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山
                 一座山，一道墙，一条线

                                                                撰文/立山

    在阴山上，人造的长城与天造的山脉是合为一体的，而这两个巨大的可视景观
背后，隐藏着一条不可见的农牧分界线，这条线隔开了两种截然不同、不可调和的生
存方式，中国历史上发生在北部边疆的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所有争端，几乎全
部源于这两种生存方式，或者说两种文明之间的矛盾。

蒙恬的事业

    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一路北行，抵达浩瀚沙漠与茫茫草原交会的北部边郡——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南）。时在公元前215年，即秦始皇帝嬴政完成统一之后六年。蒙恬此行，肩负着一项重大使命——赶走长期盘踞在“河南地”的匈奴，将那片广阔地域收归秦帝国的怀抱。
    那是一片“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西、南连大漠，北接崇山，东邻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黄河自其西、北、东三面流过，形成一个“几”字形大弯转，故称“河套”。约略而言，河南地包括于今河套之内，主体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是黄土高原的极北处。自春秋以来，河南地长期都是草原民族的活动区域，秋高马肥的时节，来去如风的“胡马”常常以此为基地，聚群南下，劫掠一番，迅疾亡去。秦国统一之前，这片区域的大部分一度归赵国所有，草原民族被
“胡服骑射”的赵国军队驱至崇山之北。至秦国吞灭六国之际，中原混乱，草原民族趁虚而入，饮马黄河畔，又将河南地的大片土地变作了牧场，而且不时南侵，扰掠秦国边境。

    将军蒙恬在公元前215年重演了战国中后期赵国的赫赫武功，他的三十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南地，迫其北逃数百里。在这片人民稀少的广阔土地上，秦帝国临河设四十四县，置九原郡（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

    将匈奴逐出之后，蒙恬完成了他人生中另一项壮举——为防匈奴再度南下，蒙恬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所筑长城连接起来，又加增修，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这是蒙古草原上最具标志性的人类文化遗产，也是整个人类历
史上最令人惊叹的伟大工程之一。

    此后的岁月，除了偶尔返回国都咸阳述职，蒙恬一直待在北方这片寒冷广阔之地，戍边屯田，直至他在公元前210年被迫自杀身亡。

    在今日中国的版图上，蒙恬主持修筑的这道万里边墙，整体呈西南至东北走向，它自甘肃临洮出发，经宁夏而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缘的鸡鹿塞（在今内蒙古磴口县北）之后，攀上一座东西绵延一千多公里的壮阔山脉；此后长城便大体沿着这座山脉向东延伸，终于在呼和浩特市北的山脉南坡上与赵长城相连；最后，长城又北过乌兰察布市，自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境内，与燕长城相连。

    2012年秋色渐浓之际，我们横穿内蒙古中部，经行之处，正是秦长城蜿蜒于内蒙的段落。只不过两千余年风雨剥蚀之后，长城多已残毁，只在某些地方依稀可见当年的雄姿。这些残存的墙体孤零零矗立在那座东西绵延一千多公里的山脉之上，永恒沉默，任凭长风浩荡，固守着太多历史的秘密。

    这座山，即是阴山，自古以来，赫赫有名。

    阴山名称之由来，或许正如谭其骧先生所云，因其位于中原之北陲。显然，这是从中原农耕文明的角度来说的，至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如何称呼这座山，则难以确知。蒙古语称之为“达兰喀喇”（意为七十个黑山头），已是晚近的事情。

    从广义上来说，阴山全长一千多公里，东起今日河北省西北部的桦山，西止于内蒙古中部巴彦淖尔市的狼山，中间则分布着大青山、乌拉山、色尔腾山等著名山峰。阴山南北纵深50-100公里，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有如一道巨大的屏风，拦住了北方的寒流，也阻住了南方的水汽，使得山南山北形成了迥异的气候环境和文明形态。

    阴山是天地造化所生，而逶迤其上的长城是人类的大手笔。秦帝国在阴山这道天然地理界线上修筑长城，自然是出于国家政治的需要，秦始皇帝嬴政希望用这道气势宏伟的边墙阻挡住游牧民族南下的马蹄，在帝国的北部边陲确立一道牢不可破的防
线。从这个角度来说，长城似乎是秦帝国在北方的疆界，但事实上，它只是一道防御工程，并不具备真正的疆界之意义。

    这段长城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在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之间，强硬地加上了一条隔离带，目的只在保障隔离带之南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这种意义并非在秦长城全线贯通之后才凸显出来，远在长城出现之前，绵延壮阔的阴山山脉已经天然地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隔开，长城只是人为地强化了这一层含义。

    在阴山上，人造的长城与天造的山脉是合为一体的，而这两个巨大的可视景观背后，隐藏着一条不可见的农牧分界线，这条线隔开了两种截然不同、不可调和的生存方式，中国历史上发生在北部边疆的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所有争端，几乎全部源于这两种生存方式，或者说两种文明之间的矛盾。

一条界线

    中国历史上首次“划”出农牧分界线的，是太史公司马迁。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将全国划分为四个经济地理区域：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

    前三个区域，都是大致确定的地理范围，比如山东系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山西则指崤山、函谷关以西以关中平原为核心的广大区域，至于江南可以大致理解为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三个区域中，山东是纯粹的农耕区域，山西的大部分同样是沃野千里的精耕农业区，江南彼时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当是种植和渔猎的混合地带。

