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包和蒙古包文化对世界建筑文化的贡献满都麦（蒙古族）著距今四千年左右栖息于蒙古高原上的先民，开始驯服某些野生动物为家畜，并且由原始狩猎生活转化为规模化的游牧生活。与此同时，以蒙古源流匈奴先民为首的部族率先跃上了马背，使得人类智慧与骏马的速度默契配合，形成了所向披靡的动力，开启了人类文明之先河。这一历史性的飞跃发展，使北方民族彼此拉近了空间，拓展了胸怀大草原的视野，也开启了草原畜牧业经济长足发展的契机。
      由此，在广袤草原上出现了两种建筑物的雏形，即固定性宗教活动场所——敖包祭坛，以及伴随游牧移动的住宅——穹庐（蒙古包原型）。随着游牧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原始草原文化理念的这两种建筑物循序渐进、源远流长。由于自然环境和畜牧业经济及其宗教文化的统一性，这两种建筑物的外观造型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宛若孪生姐妹那样，始终保持着如影相随的共同特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两种建筑物的造型款式，以及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使命象征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直至十三世纪，二者分别从当初简陋的圆锥体石堆和窝棚现状发展成外部造型相似、文化象征多元、寄情寓意多彩的敖包和蒙古包。然而，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从古至今，这种由草原游牧文明孕育而生的建筑风格及其文化理念，一直都在广泛影响着世界建筑文化领域。那么，这种文化现象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为何能够影响世界建筑文化领域?欲阐释这一文化现象，需从历史悠久的游牧文明和延绵数千年统治草原民族的宗教文化说起。
      一北方民族从原始狩猎一时代开始，直至演绎为规模化的游牧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沧桑。借助自然绿色生态生存发展的畜牧业经济和崇尚自然的宗教文化优势，促使草原民族不断兴旺发达。曾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先后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你来我往称雄霸世的主要原因有两大要素：其一是，以牧为生的马背民族在漫长的生活实践和艰苦的生存环境下，充分认识和全面掌握了所处高原地域的自然属性——气候寒冷、降雨量少、覆盖地表的有机土层非常瘠薄，自然形成一公分厚的有机土壤，需要长达千百年的光合过程。所以，赖以生存的绿色生态来之不易，原生态生物链极其敏感而又脆弱，一旦被破坏，其自我修复能力极差，裸露的沙层随之风蚀，之后迅速沙化，必将导致大面积的草原牧场沦为荒漠。于是，他们很早就充分意识到生态植被的重要性。在这种生态资源极其脆弱的环境中，要想使畜牧业经济永续发展，唯有在采取频繁倒场、实施轮牧的手段之际，借畜群随地排泄的粪便，给植被注入有机活力。这样合理利用广袤的天然草场，不仅能够避免植被遭受过分践踏，而且使牧人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富庶美好的生存空间。正是这种自然与经济条件的局限性，使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自古就萌生了强烈的生态意识。由此，为了使人与自然永世完美和谐，逐水草而倒场游牧成为他们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唯一选择。数千年来，他们为了顺应自然、呵护生态，一年四季顶风雨冒霜雪、克服种种艰难困苦，一如既往地游牧于旷野天边。
