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色目人与蒙古统治者关系之考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马娟
      色目人这一群体早在蒙古兴起之际就与蒙古统治者缔结了一种密切的关系，在蒙古人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中充当急先峰与向导；当蒙古人建立国家后，色目人又在疆域广袤的蒙古帝国境内帮助蒙古人实施对各地的统治。因此，不论从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与文化方面来说，色目人与蒙古统治者之间形成了互相倚重的关系，即蒙古人作为最高统治者为色目人提供施展其种种才能的历史空间与平台；而色目人则是维护蒙古人在各地统治的有力保障。当然，这种互为绮重是建立在以色目人无限忠诚的前提下的，不容丝毫僭越。这种关系一直贯穿于从大蒙古国建立至元朝灭亡的这段历史中。下面笔者根据《元史·列传》的相关记载来详细考察蒙元时代色目人与蒙古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力图揭示其实质以及变化，以此考察元代民族关系的一个侧面。一、早在成吉思汗还未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之前，就已与色目人有所接触，并在蒙古的对外征战中得其鼎力相助。1203年在与克烈部汪罕之战失利后，成吉思汗退至班朱泥河（今克鲁伦河）。据《蒙古秘史》记载，有一位从事皮毛贸易的回回商人阿三[1]恰在此饮其畜群，被成吉思汗威仪所吸引，弃其故业，加入到成吉思汗麾下。[2]当时成吉思汗处境艰难，粮草俱尽，煮野马食之。成吉思汗因此而叹曰：“使我克定大业，当时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3]从行者共19人，其中有一位名叫札八儿火者的回回人，以雄勇善骑射著称。在灭汪罕、平西域后，成吉思汗派遣他出使金朝，因金朝粗暴无礼而回。成吉思汗遂派军队征讨，行军途中受阻，问计于札八儿，札八儿出谋划策，且身先士卒，充当向导，破居庸关，迫使金人迁都汴州。事后，成吉思汗对左右近臣说：“朕之所以至此者，札八儿之功为多。”[4]以功赐之。
      阿三与札八儿火者等人可以说是最早服务于蒙古统治者并与之建立关系的一批色目人。关于阿三，史料记载不多，故其后事迹并不明了。与之相反，札八儿火者，作为同饮班朱泥河水者之一，以功受赐，长子阿里罕英勇善战，从宪宗伐蜀，任天下质子军兵马都元帅。次子明里察袭其“凉国公”封号。札八儿火者孙辈在朝中任职者颇多，[5]当是荫其功而得。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中，作为色目之一的汪古部人亦加入到其阵营中。灭亡克烈部后，摆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是势力强大、文化发达的乃蛮部。克烈部汪罕不甘失败，挑唆乃蛮部太阳汗与成吉思汗为敌。他们欲联合汪古部进攻成吉思汗。汪古部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将其谋告之于成吉思汗，双方约定共同攻击太阳罕，遂平乃蛮，是役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扫清了障碍。因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告密之功，成吉思汗命其镇汪古部，追封为“高唐王”。[6]
      上述色目人是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高原过程中与其结下密切关系的代表者。统一蒙古各部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开始了一系列对外征战：平金，灭西夏，西征，灭南宋，以及对东南诸国如交趾、缅甸、爪哇、马八儿国等的远征。在这一系列军事征服中，众多色目人参与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兀人察罕即是其中代表。察罕本名益德，被赐蒙古名曰“察罕”。他跟随成吉思汗参加了围攻金朝的野狐岭、白楼之战；又从成吉思汗西征不花剌、薛迷思干，后从征其故国西夏，伐宋，在灭亡南宋关键性的战役——襄阳之战中立有战功。[7]另如哈剌鲁人也罕的斤，其祖在成吉思汗西征之时率哈剌鲁军归降，从征回回诸国，又从睿宗征河西诸城。其父密立火者从太宗灭金，从宪宗攻蜀，皆有战功。也罕的斤在蒙古平南宋过程中亦立军功，此后征讨斡端、缅国。[8]
      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开始着手对南宋的战争。在持续四十多年的平宋过程中，除上面提到的察罕、也罕的斤外，相当一批色目人也在蒙古人发动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合剌鲁人铁迈赤在蒙古攻打鄂州时，因支援及时而立功；[9]另一哈剌鲁人哈剌歹精通海战，负责督造海船，与南宋水战中立功颇多；[10]钦察人完者都从征荆南，又攻襄阳，与宋将孙虎臣战，大败之；[11]康里人艾貌渡江征宋，助攻湖北；[12]畏兀人阿里海牙参加襄阳之战，招降宋将吕文焕，平南蛮之地；[13]唐兀人李恒参与襄樊之战，从元帅伯颜南下攻宋，立功尤多。