    龙门碣石以北却是一个颇为含糊的描述，它只设定了南部边界，北方伸延到何处，司马迁未予说明。若依照当时形势，司马迁对这一区域的界定，向北当已越过阴山。

    龙门即龙门山，在今山西省河津市与陕西省韩城市之间；碣石即碣石山，在今河北省昌黎县西北。已故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曾说：“所谓龙门碣石之间是由碣石山下划一条界线，西南行，经过今北京市和山西太原市北，再横过吕梁山南段，直至龙门山下。”这条界线之北，物产与山东、山西、江南迥然不同，司马迁说，那里“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之类，显然，这些都是畜牧地区的产物。

    司马迁描述的这条农牧分界线之形成，应当是在战国时期，因为此前数百年的春秋时期，黄河流域尚且杂居着众多被称为“戎狄”的少数民族，有些民族甚至居住在周都洛邑（在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比如伊洛戎和陆浑戎。这些少数民族基本不事农耕，或畜牧，或狩猎采集，在中原诸侯的夹缝中惨淡营生。彼时中原地带农耕与畜牧错杂相处，自然不存在一条地理上的农牧分界线，尽管阴山南北的广阔区域内，草原民族早已在那里生息繁衍了无数世代。

    这种状况在战国时发生了巨变。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战国诸侯开垦农田的能力大幅提升，列国大都施行奖励农耕的经济策略，致使春秋时期大量存在的瓯脱之地多数辟为农田，而原本被“戎狄”占据的诸多小片土地也渐被侵蚀，变成了精耕细作
的种植区域。

    当农耕终于确立为黄河流域的主要生产形式之后，畜牧业在那里再无立足之地。“戎狄”们要么接受现实，融入农耕世界，要么自我放逐，从丰腴的黄河流域撤出，走向边缘。

    事实上，对于黄河中下游那些不甘心被同化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即将步入的边缘地带是无从选择的，东、南两个方向都已变成农耕的天下，他们只能迈向西方和北方。显然，被同化的应该是那些居处于靠近中原核心地带的少数民族，而走向边缘的必定原本就靠近边缘，比如分布于今日陕西、山西以及河北北部的“戎狄”。随着这些少数民族的撤出，司马迁指出的那条农牧分界线渐趋形成。

    被排挤出精耕农业区的少数民族在阴山以南的农牧交界带上，与游牧于阴山南北的草原民族相遇了。这个相遇的过程是漫长的，但是量变累积，终于在战国中后期完成了质变——真正的游牧社会形成了。

    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拉铁摩尔说：“完全游牧社会的形成，既有新加入的少数民族，也有一批旧少数民族如戎、狄等，被汉族农业社会的扩张逐出中国北部后，转变为草原的新少数民族。”也就是说，这个完全游牧的社会，由被排挤到北方的畜牧民族和原本就游动在北方的游牧民族融合而成。

    作为先秦时代最重要的历史现象之一，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被动的过程，它有赖于黄河流域农业经济的日渐发达以及中原列国开辟疆土的强烈欲望。而战国中后期秦、赵、燕三国各自筑起长城，将草原民族阻挡于边墙之外的茫茫草原之上，无疑为草原游牧社会的最终形成加上了最重的砝码。

    战国时的秦长城，西起今甘肃岷县，自西南向东北横贯黄土高原，直抵内蒙古托克托县黄河南岸，全长千余里；燕长城西起张家口，一路向东北伸延，抵达辽东半岛的渤海之滨；赵长城位居秦长城与燕长城之间，恰在阴山一线，沿着山势的走向分作南北两列。

    在这三个国家的长城之北，此时已经自西向东形成三个最大的游牧集团——月氏、匈奴与东胡。公元前3世纪晚期，它们伴随着秦国的统一，集体进入汉文历史的记载，由此掀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

匈奴崛起

    格尔敖包沟像一个阅尽沧桑的老人，隐藏在阴山山脉西端狼山深处。我们沿着狼山脚下的公路抵达沟口时，浩荡长风正在穿越山谷，无数沙粒被狂风裹挟南下，在遍布碎石的沟谷中翻腾跳跃，涌向前方浩瀚的乌兰布和沙漠。

    格尔敖包沟深处，距沟口大约十多公里的地方，裸露的岩石上分布着众多岩画。如同散布在阴山深处其他地方的大量岩画一样，格尔敖包沟的岩画是阴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那些深刻在石头上的线条，虽然历经风雨侵蚀，至今依然清晰可辨，传达着久远的信息，将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和思想隐约展现出来。

    阴山岩画的创作时期，最远可以追溯至青铜时代，此后经历春秋、战国、两汉，直至元朝乃至明清。与这些年代对应的游牧民族，包括鬼方、山戎、北狄、匈奴、鲜卑、突厥、敕勒、党项、契丹、蒙古……在这一长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单中，第一个在北方建立草原帝国的游牧民族，是匈奴。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称匈奴的先祖淳维乃夏人后裔，后来徙居到北方，过上了随畜牧而转移的游牧生活。在秦朝以前的漫长岁月里，这一族群先后被称作猃狁、荤粥等，中原称之为匈奴，应当是在战国晚期，彼时这一族群中早已融入众多少数民族的成分，只不过由于缺少文字，其历史漫漶不清，无从深究。

    第一个被司马迁明确提及的匈奴首领，是头曼单于，他生活的年代，在战国末期至秦帝国崩溃前夕。当是时，匈奴夹在月氏与东胡之间，在三大游牧集团中实力最弱。这是匈奴掌控草原之前最晦暗的一段时间，它不仅被东胡轻视，还要向月氏纳
贡，后来更被蒙恬逐出河南地，流徙于阴山以北的草原深处。与此同时，匈奴内部也危机重重，即将迎来一场剧烈的变动。引起这场变动的，不是别人，正是头曼单于本人。