      其二是，那由来已久的崇尚自然、敬畏生灵、感恩自然与亲近自然的宗教(起源为萨满教，后来演变为蒙古博教)信仰一统天下、一呼百应地左右着草原民众的心灵世界。正是这种崇尚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型宗教理念，持之以恒地引领着整个游牧社会，不断走向生态道德文明。这就是草原游牧文明形成的两大基本要素。
      当人类社会步入早期文明时，世界各地先民们互相之间没什么两样，他们普遍信奉崇尚自然、崇拜祖先的原始萨满教(祭司由女性演变为男女混合型)。然后，由于不同地域人类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文化的变迁进展，相继产生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旨教义有别的一些教派。不言而喻，先后另立门户的这些教派，都是从原始萨满教大本营中脱颖而出，除了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母体“基因”的某些元素之外，其教义宗旨普遍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变革。
      然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唯独生存在蒙占高原上的以蒙古利亚种族为核心的诸多游牧部族，依然坚定不移地恪守传承已久的萨满教阵营。由他们守望着这一人类最古老的宗教，并非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而是在历史更迭的进程中紧跟时代脉搏与时俱进，不断地创新、充实与完善。直至十二世纪中晚期，萨满教已经升华成为宗旨独特、仪轨别致、教义渊博，具有浓郁草原民族文化特征，完全适合于游牧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流动性蒙古博教”。由原始萨满教演变而来的蒙古博教尊奉泛神论，其宗旨为崇尚大自然——信奉长生天。他们认为：世上的万物都是使命各异的生灵，那智慧的万物生灵各司其职，在实现长生天旨意，由此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如此这般立体式的宇宙生态观，是博教思想的核心理念。正是这种以生态文明为基本理念的宗教思想，在不断规范游牧社会的人文伦理道德，使得生态文明的文化理念和元素，不仅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同时也渗入每个游牧人的血脉之中。正是这种生态文明高于一切的游牧经济模式，塑造了马背民族与生俱来的远见卓识和胸襟开阔、气质豁达、心底善良、不畏强敌的坚强秉性，并且形成了与众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面对大自然的审美道德观。
      蒙古博教对其信奉的长生天，有独到精辟的诠释：将无始无终、湛蓝永新、浩瀚无际的天宇世界划分为使命不一、神能各异的99重天，是由有名有传的55重父天和44重母天组合而成。其中还有神能出众、具有左右众天习性的13阿塔腾格里(妒忌之天)。而且空旷无际的99重天宇，是以上、中、下三维空间存在。故此，由层面不同、本能各异的众天组合而成的长生天，有“威猛无穷之神力”，不仅拥有护佑万物生灵繁衍生息、绚丽多姿的海恩，同样也具有惩罚邪恶、毁灭世界的巨能。如此这般深奥奇妙的长生天学说包罗万象，尤其是对世界万物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关系，有充满哲理的科学性解读。其教义之经典是：世上的万物(包括所有静态和动态物种)都是鲜活灵动的生命个体，并以相互敬畏、互相依赖、默契配合的生存形式来维系生生不息的生命世界。二
      蒙古博教这种崇尚自然、敬畏长生天的文化载体，便是那遍布于草原每个角落的敖包群落。草原上的每座敖包都是人与大自然沟通心灵、祈求风调雨顺、草原安泰的平台。在伴随游牧生存的蒙古民族心目中，敖包是忠贞不渝、实践长生天旨意的神祗，对于任何积德行善或伤天害理的行为洞察秋毫，将因果报应不折不扣地逐一兑现。从古到今，在茫茫草原上敖包“神灵”遵循天旨惩恶扬善的真实故事层出不穷，千古流传。故此，在草原上傲然耸立的每座敖包，都是呵护自然、使生灵万物安然自在的守护神，默默目睹着人间沧桑，一丝不苟地铭记着时局的变迁。任何一座敖包，都是那方天地与人文历史的见证者。