      [14]色目人为蒙古人统一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回报，蒙古统治者对这些色目功臣予以丰厚赏赐，以肯定其功。
      宪宗蒙哥在钓鱼山突然驾崩后，蒙古皇室展开了一场持续四年的皇位争夺战。在这场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中，色目人或为其出谋划策，或参与军事征讨，成为忽必烈最终战胜阿里不哥，登上皇位的有力保障之一。如畏兀人孟速思，闻宪宗崩，言于忽必烈曰：“神器不可久旷，太祖嫡系，唯王最长且贤，宜即皇帝位。”[15]另一畏兀人廉希宪不仅提醒忽必烈，而且还言简意赅地帮助分析了忽必烈即位之优势：“殿下太祖嫡孙，先皇母弟，前征云南，克期抚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才杰，悉从人望，子惠黎庶，率土归心。今先皇奄弃万国，神器无主，愿速还京，正大位以安天下。”[16]汪古人月合乃则以私财助忽必烈。[17]阿速人玉哇失从忽必烈亲征阿里不哥，因此立功。[18]除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皇位争夺战外，色目人还参与了其他蒙古皇室皇位争夺的战争。如成宗驾崩后，钦察人土土哈家族拥立武宗，康里人阿沙不花与其弟脱脱亦出力为多；[19]泰定帝之后，燕帖木儿拥立武宗之后图帖睦尔而反对倒剌沙等立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等。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建立元朝，三年，李壇据山东以叛。这对刚刚建立的政权威胁很大。忽必烈命诸王合必赤率军征讨。与此同时，北方蒙古诸王并不甘愿称臣，因此频频发动叛乱，为元朝初期国家的稳定带来很大的困扰与隐患，忽必烈被迫数次亲征。在征讨平定叛臣、叛王的军事行动中，色目人再次建功立业，为巩固蒙古皇室的统治，维护国家的安定与统一贡献殊多。
      至元十二年（1275），窝阔台之孙海都在西北发动叛乱。海都叛乱是蒙古西北诸王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叛乱，忽必烈在世时一直想彻底消灭海都势力，但未能如愿。成宗铁穆尔即位后，海都继续联合察合台系诸王挑战元王朝。忽必烈派皇太子北平王那木罕征讨，诸王脱脱木与昔里吉从行。至元十四年，诸王脱脱木与昔里吉背叛。钦察人土土哈率兵讨之，大败之。又与大将朵儿朵怀在海都进犯金山之时共同低御。至元二十六年（1289）土土哈再次从皇孙晋王征海都，在杭海之役中败之。三年之后又与海都战于金山，获其户三千余。[20]其子床兀儿在以后的叛王之乱中亦战功显赫。就在海都发动叛乱之时，叛王都哇等亦在西北之地发动骚乱，率兵围攻火州。高昌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之曾孙火赤哈儿的斤向元朝表示效忠，以其女归都哇而使之退兵。[21]海都、都哇之叛外，还有乃颜之乱，至元二十四年哈剌鲁人铁迈赤至、唐兀人也蒲甘卜之子昂阿秃、钦察人伯帖木儿从世祖征乃颜，而伊吾庐人塔本之孙阿台则献马五百匹以助平叛。[22]
      从大蒙古国开始到元朝前期，蒙古皇室进行了一系列对外征战，相当一批色目人参与其中，他们或从西征，或讨叛臣，或平叛王，或者加入蒙古皇室的海外战事中，以他们的军事才能与忠诚维护着蒙古的统治。元朝末期，蒙古统治者内部荒淫，争权夺立，致使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动摇着蒙古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其先辈，这些色目人的子孙后代继续效忠于蒙古皇室。在平定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为维护蒙古统治而的色目忠臣。后至元十一年（1351），河南农民起义，畏兀人察罕帖木儿于次年“奋义起义”，[23]转战南北，收复失地多处，以“平定四方为己责”。[24]唐兀人高智耀之孙纳麟在元末农民起义之中为守杭州出力尤多。[25]康里人斡罗思之后庆童在农民起义波及江浙之时，分兵克之。朝廷出兵的费用也多仰赖庆童。大明兵逼近京城，顺帝北遁，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辅之，后城破被杀。[26]还有一些色目人与元政权相存亡，在城破之后自杀而死，如康里人海蓝伯之后拜住，[27]著名唐兀文人余阙守安庆，城破自刎，妻子皆赴井而死。[28]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29]
