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和十三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沈昌伟忽必烈——尽管是来自内陆深处的草原皇帝，可是面对浩瀚无限的蓝色海洋，他踔厉风发地敞开了国门，对推动社会对外开放采取积极的态度，元世祖忽必烈的气魄和胸襟，不仅丝毫不亚于汉武唐宗，更是以后的明清诸帝无法相比的。1278年八月，大汗发布诏旨，“诸蕃国列属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10《世祖本纪》）这不仅是招徕海外蕃商与元朝“往来互市”的宣传书，也是鼓励元朝官民参与构建“蓝色梦想”的动员令。蒙元政府旗帜鲜明地施行对外开放，其中原因：一、政治上的世界意义。蒙古大汗“具有‘世界君主’的意识”，“他们在极为广袤的土地上普遍建立驿站制度，便利了中外交通。外交使者、商人和传教士都得到旅途的安全保障和礼遇，他们的络绎不绝的此来彼往，沟通了中外关系------蒙元统治者还不时把目光远远地投向西欧，虽然未能君临彼土，也不断保持联系，来则‘嘉其远来’，去则有所企求。这样恢廓的政治气度是中国历代帝王都难以比拟的。”二、经济上的重商倾向。元王朝“坚持鼓励商业活动的政策。从大汗本人起，蒙古贵族几乎都热衷于从商业活动中赢取厚利。他们自己不会经商，而是把国库或个人的本银交给翰脱（Ortog，源自突厥语Ortaq，意为伙伴、商人；现代蒙语意为价值、价格——笔者）——中亚伊斯兰商人来经营，他们分享利润。翰脱是由政府管理和控制的，在旅行、住宿等方面得到政府的保护，形成了元代特殊的商人集团------翰脱的商业活动范围极广，在国内渗透到西藏这样的边地，在国外伸展到伊利汗国和印度。------通过翰脱的活动，元代中国的商业金融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国际性的。”三、文化上的兼容并纳。“蒙元在文化上的兼容并纳首先表现于它的宗教政策。”蒙古朝廷“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这就从总体上、从传统上打破了汉、唐、宋等历代大王朝‘独尊儒术’的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的，因为儒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它对于其他文化的排斥力就削弱了。”（见黄时鉴《元代的对外政策与中外文化交流》）。一、元朝海上丝绸之路的伟绩和杰出航海家1258年，曾为“海上丝绸之路”劲旅的西亚阿拔斯王朝，被旭烈兀率领的元朝西征军推翻，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帆船队宣告衰败，元朝商船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获得空前机遇，元海外活动的范围也远远超过了前代。这其中，亦黑迷失、杨廷壁和杨氏家族可为元代远洋航海家的杰出代表。（一）亦黑迷失四下南海据《元史》卷131亦黑迷失传记载，亦黑迷失是元朝杰出的远洋航海家、外交家兼水军将领，除率水师攻打过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南巫里（今苏门答腊岛中部）、苏木都剌（今苏门答腊岛中部以外部分）、不鲁不都、八剌等岛国外，还率官方贸易船队四次奉旨出航南亚。亦黑迷失精于船艺，1272年，亦黑迷失第一次出使印度马拉巴海岸的八罗勃国前，监吏察看了船队整体情况。元朝《松乡先生文集》（任士林著）卷四记载元远洋船：“舶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长年顿指南车坐浮庋上，百夫见鼓番休整，如官府令。碇必良，纤必精，载必异国绝产。”监吏检视船底舱桅座的稳固程度，桅杆的材质是否坚实且垂直竖起，桅杆是否支撑得住船帆、横杆和吊杆的重量；监吏查看船上罗盘针的精密度，测试指南车在船只摇摆情况下的指向误差，以换算成精准的航向，元朝的船用指南针盘已刻有精确的航向方位，如元朝《真腊风土记》（周大观著）就记录了：“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航向202.5°）…到占城”，“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航向232.5°），过昆仑洋入港”。监吏还勘验船舵状况，元朝远洋船舵多在船尾，近海时用正舵，而进入深海后，则“从上插下二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徐兢著）），一正舵二副舵同时使用，“随水深浅更易”。