    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10年至公元前209年之际，当秦始皇帝嬴政病死沙丘之后，二世胡亥阴谋篡位，驻守北疆的将军蒙恬被逼自杀，秦帝国顿时陷入诸侯叛乱的泥潭。头曼单于抓住时机，穿越阴山，重返河南地北部。正是在这段时间，头曼单于萌生了一个念头，他打算废掉自己的儿子、未来的单于继承人冒顿，另立一个小儿子
为单于继承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头曼单于策划了一个阴谋——他将冒顿送到月氏为质，而后举兵袭击月氏。头曼如此举动，无疑将冒顿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事实上这也正是头曼的用心所在，即借月氏之手杀掉冒顿。

    头曼的计谋几乎得逞，然而，就在月氏准备杀掉冒顿的时候，冒顿盗得一匹好马，逃出月氏，回到了匈奴的领地。

    头曼杀冒顿的决心动摇了，因为后者英雄一般的事迹，赢得了匈奴部众的崇敬与爱戴。在草原上，具有英雄气质和传奇色彩的领袖无疑是单于的最佳人选。头曼怀着矛盾的心情接受了现实，给了冒顿一万骑兵，使之居于高位。但是冒顿却从这场差点儿要了自己性命的事件中感觉到了深深的危险，他已经无法相信父亲的任何许诺。最
终，冒顿想出了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杀掉自己的父亲。

    司马迁的叙述在此时出现了典型的英雄史诗或者民间故事的色彩，拉铁摩尔由此推断，《史记·匈奴列传》关于冒顿的记载，是根据匈奴自己的史诗或英雄故事。

    冒顿杀父的故事呈现出鲜明的“三叠式”特征：冒顿命令自己的部下听从鸣镝（响箭）的指挥，他把鸣镝射向哪里，部属们就必须把箭射向哪里，否则即杀之——出猎时，冒顿发射鸣镝，有人不射鸣镝所射者，冒顿杀之；稍后，冒顿以鸣镝射自己的爱马，有人不敢射，冒顿又杀之；不久，冒顿又以鸣镝射自己的爱妾，仍有人不敢射，冒顿依然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杀了。当冒顿第四次以鸣镝试验自己的部众时，他终于不必再杀人了，那些箭矢毫不犹豫地追随鸣镝呼啸而去，射死了一匹马，而那匹马是头曼单于的坐骑。

    故事的结局顺理成章——冒顿跟着父亲去打猎时，向父亲射出了鸣镝，于是冒顿的部下万箭齐发，射死了老单于。冒顿遂铲除异己，自立为单于。

    稍后不久，这种“三叠式”的故事又一次发生。

    东胡王闻知冒顿杀父自立，匈奴内部一片混乱，便自恃强盛，向匈奴索要一匹宝马；冒顿不顾群臣反对，让东胡使者带走了宝马。东胡王以为冒顿软弱可欺，再遣使者赴匈奴，索要冒顿的一位爱妾；冒顿依然不理会群臣的愤怒和劝告，把那位爱妾送给了东胡王。东胡王不依不饶，发兵西向，直指匈奴，并且提出一个更加无理的要求，索要匈奴东部一片与东胡接壤的领地；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许多人认为那是一片无用之地，割给东胡也没什么关系，不料冒顿大怒：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当即斩杀了主张割地者，而后尽起匈奴之兵，以迅雷之势，袭击东胡；东胡无备，一战而溃，冒顿率军杀东胡王，掠其部众与牲畜，将东胡的广大土地纳入匈奴掌控之下。

    冒顿杀父与匈奴灭东胡，是草原上的两件大事，影响深远，但确切年代不得而知，大体说来，应在秦帝国灭亡之后的楚汉之际，此时，中原战乱频仍，以关中为根据地的刘邦忙于和项羽周旋，无暇北顾。
    中原不关心草原上的争斗，冒顿也无意插手中原的内乱，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在随后的几年中，冒顿单于纵马征讨，所向披靡。在西方，他将月氏逐出草原，赶到了更远的中亚；在北方，他征服了草原深处的丁零、坚昆等部，势力拓展至贝加尔湖一带；在南方，他击败了楼烦王和白羊王，将其土地据为己有。至此，冒顿单于不仅独占了阴山以北的整个草原，还在阴山以南完全夺回了被蒙恬夺走的河南地，更把触角继续南伸，侵入了上郡和代郡（郡治在今河北省蔚县）……

    一个空前强大的草原帝国诞生了，而蒙恬费尽心力修筑的万里长城，大半成为这个草原帝国内部的一道毫无意义的墙。

白登山之辱

    几乎与冒顿单于建立草原帝国同时，刘邦在中原完成统一，建立了汉朝。

    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同时完成统一，并非汉朝独有的现象。几个世纪之后，当汉朝灭亡，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混乱之后，中原再度被唐朝统一起来，北方草原上也同步地出现了另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突厥。值得注意的是，汉唐之间中原失序的时候，草原上也是一片混乱。

    秩序与混乱几乎同步，这表明，至少在某段时间内，中原王朝和游牧帝国之间存在一种令人深思的关系。这种关系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以好和坏来判定，而且，短时期内，这种关系也很难看出。

    对于初登帝位的汉高祖刘邦来说，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却一点都不复杂，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匈奴是中原的最大威胁之一，随时都有可能举兵南侵。

    刘邦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此时匈奴的势力已经越出河南地，中原曾经用以防御匈奴的最重要的屏障——阴山长城，全部握在匈奴手中，再加上汉朝初立，内部尚不稳定，若匈奴大举南下，必定为害至巨。

