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皇帝使臣研究元代是中国古代皇权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的情况下，专制皇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出现了君臣关系主奴化的趋势。对此，学者已有精辟的论述。[①]但对于元代皇权是如何加强的，其中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和趋势，似仍有细致和深化研究的必要。元代皇帝使臣身份显赫，地位崇高，作为皇帝的代表积极参与到国家权力的运作中来，对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维护专制皇权的一项重要工具。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皇帝使臣做一粗浅的考察，希望对元代皇权及政治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一、
      元代皇帝使臣的发展与演变早在12世纪，蒙古各部族之中即已存在传递信息、办理各项事务的人员。如蒙古乞颜部首领俺巴孩在被处死之前，派巴剌合赤将自己的遗训传给自己本部落之人[②]；铁木真派速客该、答孩将自己称汗的消息通知王罕[③]；为联合攻击塔塔儿人，铁木真派遣使臣到王罕处联络等等[④]，都是这方面的例证。西方学者在论及蒙古早期的社会状况时提到：“他们（指那可儿）构成有雄心壮志的首领或汗的扈从，为他提供军事和政治建议，一般说来还要执行主人发出的任何命令……从追踪迷失的牲畜到外交谈判中担任个人的使者。”[⑤]即部落首领常派遣那可儿作为自己的使臣。随着制度的完善和事务的繁杂，一些专职使臣应运而生。铁木真称汗之后，曾对阿儿孩·合撒儿、速客该、塔孩、察兀儿罕四人说：“你们充当我的射远程的远箭，射近程的近箭吧！”[⑥]蒙古语远箭作qola,近箭作oyira，这里明显使用了比喻的手法，应是指传达大汗命令的人员，主要指专使而言。据余元盦先生的研究，铁木真委派阿儿孩·合撒儿等四人的官职，“实与后日急递使臣差同，质言之，即距离较远之地，应于期限内到达，较近之地，则应飞行疾驰如快马逐猎也。”[⑦]这样的推断是很有道理的。杨志玖先生也持类似的意见，认为“四人为‘远箭、近箭’般替他（成吉思汗）出使兼侦查任务”。[⑧]尽管对这句话的具体含义，学者还存在争论，但某些人员固定地为其首领承担出使任务，当属事实。以上所举的蒙古早期使臣，是日后元代皇帝使臣的滥觞。1206年，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之后大汗使臣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关于使臣的活动状况，宋朝使臣曾言：“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说郛》本作止）以记之。为使者虽一字不敢增损，彼国俗也。”[⑨]这应是就蒙古早期的情况而言，尚处于简陋质朴的阶段。窝阔台汗设立站赤，方便使臣往来；使臣持有牌符作为信验，享有起铺马和饮食分例的权利，制度趋于完善。他们主要承担以下几项任务：第一，当时戎马倥偬，征战频仍，以军事征伐为急务，蒙古统治者最关注的是军事活动，传递重大军情、劝降招谕和协调军事行动，遂成为使臣最重要的使命。第二，政令的传达、贯彻与实施，主要依靠汗廷使臣（或宣差[⑩]）完成。这时期的汗廷使臣也开始参与行政管理，成为大汗加强统治（特别是在汉地的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以“宣差传旨”最为重要。有学者曾指出：“汗廷政令的下达，通过使者来完成。使者称为宣差……”[11]宣差作为汗廷的代表，地位非常尊贵，据南宋使臣所见：“彼奉使曰宣差。自皇帝或国王处来者，所过州县及管兵头目处，悉来尊敬。不问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礼，穿戟门坐于州郡设厅之上。太守亲跪以郊劳宿于黄堂厅事之内，鼓吹旗帜妓乐，郊外送迎之。”[12]他们秉承大汗旨意办事。在蒙哥时期，“他［蒙哥］颁降了一道［必须］严格执行的，关于释放全国一切囚犯的诏令，为此向全国各地派出了急使。”[13]这些使臣的任务应是传达命令并监督执行。在国家统治机构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扎鲁忽赤断事和宣差传旨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行政职能。[14]宣差传旨成为汗廷布宣政令、处理政务的一种重要方式。第三，“籍户口，收税赋”。为满足蒙古统治者对财赋的渴求，大汗常遣使督办这两项事务。太宗五年，“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15]宪宗二年，“籍汉地民户。”[16]得增户二十余万。这次籍户由蒙古汗廷派遣使者到各地监督，声势是很大的。其他征收税赋的使臣更是多见于史籍。[17]元朝建立之后，采行汉法，更张制度，遣使制度也有了很大的完善。政书《经世大典·礼典总序·遣使》有载：昔我国家之临万方也，未来朝者遣使喻而服之，不服则从而征伐之，事在政典，此记使事而已。天下既定，郡县既立，有所询问考察则遣使，致命遐远则遣使，皆事已而罢。[18]
      　　以上文字对元代使臣的状况作了精辟的概括，我们可以从中了解遣使的目的和性质。