监吏检看锚碇质量，以免“铁质船锚也难以抛抓”（元初《海道经》）的情况出现；监吏还检看锚绳的结实程度，防止水流过急情况下断缆或走锚。元时远洋锚碇分重量大的石碇与泥沙底质用的木，以便靠重力或抓力抛锚靠岸。亦黑迷失率船队到达八罗勃国，完成外交使命，并接受和购买了大量异国珍稀财宝，“以珍宝奉表来朝”（《元史》卷131），历时两年于1274年返回中国，得到忽必烈“金虎符”的赏赐。1275年，亦黑迷失属下的监吏再次查勘船队情况后，元船队第二次出使印度八罗勃国，这年，该国国师随亦黑迷失船队回到中国，就政经与宗教问题和元高层展开了交流。亦黑迷失因精于船务，1277年升迁为兵部侍郎，主抓水军作战。1284和1287年亦黑迷失又奉旨率船队分别前往斯里兰卡的僧珈剌国和印度的马八儿国，这两次出行前，监吏都察验了远洋船队的船只状况。当时中国的四桅远洋海船风靡南洋与印度洋一带。监吏主要察视主船桅的安装位置是否准确，若位置出现偏差，遇到暗流，船就会左右不停摇摆；监吏还察视副船桅的安置位置是否固定牢靠，避免船上所有蓬帆张开后桅杆因承重过大而折断或塌斜。1294年，作为水军统帅之一的亦黑迷失，率船队远征位于苏门答腊东南的爪哇国，忽必烈将船务和船况检勘的一切“海道事付亦黑迷失”，可见亦黑迷失很精通船术业务。恰逢忽必烈去世，远征水军随即撤军，亦黑迷失回国后家资没收1/3，后来“复还之”。另两位将军则都被杖打17，家资没收1/3。亦黑迷失“告老家居”。去世后，元朝第四任皇帝孛儿只斤“念其屡使绝域”，四次率船队出使南洋，而被“诏封吴国公”（以上见《元史》卷131）。（二）杨廷壁出使具蓝
      继亦黑迷失访问印度半岛的八罗孛国、马八儿国和僧珈剌国（今斯里兰卡）后，这几个国家纷纷“奉表称藩”（《元史》卷210），但印度半岛的一个重要国家俱兰国未有回应，这使得忽必烈很不高兴。于是，1279年底，忽必烈派广东招讨使杨廷壁出使俱兰国。1280年杨到达俱兰，国王表示来年再遣使通交，杨廷壁带着俱兰国书回元。1281年1月，杨廷壁与哈撒儿海牙再次奉命乘坐使船从泉州出发，去往俱兰国。出发前，杨廷壁命船上部领郑震等人检看船只准备情况。元朝海船不仅大而坚，在船舶上的人员也有严密的组织和分工，每条船上有纲首、直库、杂事、部领、火长、舵工、梢工、碇手、亚班等分工，分掌航海职责。郑震因精于船艺，负责船体安全与维护的部领工作。郑震察看船舱上方的舱顶及四周的防水效果，缝隙处要进行捻逢处理，船板间捻逢用的麻绳，按照工序紧密均匀塞入缝隙；察看船体的耐风浪强度，检视船侧和船底的密封情况，船首和船尾的结构等方面出现问题，必须马上返工整改，限期完工。4月，使船到达僧珈剌国海岸时遇季风转向，“舟人郑震等以阻风乏粮”（《元史》卷210），改向到马八儿国，然后走陆路进入俱兰国，但因这一地区战火纷纭，几次商议无果，杨廷壁与哈撒儿海牙只好按原路回国。1281年11月，忽必烈第三次派杨廷壁一人率使团携国书远洋前往俱兰国。临行前，舟人部领郑震等再次奉杨廷壁之命，查看了船体现况。郑震主要察看船体水线下部分的船底木梁和木板磨损情况，检视船舵、锚碇、橹、桨等水中附属装置等，水中附属装置与船体连接处之间隙应予密封严实，以免船体渗入海水。针对船橹浸泡受损情况，郑震对船橹进行了修补。郑震还察看了船舱内情况，对一些较薄的船壁进行了加厚处理。经郑震等舟人的检勘与修补后，船体状况良好。杨廷壁率使团远航俱兰，1282年2月到达俱兰，受到俱兰国王的迎接：“国主及其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周边国家也纷纷派宰相等重臣到俱兰国与杨廷壁签订建交国书。杨廷壁完成外交使命后，率使团返航，途中，郑震发现船况异常，船体有渗漏水现象发生，报知杨廷壁。船队停泊于尼科巴群岛中的那旺国，杨廷壁和郑震彻查了船壳与船舱情况：木质出现稍许腐蚀情况，需要修补或更换；查勘船板结合点的燕尾榫、直通榫、斜榫、子母榫、半隐蔽榫和隐蔽榫等的接合紧密状况，榫卯孔眼是否有缝隙，是否有不安全的船用设备没有固定好，是否能尽快漏排掉船上的渗漏水等。