    尽管刘邦对匈奴深怀忧虑，但他显然不希望在此时与匈奴发生战争。他一手创立的汉朝是从血腥中挣扎出来的，多年战争致使中原凋敝，休养生息是眼前第一要务。只是形势的发展不受刘邦掌握，一次突发事件使得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提前爆发。

    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向代郡边城马邑（在今山西省朔州市）发动进攻，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应该说，匈奴此次进攻马邑，与此前多次南下并无不同，目的只在劫掠。然而韩王信投降之后，竟然引领匈奴大举南犯，兵临晋阳（在今山西省太
原市西南）城下。

    晋阳的位置，已在司马迁划定的那条农牧分界线之南。

    汉高祖刘邦不能坐视匈奴继续深入，更无法容忍边将的叛变。第二年，刘邦亲率大军出征，在晋阳击败了韩王信和匈奴的联军，而后乘胜北上追击。时值隆冬，天降大雪，盛寒的天气令汉军举步维艰，有些士兵的手指都被冻掉了。刘邦一意孤行，继续追击，而探子带回的情报也令他信心倍增——沿途只见一些老弱残兵和羸瘦的牲口，简直不堪一击。大喜过望的刘邦率少量骑兵急行，抵达平城（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多数步兵则远远落在后面。

    可以想象，此时刘邦已经认定，他将轻而易举地把匈奴驱逐到阴山以北，使汉朝重新掌握北部边疆的主动权。

    然而，在平城东北的白登山，当刘邦被突然出现的无数匈奴骑兵团团围困之时，他才意识到，此前探子带回的情报都是匈奴故意造成的假象，冒顿单于早已布下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等着刘邦和他的部队钻进来。当然，如此计谋，很可能出自韩王信。
白登山之围，是刘邦一生中遭遇的最危险的时刻之一。天寒地冻，粮草不足，他与后续部队的联系也被匈奴切断。整整七天七夜之后，汉军粮尽，刘邦陷入彻底的绝境。

    随后的历史出人意料，冒顿单于没有将刘邦活活困死，他下令大军在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缺口，放刘邦脱逃而去。当刘邦突出重围与后续部队会合之后，匈奴也随即撤军。

    此间情节，疑问重重。匈奴本有极大希望要了汉朝开国皇帝的老命，为何在最后关头网开一面？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给出的解释如下——濒临绝境的刘邦派人突围，找到冒顿单于的夫人阏氏，赠以厚礼重金，请其在冒顿单于面前为刘邦说好话；阏氏得了好处，进言单于：两主不相困，何况你就算得了汉朝的土地，也不能久居，汉王有上天佑护，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吧。恰在此时，与冒顿单于约定驰援白登山的韩王信之部将王黄、赵利，没有如期抵达，冒顿以为他们与汉军有谋，将对匈奴不利，所以采纳阏氏建议，放刘邦逃生。

    司马迁的解释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冒顿单于并非犹疑不决之人，一个女人的一句话，很难让他放弃既定的策略。当年东胡王向冒顿索要爱妾，冒顿尚且不爱惜，如今为何对此阏氏如此看重？因此，刘邦能够生还必定另有缘由，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与冒顿单于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而这份盟约的核心内容，即是和亲，至于每年向匈奴馈赠丝缎、谷物、酒之类，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和亲是一种外交手段，它意味着刘邦在表面上承认了冒顿单于与自己平起平坐，地位相当，而馈赠则是实际的利益，匈奴不知疲倦地劫掠中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取那些草原上无法出产的东西，而不是占据中原的土地。对匈奴而言，丝缎、谷物
和酒，是权势和财富的象征，单于把它们分发给自己的臣属，借以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土地则是一种羁绊，游牧民族一旦定居下来，原本的机动性就会丧失，生活方式和权力结构也将随之巨变，并进而引起内部的混乱。

    匈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原王朝，以便从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馈赠，而这些东西在经济凋敝、人民离乱的战争时期，是无从获取的。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游牧帝国和中原王朝之间存在着的那种微妙关系。这种关系是单向度的，因为中原王朝不必依赖草原上的任何物产，它只需防范、抵御游牧帝国三五不时的劫掠即可，而游牧帝国却必须持续不断地获取那些产自中原的易耗品，这也是它们不断劫掠中原的原因。
刘邦与匈奴和亲之后，匈奴骑兵依然不时南下。

    事实上，在西汉前期的数十年间，从汉高祖、惠帝、文帝直至景帝，汉朝与匈奴始终不曾断绝和亲之策，匈奴也始终没有放弃劫掠中原的策略。通过持续不断的劫掠、敲诈，匈奴从汉朝获取了无数利益，而汉朝一直未能摆脱诸侯割据的内部危机，
只能忍气吞声，仅有的几次反击也颇为不利。这种屈辱的状况，终于在汉武帝刘彻的时代有了根本改观。

汉朝的反击

    乌兰布和沙漠位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境内，是中国第七大沙漠。沙漠东部与九曲黄河相依相偎，形成了“长河落日”与“大漠孤烟”并存的塞上奇观。

    沙漠北缘，狼山屹立，无数铁褐色的山峰犬牙交错，令人生畏。

    我曾站在狂风不息的狼山上，远远眺望沙尘弥漫的乌兰布和沙漠，遥想其久远的历史，揣测其迫至狼山脚下的年代。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于上世纪60年代，实地勘察乌兰布和沙漠，在沙漠西、北靠近狼山之处，发现三座古城废墟和众多古墓。废墟上布满了典型的汉代砖瓦碎块和陶片，还有一些汉代五铢钱及箭簇；古墓中则出土了大量明器，其形制与同
时期在黄河中下游的发现十分接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墓棺及出土的陶仓、陶囤中还发现了诸如高粱、荞麦、谷子、小麦之类农作物。