      在藏传佛教取代草原本土博教之前，草原上的敖包祭祀活动一直都由敖包文化传承者——博教宗师来操作。每当敖包祭祀拉开序幕时，身着古式教服的大师便出场，一边古腔古调地吟诵感化天地的经咒，一边呜鼓跳跃施展震撼各方神灵的法术。首先，作法驱散弥漫于人间的邪恶晦气，召唤惠泽草原大地的阳光雨露；然后，进入天人合一的高潮，上苍神灵附体于施展法术的大师之时，大师便陷入迷惘狂妄极致的状态，开始与长生天诸尊进行沟通，禀报人间疾苦，奏请众生所望，祈福万物生灵天长地久逍遥自在。
      如此借助敖包“神祗”之神威，来奏请苍天赐福的祭祀情景神乎其神，往往当下就会出现霹雳闪电、倾盆大雨，或者是敖包上空光环闪烁、祥云笼罩，使得所有在场民众如梦如幻，对于神通广大的大师和神威通灵的敖包神祗敬佩不已。所有前来参拜的信徒通过对敖包的虔诚膜拜，在与天地万物神灵取得心灵上的沟通之际，倍加仰慕大自然，敬畏生命世界，人人都把维护游牧生存的经济模式看作是呵护生灵世界、和谐生态环境，使得子孙万代天长地久而义不容辞的天职。正是这种由来已久的敖包祭祀习俗，广泛凝聚人心，使游牧民族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感恩自然的立体式宇宙生态观得以发扬光大。
      如此这般承负深邃文化内涵和精神寄托的敖包，使得草原富饶美丽、生机盎然、万物生灵悠闲自得。所以，古老的自然崇拜——敖包信仰，是蒙古牧民世代崇尚的神圣图腾。随着游牧经济社会和宗教文化的繁荣发展，草原民众的精神欲望和审美追求日益丰富多彩，并且赋予心灵图腾——敖包的情感寓意和文化使命也趋于多元化，使敖包的神能魅力与灵动性能也在不断攀升。可以说，敖包是草原游牧文明的中枢神经，是孕育草原博大灿烂文化的渊薮。
      正因如此，在自然生态空间游牧生存的蒙古民族，血液里也流淌着与生俱来的宇宙生态观的文化元素，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他们一直认为苍天是穹庐形态，日月星辰以及旷野天地等诸多自然现象都是圆形结构，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于是，无论顺应自然，无论是任何发明创造之行为，都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伦理道德。自古以来，在广袤的蒙古高原上形成的所有敖包与蒙古包建筑，恰恰证实了这种思维模式和创意理念。因为，远古时期的萨满教认为：由众多层面组成的长生天，是以穹庐结构存在的，栖居于辽阔大地上的万物生灵，是由各个层面的天尊来恩护保佑的。为了避免厚此薄彼而力求圆满，在任何一处兴建的敖包和制造的蒙古包式建筑，都是完全统一的一个模式。
      到了蒙元时期，长期以来一尘不染的敖包的建筑造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改观。这是为了更加充分体现长生天以三维空间存在的理念，在原始的造型基础上，将敖包建筑普遍规范为“三阶式”重叠结构；并在敖包中央树起了桅杆，杆顶置有象征部族或氏族精神寄托之徽标，是以金属制作的苏鲁锭；两把交叉的宝剑耸立于苏鲁锭下侧；或者是用日月模型(也有木制的日月星辰或抽象的一颗圆球，这类避讳金属用以木制徽标的敖包，均属后来喇嘛教所建)。而且为了凸现对99重天体中神通广大的13阿塔腾格里的敬畏，凡属正宗规范化的敖包建筑，普遍由13(1大12小)座敖包为一体结构。在广袤草原各地，这种以13为一体结构的正宗敖包的布局形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诸如，有崇拜太阳神⊙造型，主体敖包居中，其余12座统一规格的小敖包围绕在光环弧线上；有主体敖包居中，12座一模一样的小敖包对称分布于“十”字架上；也有“一条龙”造型，主体敖包为龙首，其余12座小敖包等距排列在一条线上；还有主体大型敖包居中，向四方延伸的直线上各有渐趋缩小的13座微型敖包……使得古老的敖包建筑款式与布局结构，以及所承载的情感寓意和文化内涵，全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提起敖包文化来，不得不谈强行取代草原本土博教的藏传佛教。