      二、元代皇帝使臣的各项使命一般而言，只要皇帝认为有必要，皆可派遣使臣。故使臣可承担多项使命，名目繁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个方面，下面进行一概要的介绍。[19]（一）政治方面。（1）颁诏明示、告谕天下。按照元代的制度，政令一般由中书省颁布。但如果事关重大，也可由皇帝亲自派遣使臣颁布诏书，以明示天下。这种遣使布宣诏令，政治意义不可低估。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诏：“罢钩考钱谷，应昔年逋负钱谷文卷，聚置一室，非朕命而视之者有罪。”于是“仍遣使布告中外”。[20]因桑哥钩考钱谷，使得天下骚乱，人心惶惶，此时遣使颁下罢钩考钱谷诏，明示朝廷的拨乱反正。（2）向中书省等部门传旨。除直接颁布诏令外，如须经中书省等官僚系统下达政令，或直接晓谕省臣，皇帝会派遣使臣传旨。至元二十二年，脱忽思、乐实传旨中书省，令悉代江浙省臣。中书复奏，帝（指元世祖）曰：“朕安得此言，传者妄也。如忙兀台之通晓政事，亦可代耶？”[21]使臣传达的是皇帝的旨意，中书省等机构一般不敢违抗，只是这次事关重大，方复奏核实。卢世荣被劾后，忽必烈派近侍忽都带儿传旨中书省：命丞相安童与诸臣商议卢世荣所行，应废罢的废罢，应更张的更张。[22]在两都巡幸期间，皇帝也常常自遣使诏谕留守省臣。（3）遣使处理行省等地方官府的政务。元朝疆域辽阔，统治者非常重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元代行省兼有朝廷派出机构和地方最高官府的双重性质，是中央驾驭和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23]因此，在皇帝派往地方的各类使臣当中，对行省的遣使非常引人注目。一般来讲，行省的地方庶务无需奏报皇帝，但有重大事件，还是需要皇帝遣使处理：至大三年九月御史台臣言：“江浙省丞相答失蛮于天寿节日殴其平章政事孛兰奚，事属不敬。”诏遣使诘问之。[24]这属于行省官员自相殴击的恶性事件，由皇帝派遣使臣到江南按问调查，方才平息此事。使臣还可斥责行省官员。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大宁路惠州连年旱涝，加以役繁，民饿死者五百人，诏给钞二千锭及粮一月赈之，仍遣使责辽阳省臣阿散。”[25]元贞元年，“河南行省亏两淮岁办盐十万引、钞五千锭，遣扎剌而带等往鞫实，命随其罪之轻重治之。”[26]谢让任南台御史，“劾江浙省臣听诏不恭及不法事，帝遣使杂问，既款服，诏令让与俱来，人皆危之，让恬然若无事者，台纲以之益振。”[27]使臣代表朝廷责问行省官员，是非常具有威慑力的。皇帝还派使臣到各地开读诏旨。“朝廷遣使者颁诏旨，宣锡命……使至之日，省宪而下，百司庶府之官，无不奔走，戒金戈，仪仗、声妓、部曲，导前拥后，以为郊迎之礼”。[28]包括一套隆重而繁琐的迎请仪式，这是国家内部布宣政令的一条重要渠道。[29]（4）派往诸王处的使臣。以诸王为代表的投下贵族享有各种特权，是元代历史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30]对于统军出征的宗王，为安抚他们同心戮敌，皇帝也常遣使宣谕。至元十三年，皇子那木罕出镇北边，军中诸王已露出骄兵难治的态势，忽必烈“选使往谕之”。充任使臣的廉希贤“布上意，辞旨条畅”，对方“悔谢，为设宴，并赠礼物。”[31]而地方政府需要同诸王发生关系，有时会由地方官员奏闻，朝廷遣使协调。[32]朝廷还会临时派遣钦差大臣处置有罪的留驻宗王。[33]（5）理刑断狱。这也是皇帝使臣的一项重要职能。至元三年五月，“遣使诸路虑囚。”[34]至元年间，“兴元有囚罪当死，朝廷遣使临次行省，檄公偕往。至，则公（指李祯）具得其情，盖因殴妻误伤主母，非故也。狱辞再上刑部，卒论减死，用心忠敬举此可见。”[35]另有永嘉笃行之士项止堂，“时朝廷遣使洪大狱，命君总理诸囚。君悉为剖析，出其无死罪者七人。使者以案上中书，俱从所议，七人得不死。”[36]即通过使臣复奏，保全了无辜者的生命。（6）铨选官吏。元贞元年六月，“遣使与各省官就迁调边远六品以下官。”[37]对闽广川蜀、云南等边缘地区官员的铨注，由于地理遥远，经常由朝廷遣使会同行省在当地拟注：“凡迁调闽广、川蜀、云南官员：每三岁，遣使与行省铨注，而以监察御史往莅之。”[38]元人文集亦载：“故岁必遣朝廷望官即其地，如选部注授焉。”[39]另外，元代中后期的奉使宣抚，属于朝廷比较集中地派遣使臣整顿吏治，是对地方官府实施行政督责的特殊方式。对此，前辈学者已有系统的研究，可供参考。[40]（二）经济方面。（1）对地方钱粮赋税的检核。如至元十二年二月，“遣必阇赤孛罗检核西夏榷课。”[41]元世祖朝，特别是阿合马、桑哥当权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钩考钱谷。使者四出，钩考路府州县乃至行省钱谷，给当时的社会以不小的震动。负有钩考任务的使臣由尚书省派遣，但经皇帝允准，实际带有朝廷钦差的身份。遣使钩考实际上反映了元朝廷在财政上的中央集权。[42]这无疑加强了朝廷在财政方面的监管。再如至大四年十二月，“遣官监视焚至大钞”。[43]（2）采购宝物，经营贸易。元代皇帝对宝货财物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常派遣使臣搜寻各类奇珍异宝，尤以海外居多。据学者研究，元世祖多次派遣使节出访海外。据统计，从至元十六年（1279）到至元三十年（1293）的十五年中，先后遣使至真腊、占城、爪哇、马八儿等十国“招谕”或征集奇珍异物者约有三十次。[44]如延祐七年五月，“遣使榷广东番货。”[45]还有一些使臣长期经营海外，为皇帝搜寻宝物，其中色目人精于商贾，泛舟海外者尤其突出。如亦黑迷失曾四度逾海，得到世祖的慰劳赏赐。“（至元）二十九年，召入朝，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46]除各种宝物外，还遣使征求海外的名贵药材。[47]另外还括取各地矿产，如至元十八年九月“遣使括云南所产金，以孛罗为金洞达鲁花赤。”[48]（3）遣使赈灾。赈灾扶贫，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皇帝常遣使办理各类赈灾事宜。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遣使阅实宣宁县饥民，周给之。”