    这些发现表明，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在汉代曾是一片大规模的农业垦殖区。那时，流沙尚未侵袭到这里，灌溉设施虽不发达，也不至于没有；远处的阴山也并非今日这般荒秃凄凉，而是林木葱茂，多有禽兽——沙漠北缘的狼山中，有一道名叫哈隆
格乃口子的山谷，谷口有一座汉代石城废墟，侯仁之先生断定它就是汉代著名的鸡鹿塞，从这个名称即可看出，至迟在西汉时，这里仍是禽兽出没之地。

    那三座古城——三封、临戎、窳浑的建造年代，前后相差无几，都在公元前127年—120年之间，这段时间，正是西汉一代雄主汉武帝刘彻在位前期。此时，长期制约中央政权的诸侯割据危机，在“七国之乱”被平定后，已经彻底消除，连续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物资充足，人口增加一倍多，西汉迎来了最强盛的时代。

    刘彻即位于公元前141年，起初的几年，西汉与匈奴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刘彻不仅延续了和亲之策，厚遇匈奴，而且沿袭了汉景帝在长城沿线开设关市的传统，与匈奴发展贸易。彼时匈奴自单于以下的大小贵族、首领都乐于和汉朝交往，长城之下，热闹非凡，人员往来不绝。

    然而，这一切只是刘彻的权宜之计，是为了稳住匈奴。刘彻始终不曾忘记汉高祖刘邦当年在平城所受屈辱，以及刘邦死后，冒顿单于对吕后的调戏——公元前192年，冒顿单于自恃强盛，令人给吕后送去书信一封，信中说：我孤处荒野，很想到中原游玩；陛下是寡妇，料想也颇寂寞吧？既然我们两人都郁郁寡欢，何不互通有无？吕后盛怒，欲杀信使而北击匈奴，最后终因汉朝实力不济，不敢兴兵，只是回信一封，称自己年老色衰，不值得单于挂念，并奉上御车两辆，骏马两匹。

    在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前，汉朝的许多官员，始终讳言白登山之围和吕后之辱，但对汉朝与匈奴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和亲，却痛心疾首，多所批评。

    汉文帝时期的官员贾谊，坚定不移地反对和亲之策，他的一段话代表了当时多数汉朝官员的想法：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足
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德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伸，可为流涕者此也。

    贾谊认为，以和亲为核心的外交政策，违反了儒家的基本原则，是对蛮夷的屈从，绝对不可容忍。反对贾谊的人则认为，和亲是当下最经济、有效的策略，而战争则代价高昂且收获甚微，因为游牧的匈奴可以随时远遁，汉军即便占领草原，也没
什么用处，最后还得回来，把草原还给匈奴。

    数十年来，尽管贾谊们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恳求攻打匈奴，支持和亲的一派终究还是占了上风。如果贾谊能够多活三十余年（他死于公元前168年，年仅33岁），他或许会感到欣慰，因为就在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刘彻站到了主战派的一方，决意向匈奴发起全面反击。

    这一年，刘彻采纳雁门豪富聂壹的计谋，令聂壹假装私自出塞与匈奴贸易，并引诱单于入塞夺取马邑。其时，匈奴的领袖是冒顿单于的孙子军臣单于。军臣单于被聂壹所惑，亲率骑兵十万，直入武州塞（在今山西省左云县），此时，三十万汉军已
在马邑布下重围，只等军臣单于入瓮中。在距离马邑百余里的地方，军臣单于忽然觉得不对劲，只见牛羊遍野，却不见牧人。军臣单于不敢贸然深入，他派人捉住了一个正在巡边的汉朝尉史，从其口中得知了马邑的情况，大惊，当即退兵。

    这一次未能实现的马邑之围，使得汉朝与匈奴彻底撕破了脸面。匈奴断绝和亲，不时举兵南下，杀掠汉边。汉朝则蓄积实力，经过几年的训练准备，于公元前129年，向匈奴展开了攻击。

匈奴失阴山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人类学家巴菲尔德教授，在其著作《危险的边疆》一书中，将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战略总结为四个方面：

    其一，把汉朝的边界推进到之前秦朝的边界，也就是阴山一线。

    其二，与匈奴的游牧邻居——月氏和乌孙建立军事联盟，以孤立匈奴。公元前138年，刘彻派遣郎中张骞出使西域，目的就在于此。当时张骞一行被匈奴扣押，历尽周折，十余年后才返回中原。

    其三，进入塔里木盆地，征服西域城邦诸国，以阻止匈奴与藏边的羌族发生联系，并迫使匈奴停止从西域的城邦征税，此所谓“斩匈奴右臂”。

    其四，穿越阴山，长途跋涉，到草原深处去彻底摧毁匈奴。

    这四个战略目标，第一个最迫切，也最容易实现；第二个、第三个虽然有太多不可控因素，但实施起来，难度不算很大；第四个是终极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也最小，其原因正如前面支持和亲的汉朝官员所说，深入草原的战争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需要充足的后勤保障，而且汉朝即便赢得了胜利，依然不能占领草原，更没有可能将中原体系化的农业经济引入其中。

