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即位与汉地军政集团
      白拉都格其(内蒙古大学教授）一
      大蒙古国的第四代大汗蒙哥即位之后，为稳定和强化整个帝国的政治经济秩序，颁布了一系列政令，显示出某种“致治之主”的形象。但是，他自幼成长于蒙古汗廷腹地，继承汗位之前只参加过蒙古的第二次西征。如果说曾受到被征服者较高经济文化的影响，则这种影响较多地来自西域。所以，他“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然而，中原汉地一直受汗廷直接管辖，距蒙古本土也比较近。有效地统治和治理中原汉地，是大汗维持最高统治地位的极重要因素。可是，蒙哥此前并没有亲身去过汉地，亦未见与汉地仕儒有很多接触，也就未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汉地的办法。但是，发达的中原经济文化对蒙古统治者必然施加很大影响，原有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们也会在蒙古统治者中千方百计寻找自己利益的代理人。相应地，为了有效地统治这块地方，蒙古统治者中也必然会有人接受这种影响。
      蒙古统治者在四处征伐的时候，经常从被征服地区和各自的食邑分地中搜罗招揽有各色技艺和各类知识的人为自己服务。在蒙古宗亲中，拖雷的哈敦也即蒙哥和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征召的汉地各种人才还更多些。例如，善于医术的许国祯，长于膳食的贾昔剌等等。所以，忽必烈很早就较多地接触过汉地各类人士。与其他草原贵族不同的是，忽必烈还特别注意向这些人询问“安天下之法”。1242年，忽必烈召请汉地有名的佛教禅宗首领海云前去会面。海云对他说：“问以古今治乱兴之事”，还是“宜求天下大贤硕儒”。忽必烈把随同海云来见的“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的刘秉忠留下来，让刘秉忠以及同年来见的赵璧等人经常同他谈论治国之道，介绍汉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忽必烈对他们的议论深表赞许，同这些汉地知识分子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到1244年，忽必烈派赵璧、许国祯请来了金末状元、名儒王鹗。1247年，又有张德辉、张文谦、李德辉等应召来见忽必烈。其他一些早期投靠蒙古统治者，或者寄食于汉地军阀严实、史天泽门下的仕儒姚枢、窦默、李冶、赵良弼等人也纷纷应召前来。这些人极力向忽必烈灌输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忽必烈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随之逐渐加深。忽必烈曾对王鹗说过，“我今虽未能即行汝言，安之异日不能行之耶。”他“思大有为于天下”，准备有朝一日用这些人鼓吹的“汉法”来有效地治理汉地，以巩固蒙古贵族在中原的统治。
      蒙哥即位，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军国庶事”，就开始起用大批汉地仕儒。1251年，忽必烈从刘秉忠之荐，任用张耕、刘肃等人为安抚使，治理他原来的食邑分地邢州。1252年，忽必烈请准于蒙哥，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等为经略使治理河南。1253年，蒙哥“大封同姓”，忽必烈接受姚枢的建议，选择了“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的关中地区为自己的封地，并委派杨惟中、廉希宪、姚枢，商挺、赵弼、许衡等人在京兆设立宣抚司进行治理。忽必烈于1253—1254年间出征大理时，又让刘秉忠、张文谦、姚枢等人随军为他出谋献策。这些汉地大臣在治理上述三个地方时，主要采用的措施有：整顿吏治、加强法制、限制地方上的旧吏豪强“暴掠平民”、强索滥征、奖励农桑、兴办铁冶、减轻赋税征敛以休生养息等等。