自16世纪藏传佛教传入蒙古草原之后，为赢得民心、站稳脚跟，首当其冲的切入点便是本土草原的敖包文化，将其佛教理念的“玛尼堆”文化，巧妙地与敖包文化融为一体。其实“玛尼堆”文化现象，正是佛教所保留的母体“基因”——萨满教文化元素。从其形式上看，佛教的“玛尼堆”与蒙古博教的敖包文化非常相似。但深究其理念，二者所承负的核心理念与文化使命并非一致，“玛尼堆”并不完全具备“敖包”之功能。然而，三四百年以来，草原上的敖包祭祀活动一律都由喇嘛来操纵。但是，由于两种宗教文化之历史渊源，直至今日在许多祭祀场合上，主持祭祀者与前来朝拜者彼此我行我素，温文尔雅的喇嘛坐在一旁吟诵的使牧民大众谁都听不懂的“玛尼堆”理念的藏经，而广大民众在另一旁依然遵循祖先传统理念，以其古老的习俗在祭拜长生天，与万物生灵取得心灵上的沟通。所以，蒙古民族由来已久崇尚与敬畏自然的敖包文化，仍然沿着自己的轨迹传承。
      三与此同时，随马背民族逐水草而居诞生的移动性蒙古包建筑，也和草原上的固定性建筑敖包彼此同步、与时俱进。由远古时期丛林中的窝棚形态，经过历史的推移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使蒙古包发展成为和谐自然的智慧结晶——人类世界绝无仅有的经典建筑。
      其顶端的陶脑(天窗)便活灵活现模拟了太阳形状，以其造型结构巧妙地呈现了多重文化寓意。支撑陶脑圆形框架的十字形主架标志着坎(北)、离(南)、震(东)、兑(西)，与主架夹角为45°辅助中心圆环的四条支架标志着乾(西北)、巽(东南)、坤(西南)、艮(东北)四面八方。由此，早在中古时期，就产生了八卦占卜术“陶脑珠日海”。蒙古包顶端的陶脑不仅是采光通风的天窗，也是时刻保持与长生天沟通的通道；以伞状结构支撑陶脑的乌尼杆儿(椽)，形象地显现了太阳辐射的光线，征兆室内老少时刻都被阳光抚育；支撑伞状乌尼杆的哈纳(张合性圆壁)预示着茂密的丛林，网格状哈纳的几何形菱孔，巧妙地构成了精美的吉祥图案，寓意着牧人世代都被安详吉兆所环绕；之外，蒙古包外壁拥有间距一致的三道围拢白色毡壁的黑色鬃毛扁绳“布斯鲁日”（腰带），它不仅是固定毡壁与建筑框架的缆绳，而是如同“三阶式”敖包结构那般，昭示着穹庐式天体以三维空间存在，使室内牧户永世都被四面八方各个层面的天尊光顾恩惠——体现着天地人和之理念。除此之外，蒙古包住宅还具备诸多绝无仅有的奇特功能，牧人不出门呆在屋里，依据天窗的双重“十”字框架，便可准确无误地辨别方位；根据从天窗照射进来的光线移动部位，分秒不差地得知具体时辰；而且住在屋里如同身居野外，对于风雨气象的变幻和南来北往的动静能够了如指掌。富有草原深广文化内涵和情感寓意的蒙古包建筑文化，是人与自然完美和谐的精辟缩影——袖珍世界之精髓。这种用材极少、结构巧妙、造诣精湛、雍容典雅、居住舒适、搭建容易、拆卸方便、搬运轻便，完全适合于游牧起居的穹庐式蒙古包建筑，是极具高科技含量的先进住宅。其取暖和煮饭始终以牛羊粪为燃料，蒙古包的搭建与搬迁起居，对于地表植被够不成短期难以复原的伤害。这种移动性蒙古包建筑的设计理念，是极其环保而低碳的，具有其它任何住宅难以具备的优越性：其受风阻力最小、抗震功能无与伦比、安全系数极高，古今中外所有高档豪宅都无法与此相提并论，是人类世界绝无仅有的精品佳构的理想住宅。其构建极具远见卓识，正如源远流长的蒙古族长调、呼麦和马头琴以其天籁般奇妙的韵律震撼世界那样，草原上源远流长的敖包和蒙古包建筑，是当之无愧的建筑文化之瑰宝。
      四远古时期的祭祀平台——以石头堆积而成的“敖包”，在欧亚大陆到处都有遗存痕迹。说明这种祭祀文化曾经属于整个人类，是人类步入早期文明时共有的文化现象。后来，随着世界性几大教派的出现，这种原始母本文化被其它形式所取代。然而，当人类历史的车轮转入十三世纪初叶时，信奉蒙古博教的成吉思汗，仰仗长生天赋予的“威猛无穷之神力”，以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叱咤风云，实现了欧亚大陆的空前统一，破解了神秘的世界谜团，拉近了人类的空间距离，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使得崇尚自然、敬畏苍天、感恩自然，并被赐予无穷智慧和力量的载体——敖包文化以及随行移动的毡帐(蒙古包)文化，以其神秘莫测的形象涌入了世人的视野。