    汉武帝刘彻显然高估了汉军在草原上的战斗能力。匈奴利用其卓越的移动性，往往采取拖延的战术，在草原上四处游移，与汉军纠缠，直到汉军人困马乏，粮草不继。所以，在汉朝采取主动出击战略的最初几年，汉军并不占据优势。

    公元前129年秋天，汉军兵分四路，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在今河北省怀来县），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各率一万骑兵袭击关市下的匈奴人，并且攻入了匈奴境内。但是此战并不顺利，除了卫青小有斩获（杀死、俘虏匈奴共计700人）之外，其他三路将军的战绩都令人羞愧：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损兵折将，去时一万，回来三千；声名煊赫的飞将军李广则被匈奴俘获，费尽周折才逃了回来，与公孙敖一起被贬为庶人。

    第二年，军臣单于起兵报复，率两万骑兵分路南侵。汉武帝刘彻派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合击匈奴，斩杀数千人，算是取得了对匈奴的第一次胜利。

    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在公元前127年到来。这一年，卫青率军出云中，一路横行，直至陇西（今甘肃省东部地区），斩杀匈奴数千人，俘获牛羊百余万，并一举收复河南地。至此，汉朝对匈奴战争的第一个战略目标达成，阴山屏障终于再度回到中原王朝的手中，这也意味着汉朝初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汉书·匈奴传》说，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两千多年后，当我矗立狼山之上，四望童山沙碛，满目干旱荒凉，并不能想象匈奴人万般失落的心情。当然，我也无从想象汉朝的喜悦。两千多年来巨大的生态变迁，草场变良田，
良田又遭沙漠侵袭，早已抹去氤氲史册中的一派生机，那些血腥、惨烈的搏杀也变得了无意义。

    卫青收复河套地区之后，汉朝在那里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同时又征发民夫，修整蒙恬所筑长城关隘。今日驱车走在阴山南侧的县道上，依然可以不时看见突兀矗立在山顶上的烽火台，它们大多筑于秦代，沿用于汉，成为汉朝北疆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朔方郡设立同年，汉朝在内地招募了十万移民，迁至朔方。三封、临戎、窳浑等古城也于此时开始修筑。那些千里迢迢来到异乡的移民，和驻守此处的士兵一起，在大草原上开垦出了大片农田。

    此后几年间，卫青与霍去病数度穿越阴山，北击匈奴，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片新垦农田提供的军粮，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苍茫高阙塞

    阴山是南北交通的巨大障碍，但并非不可逾越的天险，匈奴南下，汉军北上，自有许多通道可以穿行。在阴山山脉东段的大青山中，白道联通了南北，今日呼和浩特至武川县的公路即是沿着古白道的沟谷。

    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山势远较大青山凶险，其中也不乏通行南北的谷道，比如鸡鹿塞扼守南端谷口的哈隆格乃口子，是从乌兰布和沙漠通往山北的最易通行的一条通道。

    从鸡鹿塞往东，另有一处著名的军事要塞，高阙塞，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境内。既有塞，则必定有通道。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高阙塞有过一段十分精彩的描绘：

   《史记》：“赵武灵王既袭胡服，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自阙北出荒中，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汉元朔四年，卫青将十万人败右贤王于高阙，即此处也。

    石头的山脉是地球上最顽固的事物之一，我们和郦道元之间相隔的一千多年，对于阴山而言，不过一瞬。高阙塞扼守的那道天然峡谷南端，其状貌至今仍与郦道元所见别无二致——铁色的山脉在这里忽然断开，两座峻峭的山头有如高耸的双阙，刺
入苍穹。高阙塞就建筑在谷口东侧的台地上，如鸡鹿塞一般，全部石头垒砌，方方正正。当然，它也和鸡鹿塞一样，坍塌荒废，乱草丛生。我们爬上台地，进入这石头的废墟时，一位老人正牵着马从里面出来，恍惚间，仿佛从久远的历史中穿越而出。
对于高阙塞的历史，那位老人显然十分熟悉，他得知我们从鸡鹿塞过来，言语间颇有些自豪：鸡鹿塞是汉朝的，我们这个是战国时候的。高阙塞最初的主人，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赵雍，赵国历史上的一代雄主。赵雍锐意改革，胡服骑射，使赵国成为战国中后期与秦国并峙的强国。

    此后赵雍灭中山，败林胡、楼烦，辟云中、雁门、代三郡，并在阴山之上修筑了长城，高阙塞作为遏制匈奴南下的重要军事要塞，即建于此时。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代，当匈奴被逐到阴山北面之后，高阙塞的地位更形重要，汉朝的军队多次从这里出塞，深入草原，与匈奴展开激战。郦道元所说的“汉元朔四年，卫青将十万人败右贤
王于高阙”，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只不过，郦道元的记述略有失误——时间当是元朔五年，战争发生地也并非高阙，卫青只是从高阙出兵，远赴草原。

    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

    关于此次战役的背景，有必要略作说明。公元前126年，即卫青复取河南地、置朔方郡次年，军臣单于离世，匈奴内部发生夺权之争。最终，军臣单于的弟弟伊稚斜单于获胜，军臣单于的儿子於单兵败后南下投降汉朝，被封为涉安侯。虽然於单数月后即死去，在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并未发生什么作用，但这件事依然影响重大，因为它是史籍记载中，匈奴内部发生的第一次权力之争（此事与冒顿杀父性质决然不同），这预示着匈奴的政权存在着内部的危险；而失败的一方投降汉朝，则无疑显示出了匈奴分裂的可能。

