改变了一些字母的字形,增加了一些新字母,区别了原来不能区别的语言,又增加了拼写借词的符号,称为"新满文",又称为"有圈点满文"。创制满文后,努尔哈赤父子令满族学者将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创设文馆,兴办官学,培养子弟学习治国之道,要求八旗子弟"勤学通政",为满族培养了一批治国安邦的人才,为日后入主中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与人才保证。
    三、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交往更为广泛,联系更为紧密
    元、明、清三朝均以北京为都,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联系加强的重要象征。北京之地理位置,位于古代蓟州之地,自古以来为草原与中原的联结之地,也是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所谓"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粟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13)。周至战国,蓟城为燕国都城,成为"富冠天下"的名城之一。秦为广阳郡治所,汉为幽州治所,成为中原王朝经华北平原进入北方及东北方地区的重要门户,既是军事重镇与经略东北的基地,又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自魏、晋至隋、唐,蓟城一直保持北方军事重镇与贸易中心的地位。辽、金入主中原,北京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元朝以北京为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因金中都毁于战火,遂于中都东北营造新城,历时十数年建成,包括外城、皇城、宫城,成为享誉世界的大都市。马可·波罗曾赞叹道,"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14)。
    元朝以北京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里北依草原、南向内地,处于联结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枢纽位置,以此为统治中心,可以南北兼顾,相益得彰。如非如此,原仍以漠北的哈拉和林为都,便于治理草原地区,却不便于治理内地地区;如循夏朝至北宋以中原、关中择地为都,便于治理内地,却远离了草原民族勃兴的根基,均有顾此失彼之弊端。满清入关以北京为都,其政治上的出发点与蒙元相似。
    明朝的情况有所不同,明成祖朱棣原封为为燕王,在此经略多年,形成雄厚的根基,方可兴"靖难之役",夺取帝位。所以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将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既可以不脱离兴业之基,又有利于直面北元复国的威胁,将指挥中心前移,加强对北方、东北地区的控制。后经"土木堡之变",明朝未如前世晋、宋、金向南迁都,表现出一定的政治远见。
    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对于促进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元王朝在大都设立国子弟、蒙古国子弟、回回国子学等官学,培养蒙古族、汉族、色目人等各族人才。自古以来,将不同民族的文化均以"国学"对待,官设"国子学"以传授,实以元朝为首创。这为不同文化的交流、传承创造了前世所无的宽松环境。蒙古灭金后,"理学北上",大都成为元初的理学中心。南宋名儒赵复于太极书院讲学,"学子从者百余人"(15),忽必烈时重臣、名儒姚枢、郝经、窦默、许衡等均出其门下,并对忽必烈推行"文治"、"以汉法治汉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都成为全国的文化、艺术、科技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元曲四大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3人均为大都籍贯,在大都还出现了一批杂剧表演艺术家,代表了元代杂剧艺术的创作、表演水平。大都书画家云集,赵孟頫等著名书画家久居大都;大都籍贯的书画家也声名卓著。大都设有司天台等科学机构,郭守敬等著名科学家曾任要职。来自亚、欧各地的贵族、使者、商人、僧侣、传教士、科学家、文人、医生、工程师、手工艺者、艺人等等汇集于此,形成了大都十分开放的文化氛围,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及其各个教派在大都各行其道,相安无事。
    明、清二朝,北京各族汇聚,形成"五方杂居"的京都文化。即以语言而论,汉语以北方代表性方言--北京话、北方官话为基础,吸收、融合了东北汉族方言和满族方言,在清代形成了普通话,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京都文化的包容性和融合性。同时,京都文化也表现出相当的保守性、封闭性。明、清之际,曾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虽有西学及西方商品输入,皇室深院中的统治者也只是将其作为"奇技滛巧",搜珍猎奇,以备赏心悦目、欣赏把玩,并未了解、掌握国际发展趋势。因而与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商业文化勃兴,形成强烈的反差。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京都文化中封建政治的顽固、封闭、保守的特点更为突出。