不到三年，忽必烈主持下施行“汉法”的实践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不堪恶政而逃亡的人口大量返回，社会秩序趋于安定，经济生产很快恢复。于是，忽必烈在整个汉地的威望和影响迅速增強，获得了汉地原有政治势力的拥护和支持。同时，中原汉地的封建地主阶级也终于在蒙古最高统治者中找到了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比较理想的人物。姚枢曾说：邢州、河南、陕西三地“不及三年号称大治”之后，“诸路之民望陛下（忽必烈）之治已如赤子求母”。当时有名的仕儒元好问、张德辉甚至为忽必烈奉上了“儒教大宗师”的尊号。1257年冬，蒙哥汗亲征南宋。1258年冬，忽必烈也奉命南征，蒙哥又授与他统率所有左翼诸路蒙古汉军的权力。他借南下之机，又着手扩张在汉地的政治势力和影响。他带着廉希宪、姚枢、郝经等谋臣南下，沿途继续召请汉地文人宋子贞、李昶、杜瑛等“访问得失”，并“命杨惟中、郝经宣抚江淮”，采办军需，管辖地方行政。二
      忽必烈统左翼诸军南下的时候，蒙哥正率领右翼大军在四川攻城略地。1259年8月l1日（夏历七月癸亥），蒙哥死于久攻不克的合州城下钓鱼山。蒙哥死后，在他身边的儿子阿速歹将主要军队交给大将浑都海统领，自己护送蒙哥的灵柩返回漠北。浑都海等人也率蒙哥大军的主力回驻六盘山。蒙哥南征时，留下同母幼弟阿里不哥居守漠北汗廷。蒙哥的死讯传来以后，汗廷大臣孛鲁合、阿蓝答儿，以及阿里不哥的从臣脱里赤等人劝阿里不哥利用依俗“监国”主持朝政的有利地位和形势，征调军马，控制各地，为夺取汗位作准备。阿里不哥就派阿蓝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委任脱里赤为汉地执政官，让他与脱忽思括兵于漠南、河朔地区，委派刘太平、霍鲁海为陕西地区执政官，让他们联络浑都海大军控制秦蜀。
      忽必烈在阿里不哥之前就得到了蒙哥的死讯，当时他正在蒙宋对峙的汝南前线。由于两军对阵战争迫近，忽必烈未为所动，仍按原计划渡淮河进围鄂州。同时，奉命出征交趾的兀良哈台也正途经湖广北返，要同忽必烈会师。所以他继续围攻鄂州，没有马上罢兵。约于11月，阿里不哥遣使征兵、派官控制漠南各地的消息传到了忽必烈军中。忽必烈身边的谋臣就极力劝他速还燕京，抢先夺取汗位。郝经在写于11月17日（十一月二日）的《班师议》中，详尽地分析了当时汗位虚悬宗王“莫不觊觎神器”，而阿里不哥已“行皇帝事”的紧迫形势。郝经还为忽必烈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行动计划，劝他“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并说如果等到阿里不哥抢先即位诏布天下，将悔之晚矣。廉希宪也对忽必烈说，只要他决心争位，一定会得到汉地政治势力的拥护和全力支持。不久，兀良哈台赶到鄂州前线与忽必烈会师了，南宋权臣贾似道也背着南宋朝廷私自派人前来请和。忽必烈见时机已到，就答应与宋停战，命大将霸突鲁及兀良哈台率军留驻，自己启程渡江北返。
      当时，斡赤斤系宗王塔察儿在中原汉地有着雄厚的军政实力。他得到阿里不哥欲争汗位，并有许多宗王支持的消息以后，正在犹豫不决。忽必烈就及时派廉希宪前去拉拢、结好塔察儿。廉希宪见到塔察儿以后，直接提出他们要立忽必烈为汗，请塔察儿以宗室尊长身分“首当推戴”。塔察儿手下大臣撒吉思也百般劝他拥立忽必烈。塔察儿这才拿定主意，答应了他们的劝请。忽必烈返抵燕京，加紧了争位准备。派人召请宗亲贵族们会集开平，举行忽邻勒塔。与此同时，漠北和林方面的阿里不哥也在加快争位部署，而且，也召请忽必烈和所有宗亲贵族前来和林，企图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和身分实现登上汗位的欲望。