      船只检勘后，郑震等人在岸边对船体进行了修补。期间，杨廷壁还率使团参拜了该国国王，并与那旺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愿纳岁币，遣使入觐”。1283年，杨廷壁率使团顺利回国。至1286年，在杨廷壁与亦黑迷失的多次远洋出使影响下，南洋与东非的10个国家先后与元朝建立了外交关系（详细名单见《元史》卷210）。（三）杨氏航海世家远航贸易方面，浙江澉浦的杨氏家族在元朝赫赫有名。最初，杨发掌管元朝的庆元、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后在家乡修筑船场造大船，并进行航海贸易，成为一代海商巨富。《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浙江澉浦港“(离杭)二十五英里…城有极良的港口，有很多很大的船，从印度及别的地方，装载巨量的贵货物来到这港…”，可为证明。在船场造大船时，杨发考虑到木船远洋航行时受外应力的影响，要求船体有三层外壳，每层45－85毫米，提出了船壳板必须用坚硬的上等木材如杉木、樟木等制作，因为这些木料具备耐碰、防水、防火、防虫和不变形等特点，杨发还要求水密隔舱封闭性能一定要好。大船造好后，杨发派人进行新船验收，但见这些海船呈V自型，三层船壳板若遭海水腐蚀，还可以修补最外面的一层木板，船体在水中航行稳定性能良好，能支持大面积的风帆，可借风长途航行。杨发的贸易船队“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积累了巨大家财。在杨氏家族的影响下，当地小民争相仿效，以海为业，修船造船成风，海运业十分发达。海外贸易和与航海有关各业的发展，也成就了元初澉浦港的一代繁华。杨发去世后，其子杨梓继承了父亲的船队，主要从事对日本和高丽等国的海上贸易。忽必烈虽然对日本两次用兵，但从没有禁止过与日本的民间贸易。杨梓有时会登船查勘船只现状，针对船况，提出一些船体和船用装备设计方面的改进和保养内容。杨梓查勘船况外，还验察船上货物的质量与数量。当时出口日本的货物主要是丝绸制品，此外还有瓷器、茶叶和工艺品等。元初远洋船队归属个人，由个人贸易，国家只管收税。杨梓除有大量私家船只外，还因熟悉海路和东南亚风情，任爪哇宣慰司官，随大臣伊克穆苏负责军事导航，前往招谕，归来后受封为安抚总司。1311年因“澉浦杨家等有舟，且深知漕事”，杨梓再次升迁为海道运粮都漕万户。杨梓之子杨枢（1283～1331），字伯机。1301年，他承包了泉州致用院的官本船，出海经商贸易。泉州致用院是元代中期的沙不丁（元另一著名航海家）主持的“规运”官钱出海贸易的机构。负责泉府司和市舶司的沙不丁，先后管理海外贸易二三十年，拥有可与澉浦杨氏相比的庞大私家船队。远航西洋前，杨枢查勘了致用院官本船的船况。致用院官本船，是由政府承包给个人的贸易商船。致用院的远洋船买卖利润由国家和个人7:3分成。致用院是元朝1285年设立的，意欲禁海期间由政府垄断海上贸易（《元史》卷94《食货志三·市舶》）。杨枢认为致用院的官本船质量比不上他们家族的海船：船外壳和船底都只有两层杉木板，水密隔舱的间数也只有七八间，密封性能也不是十分好，长约二十几米的四桅杆间隔距离偏近。杨枢自费请船匠对船只进行了密封修补，并将头桅杆位置向船首挪移了十数尺，使主桅杆与邻近桅杆间有足够的扬帆空间。杨枢率远洋船行至西洋，适遇波斯王派遣使臣那怀数人欲去元国“来贡珍物”（《元史》卷21），遂载那怀等一同来朝。1303年，杨枢与那怀平安到达中国，那怀等人去京城觐见了天子。1304年，那怀因为念及杨枢海船之稳定与远洋途中高超的驾驶技术，请求元朝廷还由杨枢率船队护送他们一行回国。元文宗图帖睦尔早知杨枢精于船事，因此当即同意，并加封杨枢为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杨枢开始了第二次远洋波斯航行，鉴于致用院的官本船比不上杨氏家族的海船，因此杨枢决定海船和一切旅途费用都由己出，船只、船上装备与后勤保障一切自备，“凡舟楫、粮、器物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黄《海运千户杨枢墓志铭》）。临行前，杨枢查勘了船况。杨枢发现一些远洋时容易忽视的问题：如船尾部的舵承座与舵桨装置还需要加固安装，以免遇大浪时舵承座损坏或舵杆磨损折断情况发生；系锚碇的绳索应划上刻度，一旦怀疑驶入浅滩，可以放下锚碇的绳索测量船底下的水深；各舱都应配备锣号、水桶及刀斧等防火防灾器材，以保证紧急情况时船体及船上人员的基本安全。船况验查好后，杨枢带领自己家族的船匠，对船体及船上装备进行了检修与维护工作。等到1304年冬，季风转向海流西漂时，杨枢的远洋船顺流启程了。杨枢以官员身份护送西域使臣那怀一行经历许多艰险，风暴一再阻碍行程，1307年才到达忽鲁模斯港，今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道。杨枢把那怀顺利送回波斯国，受到波斯国王的隆重礼遇与回谢。一路上，杨枢还多次与别国进行了海外贸易，为元朝贡献了巨大的税收利益，也为他们杨氏家族敛取了丰厚的财富。1308年杨枢回国，受到元武宗的召见。1329年，杨枢率船由海道运漕粮抵直沽（天津）仓，旧病复发，1331年病卒于杭州私廨。朝廷当时升迁杨枢为海运千户，旨达时，杨枢已卒，葬于泊鲁山（《海运千户杨枢墓志铭》）。