      总之，蒙古人自崛起之初就与色目人发生了联系。在蒙古早期的军事征服中，色目人参与了蒙古西征、平定云南诸蛮部、南下灭宋、征讨叛臣、平定叛王之乱，略地海外，在元朝末年，色目人又投身于平息农民起义的战争中。可以说，在蒙元政权的军事征服中，色目人是一支中坚力量，他们处处保卫着蒙古皇室的利益，对于蒙古统治的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色目人还在蒙古历次皇位争夺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回报，蒙古统治者或给予色目人丰厚赏赐，或与之联姻，或授以官职，通过这些手段，蒙古人将色目人笼络至身边，使其能够效忠于蒙古皇室。笔者从《元史·列传》中共检得族属明确的色目传主一百一十六人，其中有四十六人是以军功家而留名史册的，几占半数，这也有力说明色目人在蒙古军事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蒙古人的军事征服为色目人的崛起提供了活动舞台，而色目人的参战则为蒙古人提供了兵源，保证了其旺盛的战斗力，形成了二者相互倚重的关系网络。二、作为来自蒙古高原的统治者，蒙古人十分注意联合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壮大自己。大蒙古国建立以后，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重用色目人，元朝建立后继续袭用这一策略。太宗窝阔台时期，汗廷在各方面支出庞大，急需财政收入。回回人奥都剌合蛮以善敛财而得到重用，通过扑买天下课税之法在短期内解决了汗廷财政收入不足之难题，因而成为太宗及脱烈哥纳摄政时期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定宗贵由即位后，摒弃了其父母倚重回回人的政策，转而向聂思脱里教徒寻求政治上的帮助。贵由在位仅两年，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蒙哥登基后加强中央政权，设立行省，以牙老瓦赤、不只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咎马丁佐之。以讷怀、塔剌海、马速忽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暗都剌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以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匿只马丁佐之。[30]可以说，蒙哥确定了以蒙古人为主，色目人辅之的政治基调与传统。元朝建立后，这种传统大体上被承袭，百官皆以蒙古人为长，即从中央到地方，官员皆实行以蒙古人为首的原则。因此至元二年，针对地方任官原则，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31]就不难理解了。中书省是元代中央一级官僚机构，理论上来讲，中书令是其最高长官，但由于不长设或虚设，故丞相才是中书省的真正长官。[32]史载：“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员，正一品，银印。统六官，率百僚，居令之次。令缺则总省事，佐天子，理万机。”[33]蒙古人尚右，故右丞相尊于左丞相，一般由国族即蒙古贵胄担任，但元代也出现了色目人问鼎右丞相之现象。据学者研究，有元一代共有七名色目人担任过右丞相，即桑哥、[34]唐兀人乞台普济、畏兀人脱虎脱、回回人合散、钦察人燕帖木儿、康里人定住与伯撒里。左丞相则有十四人担任过，他们是回回人阿合马、唐兀人乞台普济、康里人脱脱、畏兀人脱虎脱、回回人合散与倒剌沙、畏兀人帖木儿不花、钦察人撒敦与唐其势、康里人铁木儿塔识、定住与哈麻，唐兀人沙蓝答理及康里人庆童。[35]在这些担任过丞相的色目人中，前期以阿合马、桑哥为代表，中期以燕帖木儿为代表，后期则以撒敦、唐其势及哈麻为代表。笔者对此分而论之。阿合马以察必皇后媵臣之身份得以步入元代政坛。“世祖中统三年，始命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以财赋之任委之。[36]”元朝立国之初，世祖“急于富国”，恰阿合马善敛财，其为人机敏有才干，加之世祖“见其与丞相线真、史天泽等争辩，屡有以诎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37]阿合马以其经济方面的才能取得了政治上的极大权力。世祖授其权柄，对其言无不从，可见其权势非同一般。至元元年罢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阿合马任中书平间政事，三年立制国使司，阿合马兼领其职。任职期间，针对国家费用浩繁之现象，阿合马曾上奏建议“量节经用”。[38]可见阿合马处心积虑为朝廷谋利，从而回报世祖对他的信任与眷顾。当阿合马被刺，世祖闻之“震怒”，从察罕脑儿赶往上都，命枢密副使孛史待驰驿至大都抓讨为乱者，而且“令中书毋问其妻子”。[39]由此可见世祖对阿合马被刺的重视，进而也反映出世祖对其之倚重。当然，对于阿合马利用职权安插亲信子侄于要害部门，世祖却保持着警戒之心，这从“既而枢密院奏以忽辛同佥枢密院事，世祖不允”[40]即可明了。阿合马被刺后，代之而起的是桑哥。他是胆巴国师之弟子，“好言财利事，世祖喜之”[41]。桑哥当政期间，世祖告诫其任命官员需与右丞相安童相商议，但桑哥却私自任人，而他的解释是安童不在，来不及与其议，于是就任命沙不丁为江淮行省左丞、乌马儿为参政。对此，世祖回答曰：“安童不在，朕，若主也。朕已允行，有言者，其令朕前言之。”[42]世祖对桑哥所采取的敛财之法毫无异议，听之实行。他还说服世祖收回至元十六年频布的“禁回回宰杀羊做速纳”的诏令。桑哥当政期间，史吉等上奏为桑哥立碑颂德，世祖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说：“民欲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43]不独如此，至元二十六年（1289），世祖幸上都，桑哥曾奏言：“去岁陛下幸上都，臣日视内帑诸库，今岁欲乘小舆以行，人必窃议。”世祖对曰：“听人议之，汝乘之可也。”[44]纵容宠幸如此，可见世祖对桑哥亦如对阿合马般倚重。