    四、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元朝重视发展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于大漠南北、天山南北、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岭南诸地广设驿站。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各地经济发展。有相当多的汉族人因驻防、屯田、经商、传授工艺技术等原因移居边疆民族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建设。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迁鄂民万余于西夏","计丁给地,立三屯,使耕以自养"(16),天山南北是元代屯垦的重点地区,并在别失八里设立冶场、织染局,发展手工业。由于内地汉民大量迁居,阿力麻里城中"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17)。吐蕃驿站联通前藏、后藏,抵达西藏的西端,改变了原来封闭的状态,使元代吐蕃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大为便利。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元政府"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18),传统的"茶马互市"繁盛。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主政云南行省时,劝募农耕,兴修水利,开采矿产,繁荣工商,"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19)。湖广行省在撞、苗、徭、黎、仡佬等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屯垦,推广农业先进生产技术,使原来刀耕火种的"山泽溪涸之民"学会使用牛、犁,生产发展,生活水平提高。
    同时,草原民族对元代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也贡献颇多。蒙古、回回、畏兀儿、党项等族军民屯田之地遍布中原、边疆,以陕西关中、河南南阳、荆湖襄樊等地最为集中。蒙古族、畏兀儿、党项等族官员在兴修水利工程方面也颇有建树。怯薛官月赤察儿率军民修通惠河时,身体力行,为众人表率,"著役者服,操畚锸,即所赋以倡,趋者云集,依刻而渠成"(20)。蒙古人赵世炎、也先不花、彻里等,畏兀儿人廉希宪、阿散、廉惠海牙等,党项人昂吉尔等任地方官时均兴修水利,成绩卓著,为后人称道,"元人最善治水"(21)。元代从西域传入不少农作物品种,尤以畏兀儿人在内地推广植棉技术成效显著。以蒸馏技术制作烧酒的技术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原称为"阿剌吉酒",也由色目人将这一技术传入中原。西域原产"纳失失",为极为名贵的金绮,以金线织成,上缀大小明珠,其技术由回回工匠传入中原。蒙古工匠善制毡罽,其品种有入药白毡、剪绒花毡、脱罗毡、雀日毡等,达13种之多,其技术也传入中原。在广泛的交流中,不少少数民族的食品,如酸汤、卷煎饼、八耳搭、哈里沙、河西肺、柿糕等也为汉族群众所喜爱。
    元代以回鹘蒙古文创作的《蒙古秘史》是北方草原民族第一部以本民族文字创作的、本民族历史的专著,为草原民族史学的奠基之作。吐蕃学者撰写的历史名著有布顿的《善逝教法》、福幢的《西藏王统记》、布恩的《吐蕃佛教源流》、公哥朵儿只的《红册》等。经蒙古、康里、唐兀、畏兀儿、哈喇鲁等诸民族学者与汉族学者的通力合作,完成了三部正史即《辽史》、《金史》、《宋史》的撰修;吐蕃、畏兀儿、汉族学者等合作编写了佛典目录学著作《至元清室勘同总录》计10卷。皆为当时盛事。元代文坛蒙古、畏兀儿、回回、女真等族文人学士甚多,文彩风流,著于当时,后人有"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之谓(22)。蒙古人萨都剌(说为色目人)、哈剌鲁人迺贤、畏兀儿人贯云石海涯为诗坛巨擘。蒙古、畏兀儿、回回、康里、钦察、女真、党项族书画家成就可观,尤以回回人高克恭以林峦烟景著称于世,时人将他与赵孟頫相提并论。
    元代各民族文化的交流造就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少数民族科学家。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著《农桑衣食撮要》,为元代重要的农学著作。回回天文学家札马剌丁管理回回天文监,创制"咱秃哈喇吉"(浑天仪)和方位仪、斜传仪、平伟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7种天文仪器,称为"西域仪象"。其研制的"苦来亦阿子"为初创的地球仪,其器"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火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23)。回回科学家瞻思,精通天文、地理、水利、数学,著述甚多,以博学多识著称于世。