[49]大德七年八月，“夜地震，平阳、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压死不可胜计，遣使分道赈济，为钞九万六千五百余锭，仍免太原、平阳今年差税，山场河泊听民采捕。”[50]至大元年七月：“江南、江北水旱饥荒，已尝遣使赈恤者……”[51]这都是遣使赈济的例子。天历二年正月，“陕西大饥，行省乞粮三十万石、钞三十万锭，诏赐钞十四万锭，遣使往给之。”[52]就是朝廷遣使至灾区赈济。无论水、旱、饥荒，都有相应的遣使赈济措施。这种遣使赈济是比较有成效的。马可波罗记载说：“应知大汗遣使臣周巡其国土州郡，调查其人民之谷麦是否因气候不时或疾风暴雨受有损害，抑有其它疫疬，其受损害者，则蠲免本年赋税，并以谷麦赐之，俾有食粮种子。”[53]这与元代的遣使赈灾情况是相符合的。（4）颁发赏赐之遣使。元代皇帝经常颁发赏赐，受赏的对象种类繁多，如诸王、贵族、大臣、立功军将以及僧人等宗教人士，皆有颁赏的记载。而专门遣使颁赏，更见隆重宠信。两淮屯盐总管李廷，“岁省公帑十七八，而上供无不备，上数遣使赐酒劳问。”[54]尤其在元代，皇帝是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对吐蕃高僧的赏赐非常慷慨，并常派使臣颁赏。如皇庆元年二月，“遣使赐西僧金五千两、银二万五千两、币帛三万九千九百匹。”[55]这种经济上的优待有利于笼络各阶层人士。（三）军事方面。（1）遣使招谕未降服地区。这类使臣主要为军事目的服务。遇有重大的征伐活动，由皇帝遣使招谕。平宋战役中，国信使廉希贤与严忠范、秘书丞柴紫芝等持国书奉使往宋，名为议和，实质是配合军事进攻，促其投降，结果在独宋关被杀。[56]至元十二年正月，“遣伯术、唐永坚赍诏招谕郢州。”[57]灭宋战役中，阿里海牙在广西静江久攻不下，遣使被杀，于是“因入朝贺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诏如静江谕之。”[58]由皇帝遣使奉诏劝谕归顺，自是为了体现世祖下江南不妄戮一人的圣意，希望能够感化守城将领。（2）军前传令，联络通报军情。如平定南宋后，囊加歹军前传旨，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还传密旨，迁宋君臣北上。”[59]其他军前使命也有皇帝使臣参与。（四）文教及宗教方面。（1）访贤征聘的遣使。元朝皇帝非常重视征聘起用各类人才。至元十二年秋七月，即对宋战争刚结束不久，“诏遣使江南，搜访儒、医、僧、道、阴阳人等。”[60]阿鲁浑萨理等大臣也积极建言，希望世祖访求贤才，征聘儒士，“遂劝帝治天下必用儒术，宜招致山泽道艺之士，以备任使。帝嘉纳之，遣使求贤，置集贤馆以待之。”[61]至大四年六月，“命侍臣咨访内外，才堪佐国者，悉以名闻。”[62]（2）岳渎祭祀方面的遣使。元代的岳镇海渎祭祀非常兴盛，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善的制度。[63]元人文集中曾言：皇帝岁时遣使，分道四出，登名山川，祈为百姓育谷也。[64]元朝建立后，各项制度逐渐完备，遣使祭祀岳镇海渎为皇帝所独有。中统二年秋七月乙丑，“遣使持香币祀岳渎。”[65]这是元代较早的遣使记载。之后，相关记载在本纪中屡见，很少中辍。如至元五年夏四月壬寅，“遣使祀岳渎。”[66]（3）礼仪方面的遣使。关涉礼仪的方方面面，皇帝都有遣使之举，表示隆重和恭敬之意。至元十三年二月南宋皇帝前来朝见，特地遣使迎接，所颁诏书说：“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觐之礼，已遣使特往迎致。”[67]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遣官迓云南鸭池所遣使。”[68]当也是一种礼仪迎候。此外，元世祖分别于至元十三年和十五年两次遣使到杭州来运载经籍图书、阴阳秘书及版刻等，也属于文教方面的遣使。（4）遣往吐蕃的金字使臣。金字使臣是西藏古史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在元代，主要指奉皇帝（大汗）之命，携有圣旨诏书等前往西藏的钦差使者。元代诸帝都是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皇帝与帝师之间结成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元帝对帝师非常尊崇和虔诚。若有事必遣携有诏书的金字使臣恭敬迎候，殷勤致意。因此在元代，金字使臣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迎送帝师。如1277年，“大皇帝（忽必烈）派遣金字使臣前来盛情迎请八思巴前往朝廷。”[69]皇帝与帝师之间的联络，向帝师颁发赏赐等，也都有金字使臣参与。此外，金字使臣代表皇帝威临藏地，也负责吐蕃地方军政事务。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设置和管理驿站。皇帝还派金字使臣去吐蕃各处清查户口，划分地界。总之，金字使臣作为中央代表，负责办理藏地事务。（四）外交方面。[70]（1）对海外各国的招抚。与中原王朝的观念不同，在蒙古人看来，凡是马蹄所及之处，都是未征服的疆土。[71]灭宋之后，元世祖积极开拓海疆，意图扬威海外。[72]向日本、安南、爪哇、马八儿等国都派出过使臣。至元十四年下达了这样的诏命：“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至元十六年，“诏谕海内海外诸番国主。”[73]以招讨使扬廷壁为代表的使臣积极活动，“招抚海外，南蕃皆遣使来贡。”俱蓝、那旺、苏木都剌等国遣使来朝。世祖之后，这类遣使有所减少，但仍积极与海外各国联络。如元贞元年成宗遣使暹国[74]；大德三年，元成宗加封一山一宁为“妙慈弘济大师”，充国信使出使日本，打破了双方“音问不通”的隔绝关系，是元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75]（2）与西北诸王的遣使。