      至元代中期，随着泰定帝驾崩，蒙古皇室再次面临皇位争夺之战。钦察名将土土哈之后燕铁木儿因拥立文宗图帖睦尔而迅速崛起，从此在政坛上平步青云，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文宗认为燕铁木儿对于蒙古王室有大功，对其先祖封爵加号，又命马祖常为其制写碑文进行歌功颂德，后竟娶泰定帝后为夫人，其权力之大可见一般。文宗崩后，受文宗全之命前去迎立明宗之子妥懽贴睦尔，因惧其即位后追究明宗暴崩之事，遂拖延数月。直到燕铁木儿死后，妥懽贴睦尔才得以即位。燕铁木儿对元朝中期政治影响之巨由此可见。其死后，其弟撒敦出任左丞相，其子唐其势任御史大夫，继续在政治上发挥着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已经开始减弱。伯颜担任左丞相，位高于撒敦，引起燕铁木儿家族不满，唐其势因此忿忿不平：“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45]这一方面反映出燕铁木儿在世时大有凌驾于皇室之势头，以致其子将蒙古人的天下看作是“其家天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随着顺帝即位，其家族权势开始减弱。不满于权势的失去，唐其势与其叔父答里暗中联合诸王晃火帖木儿阴谋政变，事发后，唐期势与其弟塔剌海、叔父答里及其姊、顺帝后伯牙吾氏均被诛，至此结束了钦察人对皇室的影响。虽然顺帝即位后清除了钦察人燕铁木儿家族的势力与影响，但又出现了“伯颜擅权”的局面。在伯颜侄脱脱的帮助下，顺帝罢免伯颜，结束其在朝中的势力，任免脱脱为相，元代后期政治一度出现新气象。后康里人哈麻趁脱脱率兵南征之际，复入中书省任平章政事，至正十五年（1355）四月篡取左丞相之位。然而，哈麻任期极短，次年二月即被罢诎，任期不满一年。[46]尽管哈麻任期短，但对蒙古皇室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至元十五年四月，雪雪由知枢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五月，哈麻遂拜中书左丞相，国家大柄，尽归其兄弟二人矣。”[47]哈麻与其弟雪雪早在备宿卫之时就已得顺帝之宠，官至殿中待御史，雪雪累官集贤学士。史载哈麻陪顺帝下双陆棋，顺帝将茶水洒在其新衣上，哈麻“视帝曰：‘天子固当如是耶！’帝一笑而已。”[48]可见其与顺帝之亲密非同一般。为了谄媚顺帝，哈麻进献西僧以教运气术，号“演揲儿法”。由此顺帝不思朝政，终日沉溺于淫乐，朝廷乌烟瘴气，“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49]哈麻任左丞相后，日见顺帝昏愦，而奇皇后欲立己子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双方联合起来策划内禅。哈麻妹夫秃鲁帖木儿将其阴谋告之于顺帝，顺帝遂生去除哈麻兄弟之意。不过，尽管有大臣弹劾哈麻兄弟，但顺帝颇念旧情：“可姑缓其罚，令其出征”。其后又有大臣不断上表其罪，哈麻兄弟才受杖而死。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四位色目权臣中，阿合马、桑哥、哈麻三人被《元史》编纂者列入“奸臣”，他们要么被刺而死，要么被诛杀，要么受杖而死，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对蒙古人的统治构成威胁。真正构成威胁的权臣是燕铁木儿，他手握军权，操纵了蒙古王室皇位继承。正因其掌握了兵权，才没有落得其他三位权臣被杀之下场。综上所述，从元初到中期以及后期，均有色目人在朝中对蒙古人的统治产生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他们通过皇室近侍、宿卫或荫叙等方式入仕，逐渐在元代政坛上展露头脚，进而平步青云。这些色目权臣的共同特点是，位及人臣，权倾一时，与蒙古皇室关系极为密切。他们帮助蒙古人实现其统治，是蒙古人维护其从中央到地方统治的有力工具。而且，蒙古人使色目人与汉人相参用，从而实现使之相互牵制的政治目的。通过起用色目人这一统治工具，蒙古人还成功地将汉人对蒙古人统治的敌意转稼到色目人身上。三、蒙古人不仅在军事、政治上利用色目人，在经济上同样依赖于色目人。作为游牧部族，蒙古人的经济并不发达，他们需要来自异族的物品，如谷物、纺织、铁器、医药及乐器。[50]中亚商人很早就与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有商业往来,“中国北方彪悍无知的突厥及蒙古游牧民族，便是他们（指中亚商人——引者注）最重视的顾客之一。”[51]蒙古统治者与色目人在经济上的关系主要体现于“斡脱”商人。大蒙古国建立后，拥有大量资本的蒙古贵族就把资金交给色目商人经营，从中牟取经济利润。这些色目商人就是“斡脱”。1252年，蒙哥任命孛兰哈剌孙“掌斡脱”，[52]从而使之正式化、合法化、官商化。元朝建立后，先后于至元四年设立诸位斡脱总管府，九年设斡脱所，二十年设斡脱总管府。而至元十七年十一月所设立的泉府司“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53]是在诸位斡脱总管府的基础上设立的。