    伊稚斜单于即位后，立即展开了对汉朝北疆的扰掠。朔方郡一带本是匈奴右贤王的属地，所以右贤王多次领兵杀掠朔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124年春，汉武帝刘彻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率十万人，出朔方，自高阙北上，往击匈奴。
此次出兵，汉军神速，右贤王以为汉军不能速至，不加提防，饮酒大醉。汉军深入草原六七百里，在夜色中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虽然侥幸逃脱，但损失惨重，部属一万五千人，及帐下小王十余人，皆被汉军俘获。此后右贤王再也无力侵扰朔方。

    这一战，在汉朝与匈奴的交战史上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象征意义很大，它意味着汉军已有足够能力在草原深处获取胜利。所以匈奴也在不久之后调整了策略，主动后撤，诱使汉军更加深入。

    但此时的汉朝军队已经今非昔比。

    公元前121年春，年轻的霍去病被汉武帝刘彻封为骠骑将军，进击河西走廊。霍去病仅率骑兵一万人，就所向披靡，一路杀、俘匈奴八千人，并且缴获了匈奴休屠王用以祭天的金人。同年夏，霍去病再度出击，过居延泽（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攻祁连山，杀、俘三万余。伊稚斜单于恼怒休屠王与浑邪王惨败，欲召而杀之，两人闻讯，密谋叛变，而汉朝则派霍去病亲自前往迎接。是年秋，浑邪王杀死临时变卦的休屠王，率部众四万人投降汉朝，于是，整个河西走廊尽入汉朝怀抱。

    匈奴失去河西走廊，就失去了它在西部最重要的祁连牧场，同时也失去了位于河西走廊中段，出产化妆颜料的焉支山。面对如此巨大的损失，匈奴人哀戚而歌：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受降城与汉长城

    汉武帝刘彻统治后期，西汉政治极为黑暗。酷计万余人和十多万匹马没能返回阴山之南。

    匈奴遭受重创，更向边缘撤离，大漠以南从此不再有匈奴的王庭，而汉朝一时不能补充战马，又兼霍去病在公元前117年离世，对匈奴的讨伐攻击也停顿下来。此间，匈奴虽然仍不时侵扰汉朝边地，但大多规模较小，没什么威胁。公元前107年，匈奴乌维单于（伊稚斜单于之子）曾向汉朝表达了和亲的愿望，但双方互相难以信任，竟未能如愿。

    公元前105年，乌维单于去世，其子乌师庐即位，因其少年，号为“儿单于”。
儿单于在位期间，茫茫草原上增加了一座著名的建筑——受降城。

    受降城的兴建过程，是匈奴实力大为衰弱的见证。公元前104年冬天，匈奴遭受天灾，大雪之后，无数牲畜饥寒而死，一时人心慌乱。此时的儿单于虽然年少，但性好杀伐，令匈奴人深为不安。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儿单于，遣使密告汉朝：我想杀了单于，投降汉朝，但是汉地遥远，请派兵来迎接，一旦兵至，我就动手把单于杀了。
汉武帝刘彻闻讯，即刻派遣公孙敖于塞外筑受降城，以接应左大都尉。但是受降城建好之后，左大都尉仍嫌太远，刘彻当机立断，于次年春天派遣浞野侯赵破奴率骑兵两万余，出朔方，西北急行两千里，去接应左大都尉。然而，就在左大都尉准备杀儿单于之时，事情已经败露，左大都尉反被儿单于所杀。赵破奴与匈奴激战之后，南撤到距受降城四百里的地方，被八万匈奴骑兵包围。最终，赵破奴被俘，两万多骑兵投降。

    受降城为受降而设，却没能起到预想的作用。

    此后，这座城池孤悬于草原深处，时而被汉军占据，时而被匈奴夺走。公元前102年，儿单于在攻打受降城的路上，病死，新任单于是他的叔叔，…犁湖单于。
在后来的历史上，尤其是唐代，受降城成了一种经典文学意象，在边塞诗中屡屡出现，许多诗人一生未曾见过受降城，却乐此不疲地吟诵，以抒发自己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宏伟梦想。唐代诗人们笔下的受降城，多是指唐代所筑的受降城，共有三
座，俱在今内蒙古境内。这些受降城虽以“受降”为名，却并非为接受突厥贵族投降而建，只是一种军事驻防设施。

    公孙敖所筑汉代受降城的位置，历来颇有争议，一个比较通行的说法，称其即是位于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新忽热古城，不知确否。

    新忽热古城没有建在高处，而是隐伏在一片低洼地带，若从远处观望，似乎它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在一个秋日黄昏抵达那里，只见金色的阳光斜射在荒废的城墙上，散发出一种强烈的质感；那一圈城墙虽然残毁不堪，但四方城池的形状依然清晰可
辨。其时半轮残月高挂青天，脚边风吹草动，脑海中顿时浮现出李益那两句著名的诗歌：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李益是去过受降城的，当然，是唐代的受降城。

    …犁湖单于在位时，草原上又增加了一种建筑，而且规模极为庞大，这就是西汉的长城。根据李孝聪教授《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学》一书，西汉长城可分东、中、西三段。

    东段长城在燕、秦长城以南，明长城以北，起自内蒙古商都境内，向东越过辽东半岛，直至今朝鲜清川江畔。

    中段长城在内蒙古商都以西至额济纳旗之间。这段长城在阴山北面，东起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向西穿过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直入大草原深处。因其远在秦长城以北，所以也被称作“外城”或“塞外列城”。

    西段长城起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苏古诺尔湖畔，而后沿额济纳河南下，在甘肃省金塔县折而向西，抵达敦煌市西北；再往西，则不筑墙，只有多达数百处的亭燧，断续绵延。