[76]元朝建立之后，西北诸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仅保持宗藩之名；元朝皇帝以黄金家族的代表合大汗的名义与之进行交往。世祖初年即出现了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责问事件，皇帝不得不派著名儒士高智耀为使，进行辩解。[77]至元初年，宗王海都屡犯边境，世祖派铁连为使加以劝谕。铁连辩才出众，晓之以大义，动之以亲情。世祖感叹道：“有铁连，则朕之宗族将不失和也。”[78]成宗之后，长达数十年的海都、笃哇之乱平息，恢复了和平局面，带有经济、文化交往方面的使臣增多。至大元年七月，“遣塔察儿等九人使诸王宽阇，月鲁等十二人使诸王脱脱”；“遣脱里不花等二十人使诸王合儿班答。”[79]皇庆二年，仁宗派拜住“以金印赐孛罗丞相，且俾往哈儿班答王所议事。”[80]泰定三年九月，“命欢赤等使于诸王怯别、月思别、不赛因三部。”[81]其中不赛因是伊利汗国的大汗，于延祐四年）即位。泰定帝及文宗时，频繁遣使元廷。这种使臣往来，当然是为了联络交通，保持朝廷同诸王之间的联系。（五）其他方面。皇帝常常遣使巡游各地，考察各地风俗，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种使臣。这类使臣似乎并没有具体的任务，但将出使行程中所得见闻归朝后向皇帝奏报。忽必烈本人就喜欢听有关各地的有趣报告。马可波罗在中国就承担过相应的奉使任务。尤为难得的是，他善于揣测大汗的嗜好，知晓大汗喜欢听闻之事：马可慎重执行他的使命，因为他从前屡见使臣出使世界各地，归来时仅只报告其奉使之事，大汗责备他们说：“我很喜欢知道各地的人情风俗，乃汝辈皆一无所知。”大汗既喜闻异事，所以马可在往来途中注意各地之事，以便好归向大汗言之。[82]马可波罗奉使归来，谒见大汗，详细报告其奉使之事，并详述其奉使中之见闻。皇帝经常派出这类考察风俗的使臣，还是可以确定的。另外遇有紧急情况，皇帝也可迅速遣使宣旨传召、询问。至元二十七年，“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砂水涌出，死伤者数万人。上甚忧之。时驾至龙虎台，遣平章阿剌浑萨理公驰还京师，召问集贤翰林两院官致灾之由。”[83]这便是在发生重大灾异的情况下直接遣使问讯。其他事务，如元世祖遣中使对大臣廉希宪谕旨曰：“鞍马之任，不以劳卿，坐而论道，时至省中，事有必须执奏，肩舆以入可也。”[84]如文天祥就义时，忽必烈曾命使者传诏停止行刑，但为时已晚。即使到最后，忽必烈对文天祥仍抱有欲杀不忍的复杂心情。[85]元代皇帝使臣的任用。一般而言，皇帝多选派自己信任的心腹人员，如怯薛、亲信官员、侍从及贵族子弟充任使臣。其中怯薛使臣为元代所特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6]儒士在元代“鲜预天光”，很多时候甚至遭到冷遇，除利用自身的优势承担文教礼仪方面的出使任务外，一般难以被皇帝重用。元代皇帝也使用宦官传旨，廉希宪当政时，有“内侍传旨入朝堂，言某事当尔，希宪曰：‘此阉宦预政之渐，不可启也。’遂入奏，杖之。”[87]但这只是偶然现象。三、元代皇帝使臣与国家权力的运作元代皇帝使臣对当时的国家及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就国家权力的运作方面，对元代皇帝使臣的地位和作用予以评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皇帝使臣作为天子的代表可奉命处理重大军政事务，甚至诛杀地方大员。元代皇帝在国家权力建构中居于最高的地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有重大事件，无论政治、军事还是监察，事关中央还是地方，只要皇帝认为有必要，即可派使臣插手干涉。使臣作为皇帝的代表，能够处理多项事务，并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行省是地方的最高官府，但皇帝也可遣使诛杀其中的高级官员：有使持诏自江浙还，言行省臣意若有不服者。帝怒，命遣使问不敬状，将悉诛之。自当言于丞相燕帖木儿曰：“皇帝新即位，云南、四川且犹未定，乃以使臣一言杀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况江浙豪奢之地，使臣或不得厌其所需，则造言以陷之耳。”燕帖木儿以言于帝，事乃止。[88]仅仅是听信了片面之辞，皇帝就遣使按问，甚至要诛杀所有行省大臣。若非自当等人的劝谏，后果不堪设想。后至元五年（1339）发生了河南行省掾史范孟假冒朝廷使臣、伪传圣旨的事件。《元史》卷一八六《归旸传》记载：“至元五年十一月，杞县人范孟谋不轨，诈为诏使，至河南省中，杀平章月鲁帖木儿、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总管撒里麻，矫称朝廷使者……”[89]这清楚地表明，范孟等人是以朝廷使臣的身份发动这场政变的。虽只是假冒朝廷使臣，但皇帝派往地方使臣的权力地位，可从中窥见一二。李治安先生对此事做了详尽的分析，认为其能够得逞，在于“他（指范孟）钻了行省官员俯首听命于朝廷圣旨的空子”。而行省官员则都是蒙古草原旧俗的忠实遵循者。[90]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朝廷遣往行省的使臣权势显赫，在于其奉皇帝之命，秉承皇帝的意志，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身份，行省官员才对其俯首贴耳，惟命是从。元代皇帝使臣能够成为皇帝行使专制权力的得力工具，是受到了蒙古旧俗的影响。蒙古大汗对自己的臣民拥有无上的权威，使臣可在万里之外取上将人头：“一个统帅10万人马的将军，离汗的距离在日出和日没之间，犯了些过错，汗只需派一名骑兵，按规定的方式惩罚他。如要他的头，就割下他的头；如要金子，就从他身上取走金子。”[91]这让当时的波斯史家也感到惊讶。李治安先生认为：“大汗所遣一介使者可以赴千、万里之外轻而易举地取下前线统军将领的首级。