[54]蒙古皇室与贵族将本金交于斡脱商人经营，收取利息，获取巨额利润。换句话说，他们为斡脱商人提供资金，而斡脱商人则回报以更大的收益。因此双方的利益是捆邦在一起的，是一致的。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蒙古皇室为斡脱商人提供了许多便利与特权，如发放牌子，圣旨给斡脱商人；可以支配驿站马匹，占用驿站祗应等，[55]更有甚者，朝廷为了维护斡脱商人的利益，还出现帮助其追讨倒欠款：“诏贷斡脱钱而逃隐者罪，仍以其钱赏道告者”。[56]当借贷者为朝廷部门而无力偿还时，蒙古统治者还会想办法将斡脱商人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命和林戍借斡脱钱者，止偿其本”。[57]为了保护斡脱商人，朝廷还专门划分了一种特殊的户计——“斡脱户”，使其享有免纳赋税的权力。这种种做法使斡脱商人拥有一般商人所不曾有的特权，一跃而成为特权阶层，而蒙古皇室与贵族成为这种特权的有力保障，从实质上来讲，他们所保护的正是自身利益，损害的则是国家与百姓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元代中买宝物之现象亦十分突出。这是色目商人与蒙古统治者之间关系密切的另一个体现。宝物或称宝货，指犀角、象牙、真珠、猫儿眼之类的宝物。[58]这些物品因其稀有不易得而成为蒙古皇室竞相追逐的奢侈品。色目商人为迎合、满足蒙古统治者的欲望，纷纷进献宝物，从而掀起中买宝物之风。“进献”是一种手段，随着“进献”，蒙古统治者往往赏赐进献者大量钞币，往往高于宝物的实际价值，色目商人以此获利甚厚。当然这种风气在元代并非一直盛行。据载，世祖时期，有一回回商人进献宝石，世祖以“无用”而拒之。[59]仁宗亦曾说：“回回以宝玉鬻于官。朕思此物何足为宝，唯善人乃可为宝！[60]”但泰定帝时中买宝物一度又兴盛起来，直到文宗时期才算彻底结束此种风气。不管如何，蒙古统治者对珍奇异物的追求，为色目商人的逐利提供了契机，从而摧生了中买宝物现象的产生。蒙古统治者在经济上对色目人的倚重滋生了两件事物的诞生，一是斡脱特权阶层的产生，二是中买宝物之风盛行。前者在蒙古统治者的保护下，为其经营资本，使其获取巨额利润；后者满足了蒙古统治者对宝石珍珠等稀有宝物的欲望，但二者均损害了国家与百姓利益。当然也要指出的是，如同在政治上利用色目人达到牵而制之的目的一样，在经济方面，色目人再一次充当了蒙古统治者满足其自身利益的工具，当其对蒙古统治者利益有好处时则给予其种种特权，当其对蒙古统治者利益有损之时则加以制止或终止。四、在文化领域内，蒙古人同样也利用色目人的聪明才智来为其服务。畏兀人塔塔统阿是第一个在史料记载中以其学识而被蒙古人所重用的色目人。成吉思汗攻灭乃蛮太阳汗后，负责掌管其部印章之事的塔塔统阿在逃跑时被俘，因其对旧主的忠诚而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那时蒙古人还不懂印章之事，塔塔统阿将这一制度介绍给蒙古人，于是“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61]除了将印章制度带入大蒙古国外，塔塔统阿对蒙古人另一重大贡献就是为蒙古人创制文字。在此之前，蒙古人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刻木纪事是其传统。在得知塔塔统阿精通其国文字后，成吉思汗命其以畏兀字书写蒙古语，从而创建了畏兀体蒙古文字。蒙古重要的历史史诗《蒙古秘史》就是用这种文字书写而成的。塔塔统阿为蒙古人创制的这种文字对蒙古人的历史文化传承所起到的作用无论怎样称赞都不过分。除了畏兀人塔塔统阿外，吐蕃人八思巴也对蒙古文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世祖即位后尊其为国师，命制蒙古新字，以“译写天下一切字”，[62]这就是八思巴体蒙古文。世祖及以后的诏令多以这种文字频行。成吉思汗建议大蒙古初期，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对外征战上，还没有国都之概念。窝阔台即位后，建立国都就提上日程。他从汉地与伊斯兰之地签发汉人和回回工匠到蒙古之地，令其建造大蒙古国首都——哈剌和林。回回工匠还为太宗窝阔台建造了一座名为Qarshi-Suri的乐园，配以奢华的装饰。[63]宪宗蒙哥时期，来自巴黎的威廉师傅认为在宫殿的入口摆放盛着奶和其他饮料的皮囊有碍观瞻，于是为蒙哥制造了一棵大银树，在其根部有四只银狮子，每只狮子嘴里含有一根管子，喷出白色的马奶。在树干里面，有四根管子通到树顶上，管子的末端向下弯曲。在这四根管子中，一根流出葡萄酒，一根流出哈剌忽迷思，即澄清了的马奶，另一根流出蜂蜜酒，还有一根流出米酒。在四个狮子中间，各有一个银盆，以接不同的饮料。在树顶上，威廉还造了一个手持喇叭的天使，当听到天使吹喇叭时，仆人们就把饮料倒出来。这棵银树还装饰有银枝、银叶和银果。[64]世祖即位后，为了适应统治需要，决定将政治中心从漠北南移。至元元年迁都燕京，改名中都，九年改中都为大都。大食人也黑迭儿丁曾于中统四年“请修琼华岛”，没有得到批准。[65]至元元年“壬子，修琼花岛”。[66]这里并没有提到是由也黑迭儿丁负责，但从上述史料来看，由其负责是没有问题的。[67]也黑迭儿丁又作也黑迭儿，《元史》无传，结合欧阳玄《圭斋集·马合马沙碑》，可知其确曾在世祖时期负责修建大都，因此而倍受宠遇。