      1260年4月，忽必烈进抵开平，应召来会的宗亲贵族也先后抵达。在廉希宪、商挺等人的策划下，经塔察儿为首的宗王们劝进，忽必烈于5月5日（三月二十四）宣布即位。然后，忽必烈立即派廉希宪、商挺和赵良弼等得力大臣前去控制川陕地区，并急召仍在征宋前线的大将霸突鲁、兀良哈台率军速返。同时，忽必烈还派郝经为使入宋议和，以免腹背受敌；封高丽世子王倎为王，以安东鄙；授割据倾向最强的汉地万户李璮为“山东行省大都督”，加以安抚；征发大批汉地军兵和粮马军需北上备战。同年夏四月（公历5月12日至6月10日之间），阿里不哥不见在漠南的宗王们应召来会，就在蒙哥家族和察合台系宗王的拥戴下，即位于“和林城西按坦河”。
      当时，忽必烈即位的消息尚未传到漠北，阿里不哥还自以为抢先夺了汗位。于是，蒙古国同时出现了两个大汗，双方的直接交锋和实力决战也就很快开始了。蒙哥去世的时候，蒙古国在漠南的军事力量大致可分为三个集团，即西路的川陕诸军，东路的忽必烈及塔察儿。忽必烈的政治势力主要是在自开平至江淮的广阔中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两雄争位，主要争夺的地方也就集中在川陕和河朔。忽必烈返回燕京，夺回了河朔地区的控制权，还争取了塔察儿的支持。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并立为汗以后，首先要争夺的地盘，就是屯有蒙哥南征重兵，并有着雄厚人力物力资源的川陕。所以，忽必烈命廉希宪等人入陕，阿里不哥也急派阿蓝答儿率军南下支援刘太平和浑都海。忽必烈即位在前，战略行动也就着鞭在先。廉希宪等人入抵京兆，乘对方部署尚未就绪、措手不及，就令刘黑马、汪惟正等擒杀了刘太平、霍鲁海，及诸军统将明里火者、乞带不花。廉希宪还矫诏征调八春和汪良臣的军队防备浑都海。阿蓝答儿与浑都海会合后，击败了八春和汪良臣。忽必烈又派宗王合丹、合必赤总诸军复战，杀掉了阿蓝答儿和浑都海，“西土悉平”。至此，阿里不哥完全丧失了在漠南汉地的地盘。与争夺川陕的战争同时，和林与开平的直接交锋也开始了。同年夏历七月，忽必烈得知阿里不哥也宣布即位，就亲率大军北征和林。忽必烈的先锋、宗王亦孙哥击败了阿里不哥方面的出木哈儿（旭烈兀之子）、哈剌察儿（术赤系斡儿答之子），进占了和林地区。阿里不哥带着残余军队退到吉儿吉思部一带，忽必烈留下亦孙哥率军驻守通往漠南的交通要道，自己返回了燕京。阿里不哥初战失败，主要来自漠南的物资供应也被切断，军队陷于穷困饥饿。为了东山再起，他委派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取代哈剌旭烈兀的遗孀，为察合台兀鲁思之主，让阿鲁忽回去征调军队，筹集武器粮秣。1261年夏秋之际，阿里不哥乘羊马肥壮，又增调大批斡亦剌惕军队，南下偷袭、击溃了亦孙哥，直趋漠南。夏历九月，忽必烈和塔察儿、合丹、合必赤，及中书丞相线真、史天泽等，率大军北上迎战。夏历十一月，两军相遇于开平以北的昔木土一带。经几度激烈会战，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忽必烈引疲惫之师南却，又增调大批汉军、武卫军防守长城各口。阿里不哥也无力再战，率军北去。阿鲁忽奉命回到自己的封地，迅速征得15万骑兵，控制了整个察合台兀鲁思。他看到阿里不哥大势已去，自己实力强盛，就杀掉来使拒绝援助阿里不哥，并想投向忽必烈一方。阿里不哥一怒之下，又偕同蒙哥之子阿速歹出征阿鲁忽。阿速歹进占了阿力麻里，阿鲁忽仓卒逃往撒麻耳干。当阿里不哥后方空虚的时候，忽必烈派军占领了和林地区。阿里不哥失去了后方，在阿力麻里又因为肆虐臣民和发生饥荒，军队臣属也纷纷逃亡。这时，已经陷于穷途末路的阿里不哥，只好前往投降忽必烈。1264年秋，阿里不哥和蒙哥的儿子玉龙答失、阿速歹、昔里吉，以及从臣孛鲁合、脱忽思等抵达上都开平。忽必烈“诏诸王皆太祖之裔，并释不问，其谋臣不鲁花（孛鲁合）等皆伏诛”。至此，历时四年之久的大规模內战以忽必烈的最后胜利而告终，他的大汗宝座才算稳固无虞了。三
      在这次汗位之争中，忽必烈所以能够战胜阿里不哥，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蒙哥死后，留守汗廷的阿里不哥在身分和地位上明显优越于忽必烈，拥有汗廷大权并控制着较大的地盘。然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谁能够得到更多的宗王和更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的支持。正是在这一点上，忽必烈远胜过他的对手阿里不哥。