不过，按照蒙古草原旧俗，蒙古国的全体臣民都是大汗的奴婢。既然身为奴婢，来自主子的各种处罚，乃至杀戮，都应无条件地接受。从此类习俗和观念出发，上述督责问罪方式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92]元朝皇帝遣使诛戮高级官员。其它朝代的皇帝虽也诛戮大臣，但通常要经过朝廷集议、逮捕下狱、审讯定案等程序，象元朝皇帝这样直接遣使诛戮大臣，实属罕见，这对元明之际专制皇权的加强，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二，使臣的相关奏报可以影响中央决策皇帝常常遣使巡游各地，考察各地风俗。这类使臣并没有具体的任务，但将出使行程中所见所闻归朝后向皇帝奏报。忽必烈本人就喜欢听有关各地的有趣报告。马可波罗到了中国以后，逐渐熟悉了东方的风俗和语言，就承担过相应的奉使任务。尤为难得的是，他善于揣测大汗的嗜好，知晓大汗喜欢听闻之事：马可慎重执行他的使命，因为他从前屡见使臣出使世界各地，归来时仅知报告其奉使之事，大汗责备他们说：“我很喜欢知道各地的人情风俗，乃汝辈皆一无所知。”大汗既喜闻异事，所以马可在往来途中注意各地之事，以便好归向大汗言之。[93]从中可见，皇帝经常派出这类考察风俗的使臣。实际上，对于久居宫禁，除两都巡幸之外很少外出的元代皇帝来说，派遣亲信人员充任使臣于外考察，是一条了解外界真实情况的有效途径。正如虞集所说：“古者君遣使臣，驰驱原隰，则必有所询度而归报者矣。明目达聪，无间远迩，居九重之上，而周知万里之外者，用此道也。”[94]元代疆域辽阔，号称：“国家地广人众，古所未有。”[95]皇帝更是多派使臣以为耳目，以补皇权之鞭长莫及。使臣，尤其是自己的亲信、心腹归来的奏报，皇帝是非常重视的。在皇帝眼中，这甚至比日常朝臣们的奏报更为可信。使臣能够根据自己的出使经历，在皇帝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不同程度地对最高决策造成影响。就连僻远如吐蕃之地，也深深知晓其中的利害：“若有对金字使者不敬，彼必进危害之言；若恭敬承事，彼亦能护佑之。若不听从金字使者之言，补救甚难。”[96]由此看来，使臣的奏报对朝廷的最高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有时，皇帝也会因此受到使臣的蒙蔽。如上文提到的文宗因使臣之言要诛杀江浙行省大臣，自当认为在皇帝新即位，政局不稳的情况下，“乃以使臣一言杀行省大臣”极为不妥。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况江浙豪奢之地，使臣或不得厌其所需，则造言以陷之耳。”[97]第三，元代多元民族文化的并存，是使臣强势介入的客观需要。在蒙元帝国境内，生活着蒙古、畏兀儿、契丹、女真、汉等多个民族有多个民族，比如汉族、畏兀儿族有自己成熟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承。相应地，元帝国境内存在着蒙、汉、回回等多种文字。“元朝行移文字，其正书则自前而后，蒙古书则自后而前，畏兀儿字则横书……”，[98]当时文字的多样性由此可见。要象秦汉那样“书同文，车同轨”，在当时还是一种奢望。要达成多元族际间的交流与沟通，难度是相当大的。政府机构的正常运作有赖于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信息交流、传递和反馈。但各级官府中的官员，杂有蒙古、色目等多种民族，素质参差不齐，文化（尤其是文字）的歧异成为影响正常沟通的主要阻碍。很多蒙古长官看不懂汉文文书，在政府中把持重要职位的色目人也有类似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依靠译史、通事一类翻译人员的转译外，还需要传达领域的使臣的介入。实际上，很多使臣本身就通晓蒙古、汉语等多种语言，特别是很多汉人乐意学习蒙古语，在与蒙古贵族交流时不存在语言障碍。皇帝使臣促进了族际间的交流与沟通，有利于政令的传达和统治的加强。对于元代皇帝使臣的评价。积极作用如：专事专办，责任明确，提高了政府机构的行政效率。尤其是在重大紧急事务的应对上，遣使更是灵活有效得多。但弊端也很明显：以多种手段干预政务，就会让下级官府无所适从，穷于应付，这对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行是一种侵蚀和毒害。使臣的素质也参差不齐，既被授予很大的权力，又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等不法行为自然难以避免，极大地败坏了官场风气。四、
      余论在以上对元代使臣的演变、使命、特征等进行了考察，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元代使臣所处的历史阶段。但其皇帝使臣中国古代皇帝使臣渊源甚早。自皇帝制度建立之后，皇帝使臣就相应出现了。秦汉时期，皇帝经常派出使者向官员传达旨意、观察治绩、探察民情等，并持有节、符、玺书等信物，在国家权力运作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使者依照皇帝的旨意办事，执行多种不同的使命，成为皇帝加强个人统治的工具。[99]唐宋变革以来，皇帝使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00]集权制下的皇帝，正是通过钦差使臣，把皇权的触角深入到中央、地方各机构及其行政环节。如南宋宣谕使作为皇帝的使者，代表皇帝在帝国之内行使职责，所谓“凡其所临，如朕亲幸。”[101]其职责极为广泛，起到了稳定统治以及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作用，并出现了职官差遣使职化，使者职官化的趋势。[102]另外，辽、金等少数民族王朝也出现了权力很大的皇帝使臣。如辽王朝派往女真的使者，身佩金牌，称为“银牌天使”，向女真部落大肆勒索海东青、北珠、人参等贡品。