以萨班、八思巴为首的吐蕃高僧还对蒙古皇室的宗教信仰产生了重大影响。蒙古人最初信仰萨满教，聂思脱里教传入蒙古高原后，其中有一部分转而信奉聂思脱里教。元朝建立后，随着世祖对八思巴等吐蕃僧人的推崇与依赖，吐蕃人的喇嘛教成为蒙古人的主要信仰。元代设立宣政院管理佛教，并实行帝师制度。八思巴死后被追封为帝师，其弟亦怜真也曾担任过帝师。喇嘛教对蒙古皇室的影响是巨大的，史称：“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暖答世，此国俗然也。”[68]吐蕃僧人依仗皇室的支持，飞扬跋扈，随意殴打官员，甚至皇室成员。[69]顺帝时，钦察人哈麻“阴进西天僧以运气术媚帝，帝习为之，号演揲儿法。”即“大喜乐”。哈麻妹夫秃鲁帖木儿亦荐西僧，受封为国师，顺帝从其习秘密法，又名双修法，皆为房中术。蒙古皇室由此广取良家妇女，以淫戏为乐，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由于蒙古皇室崇信喇嘛教，故做法事、兴建佛塔、佛像也十分兴盛，西域造像艺术也由此传入大元帝国而为其所用。中统元年，世祖命八思巴在吐蕃建黄金塔，从尼波罗国选工匠。阿尼哥主动请往。受到八思巴赏识，命督其役。事成，从八思巴入朝觐见世祖。世祖命修铜像，“至元二年，新像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此外，“原庙列圣御容，织锦为之，图画弗及也。”[70]由此可见，阿尼哥艺术水平之高超。蒙古人还善于利用色目人的新科技。如前所述，在久攻湖广不克的情况下，世祖向伊利汗国派出使者向宗王阿不哥征调炮匠。木发里人阿老瓦丁与旭烈人亦思马因善造炮，奉命东来。至元十一年，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炮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静江等郡，悉赖其力。”[71]潭州、静江的攻克，阿老瓦丁功不可没。而亦思马因则参加围攻襄阳的战役。“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尽。”[72]元代汉文史料中将这种巨型炮称为“回回炮”，实为抛石机。这种抛石机用人少、射程远、威力大，是当时一种先进的武器。而正是这种新型武器的使用，使得久攻不下的襄阳最终被蒙古军队所攻克，色目人所制造的先进武器的利用可以说是其中关键因素之一。蒙古人对当时世界上先进科学技术的关注与吸纳，加上色目人的鼎力相助，促使蒙古人完成了统一中原大地的历史使命。五、以上笔者分别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方面论述了色目人与蒙古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蒙古人的崛起与东征西战为色目人活跃于历史舞台提供了平台，在上述领域内，只要色目人有功或贡献，均能得到统治者的丰厚回报，或授以权柄，或妻以公主，或赐以金银，其子孙后代亦享受皇室眷顾，要么入宿卫，要么受荫叙，通过这两种蒙元时期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入仕方式或途径，大部分这些色目人的后代同样享受其先辈所享受的优越待遇。但这种优遇并非是无条件的，相反，它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生效，即在绝对忠于蒙古统治的前提下生效的。一旦君权受到威胁之时，色目人随时有被诛杀的可能。前面提到的权臣桑哥、哈麻等即是。这并非孤例。元代著名政治家，畏兀人廉希宪曾在宪宗蒙哥驾崩后，倡议世祖即位，并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中积极建言献策；世祖即位后，局势不定，诸王趁机发动叛乱，廉希宪出谋划策，特别在平定叛王浑都海之战中谋划有力，被世祖赞为“真男子”，[73]对元初政权的巩固贡献颇多。世祖对其奖赏有加，极为信赖。但在李壇叛乱之后，汉人赵璧提醒世祖注意廉希宪动向，世祖表示完全信任之。后又有人谮言云，廉希宪因李壇叛乱而自修城池治兵，潜蓄异志，引起世祖对廉希宪的疑虑，从而以中书右丞南全代希宪。在查证之后，世祖召见廉希宪并加以抚慰。四川之帅钦察被诬，世祖下旨将其处死。事发次日，廉希宪上奏，“帝怒曰：‘尚尔迟回耶！’”[74]虽然钦察因廉希宪之奏言而得以免死，但从“怒曰”也可看出，即使与世祖关系极其密切如廉希宪者，皇帝亦会假以脸色。此外，我们从世祖与廉希宪如下对话对此也可有所了解。“希宪每奏议帝前，论事激切，无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为天子臣，乃尔木强耶？’希宪对曰：‘王府事轻，天下事重，一或面从，天下将受其害，臣非不自爱也。’”[75]从对话来看，世祖暗示廉希宪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天子”与“臣子”的关系要明确，不可有丝毫僭越。事实上，廉希宪对此也很清楚，故称“臣非不自爱也。”1238年，伊利汗国发生答剌必起义，此后又有反对蒙古统治的必阇赤赛甫丁案与八儿瓦纳案。另外，自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始，海都利用中亚的回回人不断挑衅元朝西北边境。在这种情况下，至元十六年十二月（1280），有一群从八里灰来进贡海青的回回人拒绝吃世祖赏赐的饭食。