二、元世祖重用蒲寿庚经营泉州海关和海上贸易（一）重用海上贸易奇才蒲寿庚泉州在元朝长期保持中国和世界第一大商港的地位，与忽必烈在灭宋前后积极招降、重用阿拉伯商人后裔蒲寿庚有很大的关系，史称“蒲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番帕利者三十年”(《宋史•瀛国公本纪》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条)。蒲氏家族随着全国海外商贸中心由广州向泉州转移的形势，及时由广州迁到泉州，长期垄断经营香料生意而大富，后又因助官兵击退海寇而被南宋授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制置使，统领海防兵事和民政，成为官商合一的巨头，1276年底，南宋灭亡已成定局，尽管南宋又加封他为闽广招抚史兼主市舶，他不愿再为南宋卖命，再拒元朝招降，加上与南宋重臣张世杰交恶，审时度势，在泉州地方势力支持下，献城降元，并在抗击张世杰围城时，坚决镇压了泉州城内宋氏宗室的叛乱。蒲寿庚降元后，以所拥有的海舶交元军进攻残余宋师。元军将领董文炳率部抵泉时，擅解所佩金虎符赠蒲寿庚，此举事后得到元世祖的嘉许。元廷授蒲寿庚为昭勇大将军、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广东市舶。（据杨清江、陈苍松《福建市舶司人物录》考证，蒲寿庚在元·至元十三年也只做了一年市舶提举，第二年即至元十四年换为忙古带）。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朝于泉州设市舶司。四月，董文炳谒见元世祖时说：“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指南宋残余势力），诱诸蛮臣服。”这正是元朝统治者重用蒲寿庚之用意。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蒲寿庚任镇国上将军、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因张世杰回师围城，没有赴任）。至元十五年（1278年）三月，蒲寿庚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八月，蒲寿庚任福建行省中书左丞，“镇抚濒海诸郡”。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蒲寿庚的舟师奉旨配合元军主力进击广东，“会追二王”，张世杰遗于崖山，幼主祥兴帝赴海死，宋亡。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蒲寿庚任江淮等处行省中书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蒲寿庚对那些虽然怀旧但没有参与抗元斗争的宋朝故臣颇注意笼络。如推举原吉安知州庄弥邵、原刑部郎中庄弥大分别为肇庆路治中和广州路治中；对那些因故幸免的宋室宗子后来也不再追究，甚至还授录为官。这种策略对稳定局势、巩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蒲寿庚於宋元转变之际，显赫一時，其子孙在元朝，亦颇得志。按蒲寿庚三子：师文（参见《泉州人名录·蒲师文》）、师斯、均文。师文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尝兼任提举福建道市舶，且以功袭职，官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师斯子崇谟，官至行省平章政事。蒲寿庚在宋元鼎革之际，导元倾宋，叛宋仕元，主观上是为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客观上使泉州港得以幸免战争创伤。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福建左丞蒲寿庚上奏元廷：“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朝廷下令停止建造。元代泉州港在元军占领泉州的第二年就开港，进而达到极盛，这有蒲寿庚的一份功劳。蒲寿庚对元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世祖诏唆都、蒲寿庚：“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皆有义慕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朕意，或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十》）。