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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章：西方人记录的蒙古族音乐
西方人记录的蒙古族音乐--记一份1909年的历史录音档案
邹婧(上海音乐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
1909年11月24日，28日，29日，一位芬兰语言学家G.J.Ramstedt在Urga（今乌兰巴托）地区，使用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的提供的录音机对一批蒙古音乐进行了录音。这批录音包括30首蒙古族民歌，其中包含22首短调，8首长调；此外还有4条喇嘛诵经，以及若干蒙古单词发音。可以说，这份资料是现今保存相对完整的最早的蒙古族音乐历史录音记录。
2008年，笔者有幸得到导师萧梅教授的帮助，对这份馆藏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的进行研究。现涉及到以下两方面：
一、关于录音背景
录制者GustafJohnRamstedt(1873-1950)，是芬兰和瑞典一位语言学家和外交家，曾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任教，致力于阿尔泰诸语言的比较研究，被公认为阿尔泰比较语言学的创始人。1898年到1912年，Ramstedt在西伯利亚、中亚和蒙古进行了七个研究旅行，其中三个是蒙古。这三次的科学考察，司兰铁总共收集到16部史诗、6部英雄故事、59个民间故事、61首歌曲以及一些词汇发音。本文所针对的录音资料为第二次考察所收集的资料。从Ramstedt的整个学术研究历程来看，他所收集到的资料是其进行语言学研究工作提供对比的物质基础，而其中音乐的采集则可以看作是附带的，或者可以推测是出于语言学比较的目的。然而，这份"意外"的音乐历史录音却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经笔者查证，Ramstedt的此次录音是受到芬兰-乌戈尔学会的支持，所携带的录音设备是由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提供的蜂蜡圆筒录音机。Ramstedt完成此次考察后，回到赫尔辛基，将录音资料送至奥地利音响档案馆，并根据档案馆提供的表格亲自撰写了录音的笔录档案资料，内容涉及被录制者的背景信息、录音记录以及歌词翻译等等。此外，录音的原版唱片在二战中被损坏，之后由DietrichSchueller博士（后任档案馆馆长）发明的方法被复原，使其可以重新被播放。
二、关于录音内容
在这30首民歌中，有22首为短调，8首位长调，短调的数量远远大于长调。根据笔录档案中的注释，歌手将长调称之为"老的"，而短调则为"新的、流行的"。并且，8首长调歌曲中有7首是由年长的女歌手（50岁）演唱，大部分的短调歌曲由年轻人唱。可以看出，录音中的短调歌曲对于歌手而言是新近的产物，相对而言的长调则应该更为传统一些。
这些问题可以引发进一步的追溯。这三十首歌曲，从旋律来看，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甚至其中有一首为汉语演唱。解释这些问题必然要和歌手的出身相联，根据笔录档案的记载，演唱这些歌曲（包括4条诵经）的歌手，身份各一，有僧侣、乞丐、喇嘛及专职歌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乌兰巴托本地人，有一对夫妻，女歌手叫Dolgor出生于南戈壁地区（今蒙古国南部，与内蒙古接壤），她的丈夫出生在"南蒙古"（今张家口一带）。这就不难解释，录音中所形成的各种风格的歌曲，以及汉语歌曲的来源，与当时族群之间的文化交融，特别是蒙汉之间的文化交融是息息相关的。
对于这份录音资料，曾有一位奥地利学者进行了研究，即Walter-Graf的《MATERIALKRITISCHEBEMERKUNGENZUG.J.RAMSTEDT"SPHONOGRAMMENMONOGOLISCERGESANGEAUSDEMJAHRE1909》，在作者的研究中，除了对这份录音资料做了说明之外，也对其中的音乐进行了分析。在Walter-Graf对喀尔喀蒙古音乐的分析中，作者参照了P.JosephvanOost神父对于鄂尔多斯蒙古民歌的总结，其中印证一些二者的共同点，如五声音阶、大跳音程等等。但是，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作者却并未注意到蒙古族音乐的地域性风格特征，这不仅在歌曲曲调本身有所体现，在唱法上（如"诺古拉"）也因地方差异而不同。而这些问题，都需要建立在对蒙古族音乐的全貌体会和相关文化背景之上，并非单纯的形态分析所能解决。
综上所述，G.J.Ramstedt在1909年录制的这份蒙古族音乐历史录音为后人研究近现代蒙古族音乐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文中所涉及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展开，如对歌曲具体内容的研究，录音档案产生的进一步追溯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笔者有更多的分析探究，以及田野考察的资料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