鉴于上述政治背景，本来世祖对回回人的疑虑就在不断增加，八里灰回回人拒吃赐食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世祖压制回回人政策的出台。随后，世祖颁布“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的圣旨。圣旨中明确说到：“您是俺奴仆，却不吃俺的茶饭，怎生中？”[76]《元史》亦云：“彼吾奴也，饮食敢不随我朝乎？”[77]这有力地说明，色目人只不过是蒙古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蒙古统治者将其视为“家奴”，可以随意打骂，对其握有生杀之权。即使位重如阿合马，皇太子亦可以当着众人“拳击其颊”。因此，色目人与蒙古人关系的实质是“主”与“奴”之间的关系，只要“奴”忠于“主”，双方的关系是和诣的，但是，如果“主”认为“奴”不忠时，就会采取措施，必要时假以行动。质言之，色目人与蒙古统治者关系的本质是无法脱离主奴思想的窠臼的。这种关系也就是美国学者Morris
      Rassabi所言的“蒙古人对色目人既依赖又心存疑虑”。[78]色目人的权力来自于蒙古统治者，而蒙古统治者之所以授以其权力是想通过色目人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属于同一利益集团。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蒙元时代的政坛上出现了多位色目权臣，但事实上都是在绝对忠于蒙古统治者的前提下行使其手中的权力的，蒙古人是这种权力的给予者与保障者。当蒙古人对权臣有所疑虑时，就会随时收回其权。换句话说，相权只能在君权允许的范围内行使，相权不可对君权有丝毫僭越。这再次说明，色目人是蒙古统治者用来统治、管理被征服地的有力工具。蒙古统治者通过利用色目人，达到制衡各方的政治目的，也因此成功地将帝国境内广大汉人对蒙古人统治的敌意转移到了色目人身上。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蒙古统治者与色目人关系实质是“主”与“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色彩越在早期越明显，越突出，也越为统治者所强调与执行，相反，其色彩越到后期越有淡化之趋势，究其原因，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皇室越来越倚重色目权臣，特别是文宗时期倚重钦察人燕铁木儿，当然，燕铁木儿未及威胁蒙古皇室就已死去。简而言之，正是蒙古君权的式微造成了其主奴关系的淡化。[1]即波斯语Hasan之汉译。[2]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卷7第182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第425－426页。
      [3]《元史》卷120《札八儿火者传》，第2960页。[4]《元史》卷120《札八儿火者传》，第2960－2961页。[5]详见《元史》卷120《札八儿火者传》，第2961页。[6]《元史》卷118《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第2924页。[7]《元史》卷120《察罕传》，第2957页。[8]《元史》卷133《也罕的斤传》，第3226－3227页。[9]《元史》卷122《铁迈赤传》，第3003页。[10]《元史》卷132《哈剌歹传》，第3216页。[11]《元史》卷131《完者都传》，第3193页。笔者按，完者都在《元史》中属于一人
      二传者，与卷133《完者都拔都传》实为一人，拔都为赐名。
      [12]《元史》卷123《艾貌传》，第3039页。[13]《元史》卷128《阿里海牙传》，第3125－3128页。[14]《元史》卷129《李恒传》，第3156－3158页。
      [15]《元史》卷124《孟速思传》，第3059页。
      [16]《元史》卷126《廉希宪传》，第3086页。[17]《元史》卷134《月合乃传》，第3245页。[18]《元史》卷132《玉哇失传》，第3209页。[19]《元史》卷136《阿沙不花传》，第3323页。[20]《元史》卷128《土土哈传》，第3134页。[21]《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第3001页。[22]《元史》卷124《塔本传》，第3045页。[23]《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儿传》，第3384页。[24]《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儿传》，第3386页。[25]《元史》卷125《纳麟传》，第3407页。[26]《元史》卷142《庆童传》，第3398－3400页。[27]《元史》卷196《忠义四·闵本传附拜住》，第4431页。[28]《元史》卷143《余阙传》，第3426－3429页。[29]如唐兀人卜颜帖木儿、星吉、福寿、喜同，畏兀人道童、伯颜不花的斤、伯罗帖
      木儿、卜理不敦、全普庵撒里，哈剌鲁人伯颜，回回人纳速剌丁、迭里弥实、获独不