女真人蒲察都实、阔阔出兄弟奉命探黄河之源,到达火敦脑儿(星宿海),后人潘昂霄根据阔阔出所述著成《河源记》,详述考察之地形、水系、植被、动物、人口等,为我国水文勘测史的重要成果。其他如回回科学家亦黑选儿丁参与大都城廓设计,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制造"回回炮",萨德弥实撰写医药著作《瑞竹堂经验方》、忽思楚著《饮膳正要》,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清朝统治者注意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努尔哈赤、皇太极皆通蒙、汉文。康熙尤以好学著称,其诗文襟怀高远、气魄宏大,有盛世之君的风采。乾隆风流倜傥,擅长诗、书、画,一生以汉文作诗达四万余首,为古代帝王之第一人。纳兰性德为世家公子,其词作清新婉丽、自然生动,世称"清初第一词人"。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为中国古典现实主义的高峰,也为满族文学发展的瑰宝。康熙时,庆亲王允禄精于天文、算学,受命纂修《数理精蕴》,任增修《七政时宪书》总裁;荣亲王永琪与其孙奕绘精于天文、算学,享誉当时。博启、成德、瑞浩等满族数学家成就卓著。
    明、清二代,蒙古族的文化发展进入新的时期。《黄金史纲》、《蒙古黄金史》、《十善福白史》、《阿拉坦汗传》、《大蒙古汗统大黄史》、《蒙古源流》、《水晶鉴》、《宝贝念珠》、《恒河之流》、《大元盛朝史》、《蒙古世系谱》、《清秘述闻》、《绥服纪略》等史学著作相继撰成。流传于乌拉特蒙古诸部中的史诗《江格尔传》在明代基本定型。在蒙、藏民众中广为流传的英雄史诗《格斯尔传》于十八世纪初以木刻本刊印。民歌、民间故事大为丰富。清末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创作了《大元盛世青史演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一层楼》、《泣红亭》,为蒙古族文学的代表。可以看出,前者受到《三国演义》等章回小说的影响,后二部书受到《红楼梦》的影响。鄂尔多斯诗人贺希格巴图的诗作批判统治者的贪婪昏暴,歌颂劳动人民的淳朴善良,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水平。蒙古族医学吸收藏、汉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逐渐形成具有民族与地区特征的蒙医、蒙药体系。蒙古正白旗人明安图为康熙时的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任钦天监时宪科五官正、钦天监监正,一生于天文学、数学著述颇丰,在我国天文学、数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呼和浩特市五塔寺照壁上的以石刻蒙文天文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古族天文学的水平。
    维吾尔族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察合台文撰写了大量历史、文学、经典、医学、农学等书籍。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在清朝完善、定型,成为维吾尔族文化的代表。藏族民间文学广泛发展,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创作的诗歌吸取了民歌的丰富营养,歌颂纯真美好的爱情,反对封建制度和禁锢人性的森严教规,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农奴制度,为这一时期藏族文学的代表。藏传佛教的建筑、绘画、雕塑艺术,也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注释:
    (1)《新元史?氏族表》。
    (2)《元史?巴而术阿而的斤传》。
    (3)《道国学大录》卷二十四,《高昌王世勋之碑》。
    (4)《道国学大录》卷二十四,《高昌王世勋之碑》。
    (5)《道国学大录》卷二十四,《高昌王世勋之碑》。
    (6)赵珙:《蒙鞑备录》。
    (7)《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8)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一。
    (9)《元史?巴思巴传》。
    (10)《元史?释老传》。
    (11)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119页。
    (12)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
    (13)《史记?货值列传》第六十九。
    (14)《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359页。
    (15)《元史?赵福传》。
    (16)《元史?袁裕传》。
    (17)刘郁:《西使记》。
    (18)《元史?世祖本纪》。
    (19)《元史?张立道》。
    (20)《元史?月赤察儿传》。
    (21)(明)薛尚质:《常熟水论》。
    (22)(清)王世祯:《居易录》卷二。
    (23)《元史?天文志》。
    (作者工作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