金朝皇帝派使者劝农、签军、采访风俗等等，且赋予他们较大的权力。即在元之前的宋辽金时代，无论南北王朝，都出现了皇权加强的趋向，而皇帝使臣在其中助力颇多。故元代皇帝使臣作为皇权的得力工具，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并非偶然。加之元朝皇帝兼有蒙古大汗的双重身份，将全体臣民视作自己的奴仆，皇帝与使臣之间存在明显的主从关系，这无疑也有利于专制皇权的加强。元代皇帝派遣使臣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与中原王朝相比，始终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制度，自隋唐以来，由临时差遣的使臣向固定的使职转化的情况在元代并没有出现。明清两代的使臣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使者职官化的趋势重新出现，清代不再有“遣使”之称，内部经办事务的人员以“差”的面貌出现等，但皇帝使臣作为加强专制皇权的一项重要工具，似乎构成了一条明显的线索。明清皇帝依然频繁派出使臣，干预国家统治。如明代，“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103]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元的影响。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凡有皇帝，即有使者；使者之现象为专制皇权之延伸所产生，使者之现象可谓与皇帝制度同时存在。亦可以说，使者为皇朝时期政治制度之最重要特征之一，亦是皇帝制度下政治之最重要特征之一。”[104]从这个角度来说，元代是中国古代皇权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皇帝使臣也是维护专制皇权的需要。只是在元明之际社会变动的大背景下，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了。[105]
      （兰州大学
      苗冬）[①]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十五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张帆：《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论金元皇朝与贵族政治》，载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编：《北大史学》第八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周良霄：《元代的皇权和相权》，载萧启庆主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屈文军：《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萧启庆：《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载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②]《蒙古秘史》，余大钧译注，第53节，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③]《蒙古秘史》，第126节。[④]《蒙古秘史》，第133节。[⑤][德]傅海波等：《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79页。[⑥]《蒙古秘史》，第124节。[⑦]详见余元盦：《元秘史远箭近箭官号新释》，载《西北民族文化研究丛刊》第一辑，上海，1949年5月。[⑧]杨志玖：《蒙古初期饮浑水功臣十九人考》，收入《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论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⑨]赵珙：《蒙鞑备录》，王国维笺证，收入《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4页。[⑩]“宣差”一词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元代以前即有“宣差”名号，大约是奉朝廷之命便宜行事之义。姚从吾认为，达鲁花赤初期的本义即是宣差，见氏著：《旧元史中达鲁花赤初期的本义为“宣差”说》，收入《姚从吾先生全集（五）—辽金元史论文（上）》，第438页。按南宋使臣的说法，“遣发临民者曰宣差”，凡是自大汗或国王处派来的使臣都被称作宣差。据此，“宣差”应是带有钦差身份，权宜办理相关事务的人员。其中，大汗使臣当为数不少。[11]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56页。[12]赵珙：《蒙鞑备录》，王国维笺证，第17页。[13][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1页。[14]《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第56页。[15]《元史》卷二《太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页，以下版本同。[16]《元史》卷三《宪宗纪》，第46页。[17][波斯]志费尼著，波伊勒英译，何高济汉译：《世界征服者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21页。[18]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四一，四部丛刊初编本。