      丁等皆是。[30]周良霄、顾菊英《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8页。[31]《元史》卷6《世祖本纪三》，第106页。[32]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43页。[33]《元史》卷85《百官志一》，第2121页页。[34]学界关于桑哥族属存有争议，一说其为吐蕃人，一说其畏兀人，不管为哪种，均属色目人之范畴。[35]《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第84页。[36]《元史》卷205《阿合马传》，第4558页。[37]《元史》卷205《阿合马传》，第4559页。[38]《元史》卷205《阿合马传》，第4558页。[39]《元史》卷205《阿合马传》，第4563－4564页。[40]《元史》卷205《阿合马传》，第4560页。[41]《元史》卷205《桑哥传》，第4570页。[42]《元史》卷205《桑哥传》，第4572页。[43]《元史》卷205《桑哥传》，第4574页。[44]《元史》卷205《桑哥传》，第4574页。[45]《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第3334页。[46]《元史》卷112《宰相年表一》，第2853－2854页。[47]《元史》卷205《哈麻传》，第4584页。[48]《元史》卷205《哈麻传》，第4581页。[49]《元史》卷205《哈麻传》，第4583页。[50]MorrisRossabi,TheMuslimsintheEarlyYuanDynasty,inChinaUnder
      MongolRule,ed.ByJohnD.Langloi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1,
      p.260.
      [51]萧启庆《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66年，第11页。[52]《元史》卷3《宪宗本纪》，第46页。[53]《元史》卷11《世祖本纪八》，第227页。[54]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美国学者
      ElizabethEndicott-West认为是在斡脱总管府的基础上设立的，见其Merchant
      AssociationsinYuanChina:TheOrtoy,inAsiaMajor,3,2(1989),p.127.然而，据《元史》记
      载，斡脱总管府是在至元二十年设立的，而泉府司则早于此时，即至元十七年即已设立。[55]《经世大典·站赤》载：“斡脱每自己寻利息，骑着铺马做买卖呵，无体例有，
      将他的铺马圣旨拘收了。”“许支铺马、祗应”，即反映了蒙古皇室所给予斡脱商人
      的特权，见《永乐大典》第8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189、7191、7218、7285、7223页。[56]《元史》卷18《成宗本纪一》，第391页。[57]《元史》卷20《成宗本纪三》，第430页。[58]《元代海外贸易研究》，第18页。[59]《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四》，第364页。[60]《元史》卷24《仁宗本纪》，第555页。[61]《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第3048页。[62]《元史》卷202《八巴巴传》，第4518页。[63]Jvaini,TheHistoryofWorld-Conqueror,translatedbyJ.A.Boyle,
      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97,p.236-237.[64]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94－195页。[65]《元史》卷5《世祖本纪二》，第91页。[66]《元史》卷5《世祖本纪二》，第96页。[6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68]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受佛戒》，中华书局，1959年，第20页。[69]《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21－4522页。[70]《元史》卷203《阿尼哥传》，第4546页。[71]《元史》卷203《阿老瓦丁传》，第4544页。[72]《元史》卷203《亦思马因传》，第4544页。[73]《元史》卷126《廉希宪传》，第3088页。[74]《元史》卷126《廉希宪传》，第3091页。[75]《元史》卷126《廉希宪传》，第3091页。[76]《元典章》卷57，刑部19，《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影印元刊本，1998年，第2175－2176页。[77]《元史》卷10《世祖本纪七》，第217－218页。[78]MuslimsintheEarlyYuanDynasty,p270-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