并任命唆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镇抚濒海诸郡”。元世祖把招谕南海诸国的重任委寄予唆都和蒲寿庚。但唆都昧于海外交通和南海风物，主要得靠蒲氏。秉承元世祖旨意，福建行省派遣蒲寿庚长子、正奉大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慰使蒲师文和蒲寿庚亲信孙胜夫、尤永贤等人“通道外国，抚宣诸夷”。此后，元朝政府几次重大的招谕活动都从泉州港启航，且主要由泉州当局负责，并有蒲氏亲信参加。尽管蒲寿庚没有亲自出使，但起了筹划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如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蒲师文等人的出使，借助了蒲寿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的影响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打开了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的新局面。又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又派蒲寿庚部下尤永贤招谕南毗国，“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来华，其他国家（地区）的使者和商人也相继而至。通过招谕活动，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蒸蒸日上，在元代出现了鼎盛的局面，跃居为世界大港，以“刺桐港”之称名扬四海。蒲寿庚同时代人庄弥邵这样描述泉州港的盛况：“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所以重其镇也。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泉州府志·卷十一》）。72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泉州，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胡椒进口量乃百倍于亚历山大港。”马可波罗以及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都盛赞泉州港与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蒲寿庚的另一贡献是促成元世祖忽必烈对妈祖的加封。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世祖“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这与元朝急于恢复海外贸易和元·舟师击灭南宋残部有关，这是应蒲寿庚奏封而决定的。以后元世祖于1281年再次册封妈祖为“天妃”，提高神格，赐金修庙。元代与中国交往的海外国家和地区，见于文献的就有220个左右，数量上是南宋《诸蕃志》的4倍多。元人还对中国以南海域作了“西洋”和“东洋”的划分。这是海外地理知识的进步。元朝还在宋的市帕司制度上制定了“元丰市帕条”，加强了朝廷对外贸的科学管理，对以后影响很大。元政府还制定了“至元法则”和“延佑法则”，相对于“元丰市舶条”来说，前者是全国一律的系统规定，侧重于商船管理、商品管理和征税、中外商人使者管理与限制等方方面面。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大德南海志》记载元代主要进口商品是：包括象牙、犀角等在内的宝物，各种布匹，沉香、檀香等香货，不同种类的珍贵药物，木材，皮货，牛蹄角，杂物，共八大类。（二）留传宝贵的中国海航历史文献”与蒙元当时通商的国家计有:三岛、民多郎、真腊、无枝拔、丹马令、日丽、麻里鲁、彭亨、吉兰丹、丁家卢、八都马、尖山、苏禄、班卒儿、文老古、灵山、花面国、下里、麻那里、沙里八丹、土塔、忽厮离、假里马打、古里佛、放拜、万年港、天堂、忽鲁模斯等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范围并不亚于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元朝的航海还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忽必烈死后的第二年（1296年）浙江温州人周达观奉命随使团赴真腊（今柬埔寨）访问，于1297年回国，根据亲身经历著《真腊风土记》一书，该书真实记录柬埔寨13世纪末各方面事物，成为现今弥补柬埔寨历史文字记载过少的最重要珍贵历史文献，（尤其是故都吴哥部分），被柬埔寨人塑像纪念。