      站在忽必烈一边的宗王主要有：斡赤斤的孙子塔察儿，合赤温的孙子合丹、忽剌忽儿，哈撒儿之子亦孙哥，别里古台的孙子爪都，察合台的曾孙阿必失合、阿只吉，窝阔台的儿子合丹，孙子（阔端子）只必帖木儿，拖雷庶子木哥，以及出身家族不详的合必赤。其中，无论是与会拥立还是率本部军出战阿里不哥，起主要作用的都是以塔察儿为首的左翼宗王。左翼宗王的封地邻近中原经济文化占支配地位的金朝故地，武力征服对象主要是在中原汉地。他们同汉地的接触较多，在经济文化方面受到的影响较大，同汉地原有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也较近。例如，塔察儿与山东军阀李璮就有着姻亲关系，成为当时一个强大的实力集团。他们在汗位之争中站在受汉地经济文化影响较深的忽必烈一边，也就不难理解。参与拥立、率部支持忽必烈的蒙古勋臣贵族有：弘吉剌万户纳陈驸马，亦乞列思部主帖里垓驸马，汪古部主爱不花驸马，札剌亦儿部统军大将霸突鲁，兀鲁兀部主怯台和他的两个儿子，忙兀部统治家族成员、本部断事官博罗欢等。汪古部原来处在金朝直接统治之下，弘吉剌等五部是封地均在今內蒙古中、东部的著名“五投下”，它们同中原汉地的社会经济联系比左翼宗王更为紧密，受到的影响更大。比较突出的事例有，忽必烈定都于燕，就是出自霸突鲁的建议。为忽必烈争位出力献策的贵族大臣中，还有一些受汉地经济文化影响较深的色目人，如撒吉思、孟速思、廉希宪等。撒吉思自塔察儿统治之初就开始管辖、治理兴安岭以南地区。孟速思去忽必烈身边充当谋臣之前，曾管理唆鲁禾帖尼在真定的“邑人会计”多年。廉希宪的父亲布鲁海牙自窝阔台即位以后一直在汉地作官，曾仿中原“以官为姓”之古取汉姓“廉”。廉希宪受汉族文化影响更深，以至被忽必烈称为“廉孟子”。至于汉地封建地主阶级更直接的政治代表汉族官吏、文人们，其欲使忽必烈早日登上汗位的心情更为急切。这可以从郝经的《东师议》和《班师议》中看得十分清楚。还在郝经投靠忽必烈之初，就劝他尽早图谋汗位。忽必烈南征鄂州，郝经一路上“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邓”，极力劝忽必烈保存实力，缓行征进。听说蒙哥在四川师久无功，郝经又对忽必烈说：“国家全盛之力在于东左”，应“存养兵力”，“宜重慎详审，图之以术”，“是所谓坐胜也”。他言在征宋战争，实则寓意待机图位。蒙哥死讯传来以后，郝经更是力劝忽必烈及时“修好于宋，归定大事”。
      据《元史》的记载，忽必烈在同阿里不哥的战争中所需的兵员武器和粮秣坐骑等等，新征调的部分全部来自中原汉地。从忽必烈即位到李璮之乱，自中原征调的兵丁，就达八万余人。而且，其中既不包括“以本部兵来会”的七个汉族万户，也不包括八春、刘黑马和汪良臣等人在川陕地区的原有和新征发的汉军。在蒙古统治之初受封的实力较强的“汉地七万户”中，除李璮割据山东拒不出兵，肖（石抹）也先后裔已经衰落而外，都直接参与了这次內战。
      综上所述，汉地的政治势力，是忽必烈决意夺取汗位的主要策动者。汉地的军事实力和物质基础，是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的主要本钱。一些蒙古宗亲贵族所以支持和拥护忽必烈即位，也是由于他们的切身利益与汉地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因此，忽必烈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力的蒙古国，政治中心必然要南移，转化为中原封建王朝。即位之初，忽必烈就仿照中原王朝旧制，颁用汉文年号，先后设立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在原有路府州县之上又创设了行省。他所任用的內外大臣多数都是汉人或受汉族影响较深的蒙古、色目人。到了1271年，忽必烈又正式改用汉语国号“大元”。从此，对于仍然是上层统治阶级的蒙古贵族来说，忽必烈还是他们的大汗（合罕），而对于他所统治的绝大多数臣民，已经成为名正言顺的中原王朝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