[19]以下分类仅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其实同一使命可能包含多个方面，如颁发赏赐的使臣，对于有功将领的赏赐带有政治意味，对高僧的赏赐则有宗教意味，但本文不再细分，仅列举其主要使命。[20]《元史》卷十六《世祖纪十三》，第353页。[21]《元史》卷一三一《忙兀台传》，第3188页。[22]《元史》卷二百零五《卢世荣传》，第4570页。[23]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24]《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第527页。[25]《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第363页。[26]《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第393页。[27]《元史》卷一七六《谢让传》，第4109页。[28]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一二《杭州路重建北门迎恩馆记》，四部丛刊本。[29]舩田善之：《元代开读诏旨考》，《成吉思汗与六盘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宁夏：2007年。[30]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05—311页。[31]《元史》卷一二六《廉希贤传》，第3097页。[32]《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第280页。[33]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四《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安庆武襄王神道碑》，四部丛刊本。对于派往汉文史籍中“西北诸王”，或四大汗国处的使臣，容在下文讨论。[34]《元史》卷六《世祖纪三》，第110页。[35]同恕：《榘庵集》卷九《封承直郎国子监丞李公墓志铭》，四库珍本。[36]戴良：《九灵山房文集》卷二九《项止堂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37]《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第394页。[38]《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铨法中》，第2061页。[39]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4《送陈景仁调官云南序》，四部丛刊初编本。[40]见李治安：《关于元代中后期的奉使宣抚》，收入《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及孟繁清：《评元顺帝至正初年的奉使宣抚》，《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41]《元史》卷八《世祖纪五》，第164页。[42]李治安：《元世祖朝钩考钱谷述论》，收入《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43]《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第584页。[44]尚衍斌：《元代舶商与海外交通》，《民族史研究》第三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45]《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第602页。[46]《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第3199页。[47]《元史》卷八《世祖纪五》，第147页。[48]《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第246页。[49]《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第293页。[50]《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第454页。[51]《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第501页。[52]《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第729页。[53]《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沙海昂注，党宝海新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7页。[54]揭傒斯：《揭傒斯全集》辑遗《潞阳郡公墓志铭略》，李梦生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60页。[55]《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第550页。[56]《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第3105页。[57]《元史》卷八《世祖纪五》，第160页。[58]《元史》卷一二八《阿里海牙传》，第3127页。[59]《元史》卷一三一《囊加歹传》，第3184—3185页。[60]《元史》卷八《世祖纪五》，第169页。[61]《元史》卷一百三十《阿鲁浑萨理传》，第3175页。