该书还记载真腊当时已有不少中国侨民，他们之中不少是水手，说明中国航海南洋当时已较为普遍。中国商人汪大渊，航海远至埃及，著有《岛夷志略》一书。汪大渊是江西南昌人，1330年（忽必烈死后36年）至1334年，他海航印度洋区域（西洋），最远到达东非海岸，1337年至1339年海航东南亚（南洋）各国，《岛夷志略》就是根据这两次旅行所写成的，其中所提到外国地名达200多个，并以“西洋”、“东洋”新理念分述各地亲见的山川、习俗、景观、物产、贸易、趣闻等，为他人航海和贸易提供了丰富的经验。60年后，明朝郑和下西洋基本沿习了他的航海路线。汪大渊的海航游历之广，不仅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岛夷志略》成为现今研究13世纪元朝与亚非地区海外关系的重要历史资料。三、海上丝绸之路与禁海元朝由于连年对外海战的失败，因而先后进行了五次禁海。第一次“海禁”发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初。第二次海禁从公元1292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1294（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这两次都发生在忽必烈执政时期。第三次海禁公元1303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1308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四次海禁从公元1311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1314年（仁宗延枯元年）止。第五次海禁从公元1320年（仁宗延佑七年）到公元1322年（英宗至治二年）结束。1322年复置泉州、广元（宁波）、广州市舶提举司，之后不再禁海，总禁海时间约十三年，并不多。明朝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第一个禁海令，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止海禁时止，期间接近两百年之久，这段时代，正值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大航海的时候。1557年葡萄牙人已经来到大明国
      门口，建立了澳门殖民地。清廷从顺治时到雍正时的四十年海禁（公元1655年—1684年，公元1717年—1728年）。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五次颁布禁海令，并於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曾大量学习西方科学，他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到了乾隆以后，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国为首的东方世界。从以上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在13世纪时期，元朝不仅是陆地的亚洲第一强国，而且是海上亚非第一强国，虽然元对日和爪哇海战惨败，但海航和海上贸易以及海道运粮都很成功，虽也曾搞过海禁，但并不多，可与明朝并称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光辉鼎盛时期。这一切与忽必烈作为雄才大略的元世祖重视国家海域治理和海外贸易，重用蒲寿庚，亦黑迷失那样熟悉海外交通、国情和贸易的人才，采取积极鼓励对外开放，进行海上贸易和外交的国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历史还证明，采取消极的海禁政策，不仅无助于解决海上弱国的受欺问题，而且会积弱加剧，有亡国的危险，只有积极开放应对，化挑战为机遇，在实践中学习成长，才能变弱为强。联系方式：13848178981单
      位：呼市市委政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