      之后，随着四大汗国的形成，将博大精深的游牧文明和辉煌灿烂的草原文化贯穿于整个欧亚大陆的各个领域。然后，几大汗国的政权巩固之后，高踞统治上层的蒙古帝王为了长治久安，高瞻远瞩，先后放弃传承已久的蒙古博教信仰，而在皈依异乡本土宗教的过程中，将草原文化之精髓——敬畏自然的敖包文化与顺应自然的蒙古包文化等诸多经典元素，广泛地融于异国他乡的方方面面，使东西方文化实现了水乳般的交融与发展。
      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的许多建筑文化理念与建筑风格，不同程度地融入了蒙古草原的建筑文化因素。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在整个欧罗巴和亚细亚地区普遍存在，乃至在南北美洲和大洋洲也到处可见。世界性普遍流行的那些形态各异的穹庐顶式古典建筑，诸如清真寺的造型风格，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敖包与蒙古包建筑文化元素。据土耳其著名建筑学家——伊斯坦布尔建筑大学的萨尼教授解释：“由于古代蒙古伊尔汗国在伊朗建都，其文化对土耳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土耳其清真寺的穹庐式建筑中，可以看到蒙古人崇尚自然并对植物和动物的描绘。这种文化特色和建筑风格虽然在古代蒙古时期出现的，可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本土文化象征。”很显然，林立于世界各地的清真寺及其名声显赫的诸多古典建筑之建筑风格，与蒙古民族崇尚自然的文化载体敖包，以及呈现和谐亲近自然的蒙古包的建筑理念如出一辙。
      诚然，远隔重洋的美利坚合众国元首府邸白宫之造型极其微妙，它不仅完整体现了标志三维天体的蒙古包造型，而且也充分显现了“三阶式”结构的敖包建筑形态，这种建筑文化理念的产生绝不是什么巧合。另外，坐落于印度古都阿格的泰姬陵，是蒙古窝儿汗国时期(1631年)的建筑，其内外造型结构显然模拟了敖包和蒙古包形态，陵室中央穹窿式圆顶距地面62米高，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除此之外，林立于世界各地的那些古塔(三阶式、五阶式、九阶式或十三阶式)或塔式建筑物，分别都与景仰苍天、敬畏生灵、感恩自然、祈盼祥和的草原宗教文化一脉相承。甚至包括埃及的金字塔和古罗马的露天剧院……那些远古时期的建筑风格与设计理念以及文化内涵，显然是附着于蒙古博教或者是其前身萨满教文化根须上的产物。另外，世界多个国家的天文台建筑很蹊跷，尤其是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和美国的几大天文台建筑的造型风格，无法否认与蒙古包和敖包建筑文化理念毫不相干。
      在我国大江南北，属于来源于蒙古草原建筑理念和艺术风格的建筑物比比皆是。比如，世界最大祭天场所——北京的天坛，纯属蒙元时期博教理念的文化产物(不属于明朝始建)，在元代是专门为草原京城帝王及其黄金家族祭拜长生天修建的高档豪华型祭坛，是完全按照当时规范化的(三阶式)敖包造型风格与文化理念，仿照精致化的巨型“敖包”建筑的。在古都西安、洛阳、沈阳……等地遗存的诸多古建筑，分别程度不同地采纳了草原建筑风格。近年来，在我国境内陆续发现的历朝帝王陵墓，与欧亚各地林立的古代帝王（后妃）陵如印度泰姬陵极其相似，其墓室为穹庐式空间格局，以及陵墓上端穹庐式的享堂建筑之设计理念，显然受到了蒙古草原建筑文化的启示。
      正如西方一些人文历史学者们达成的共识：“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领域、国家版图、政治体系、哲学、科技、战争、商业、建筑、宗教、文化及艺术，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成吉思汗及其蒙古帝国的影响”。毋庸置疑，凡是优秀的文化均属人类共同的财富，这也恰恰佐证了草原游牧文明之博大精深。经久不衰的敖包和蒙古包建筑文化之魅力，始终在影响着世界建筑文化领域的繁荣与发展。
      2010年6月初稿2011年12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