[62]《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第543页。[63]马晓林：《蒙元时期岳镇海渎祭祀制度研究》，南开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64]王沂：《伊滨集》卷十九《祀中岳记》，四库全书本。[65]《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72页。[66]《元史》卷六《世祖纪三》，第118页。[67]《元史》卷九《世祖纪六》，第179页。[68]《元史》卷十六《世祖纪十三》，第353页。[69]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等译注：《萨迦世系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70]东亚地区宋元时代的关系尽管在宋代随着中国周边诸多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呈现出多样性，但在随后的元代，则面貌一变，东亚几乎所有的民族都经由各种途径进入元王朝的统治之下，成为被统治民族。从而元代的国际关系变质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言，成为元朝国内的政治问题。见衣川强：《围绕两宋王朝的国际关系——时代的俯瞰图》，收入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3页。[71]高荣盛：《关于蒙古征服动因及其“天下观“的思考》，收入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十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72]杉山正明：《遊牧民から見な世界史》，日本日經ビジネス人文庫2003年。[73]《元史》卷十《世祖纪七》，第206页，第218页。[74]《元史》卷210《外夷三》，第4664页。[75]毛德传：《元国信使一山一宁东渡述略》，《南开史学》1982年第2期。[76]自塔剌思会议之后，以海都为代表的西北诸王走上独立的道路，占据了西亚、中亚及欧洲的广大地区，形成了多个汗国。故他们（或四大汗国）与元廷的关系呈现出特殊的情况。[77]《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第3073页。[78]《元史》卷一三四《铁连传》，第3248页。[79]《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第500页。[80]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拜住元帅出使事实》，四部丛刊本。[81]《元史》卷三十《泰定帝纪》，第673页。[82]《马可波罗行纪》，第55页。[83]杨载：《赵孟頫行状》，《松雪斋文集》附录，四部丛刊本。[84]《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第3095页。[85]刘岳申：《申斋集》卷13《文丞相传》，北京图书馆钞本。[86]参见拙作：《元代怯薛遣使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87]《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第3091页。[88]《元史》卷一四三《自当传》，第3418页。[89]《元史》卷一八六《归旸传》，第4269页。[90]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第234—236页。[91]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33页。[92]李治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93]《马可波罗行纪》，第55页。[94]虞集：《道园类稿》卷十九《司执中西游漫稿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95]《元史》卷二三《武宗二》，第516页。[96]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等译注：《萨迦世系史》，第104页。[97]《元史》卷一四三《自当传》，第3418页。[98]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3页。[99]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卷一“导论”。文津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文史哲大系202号。[100]宁志新：《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01]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卷229，绍兴三十一年六月辛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46页。[102]吴业国、张其凡：《南宋奉使宣谕制度研究》，《文史》2010年第一辑。[103]《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一》。[104]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第332页。[105]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