    西汉长城的大部分蜿蜒在广阔的草原之上，这表明了汉武帝刘彻极力开拓边疆的野心，他已不再满足于把阴山当作汉朝与匈奴的边界。这种主动进击的策略极大削弱了匈奴的实力，对汉朝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犁湖单于在位一年即死去，其弟且…侯单于即位。这位新单于似乎有意改善与汉朝的关系，将此前匈奴扣押的汉朝使臣尽数遣返回国。汉朝投桃报李，也将此前扣押的匈奴使臣遣返，并派遣中郎将苏武送归。到了匈奴，汉朝副使张胜欲杀丁零王
卫律，并劫持且…侯单于的母亲，事情败露后，张胜投降，苏武面对威逼利诱，不为所动，被匈奴流放至贝加尔湖畔牧羊，20年后才被匈奴放归故土。且…侯单于在位期间，还发生了另一件著名的大事。公元前99年，汉武帝刘彻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
三万骑兵，出酒泉攻打匈奴右贤王，结果陷入重围，所幸司马赵充国血战，才避免被俘的命运。同年，刘彻又遣骑都尉李陵将兵五千，出居延北千余里。李陵率军杀伤匈奴万余人，但粮草耗尽，被匈奴所围。李陵投降匈奴，且…侯单于把女儿嫁给了他。
李陵投降之后，司马迁在朝堂上为李陵辩解，触怒汉武帝刘彻，终获腐刑。

   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正在前方与匈奴交战，忽然传来消息，其家因巫蛊而族灭。李广利遂降。汉军损失数万，大伤元气，不再出兵。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离世，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宣告结束。

匈奴分裂

    刘彻去世十多年后，一场罕见的大雪突降草原。攻打乌孙之后，正在归途中的匈奴壶衍提单于被暴雪所袭，损失惨重，出征时的万余骑兵以及大量牲畜，冻死冻伤无算，返回时不足十分之一。游牧于匈奴西部的乌孙、北部的丁零，以及处于匈奴东部的东胡后裔乌桓，落井下石，联手合攻匈奴。

    此役过后，匈奴人口减少十分之七，牲畜损失过半，曾经强盛的草原帝国已成往昔。当此时，汉朝只需出动区区数千骑兵，就可在草原上击败匈奴，而匈奴竟一时无力还击。

    然而，真正改变汉朝与匈奴关系的原因，并非匈奴在军事上的失利，而是其内部的分裂。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离世，匈奴内乱爆发。先是日逐王先贤掸率其部众降附汉朝，稍后，继任的握衍朐…单于在反对者逼迫之下，自杀身亡，时在公元前58年，即汉宣帝神爵四年。匈奴陷入了前所未见的内乱，各派势力竞起争夺单于之位，最混乱时，草原上竟然有五位自封的单于，彼此争斗不休。

    最后，冲突集中到了两个人身上，郅支单于和呼韩邪单于，两人都是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相比之下，郅支单于实力更强。呼韩邪单于在郅支单于接连不断的攻击之下，向南逃遁，而郅支单于则占据匈奴王庭。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开始考虑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否可以臣服汉朝，以便在汉朝的支持下扭转对北单于的劣势。

    这个念头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他们警告呼韩邪单于，臣服汉朝就意味着被吞并，而南北匈奴间的冲突不过是兄弟之争，无论谁胜谁负，都是匈奴自己的事。反对者理由充分，呼韩邪单于也必定知道此前降附汉朝的匈奴首领的境况——当年浑邪
王投降汉朝后，加官进爵，获赏赐无数，但其部众却被分割开来，受到汉朝的严密监视。

    对安全生存的渴望最终战胜了对被吞并的忧虑，呼韩邪单于力排众议，率部众南行，至于汉朝边塞下，并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长安为质。北方的郅支单于闻讯，也把儿子送到了长安。两位单于争相示好汉朝，对汉朝而言，无疑是件绝大的好事。

    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自五原塞入境，汉宣帝刘询待以特殊礼遇，使其位在诸侯王之上，并赏赐无数。没有被吞并，令呼韩邪单于感激不尽。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住了几个月，返回时，刘询派遣长乐尉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率骑兵一万六千，又在边
郡征发人马数千，自鸡鹿塞礼送呼韩邪单于出塞。为了帮助呼韩邪单于巩固地位，维护统治，刘询下诏，令董忠等人留在那里，前前后后又送去谷米三万四千斛。

    虽然此后郅支单于也曾遣使赴长安朝觐，带去了大量礼品，并且得到了汉朝的优厚礼遇，但他显然明白，在这一轮向汉朝示好的竞争中，他没能抢占先机，优势渐渐丧失。公元前45年，他请求汉朝归还人质，意味着放弃了竞争。而后，他杀了汉朝
使节，弃地西迁，占据了今日的费尔干纳地区（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交界地区），而呼韩邪单于则率领部众回到了位于今日乌兰巴托一带的单于庭。

    公元前35年，汉朝的西域副校尉陈汤斩杀郅支单于，传首长安，并上书汉元帝刘…，陈说攻击北匈奴的缘由：用以显示万里，凡冒犯中国者，虽远必诛。郅支单于之死，令呼韩邪单于喜忧参半。公元前33年，在请求汉朝允准后，呼韩邪单于再度赴长安朝觐，他态度恭谨地表示，愿意做汉朝的女婿。

    刘…满足了呼韩邪单于的请求，以宫女王嫱赐之。王嫱即王昭君，在传说中是一位艳丽绝伦的奇女子，自请出嫁漠北。据说，王昭君出场时，第一次见到她的汉元帝刘…被其美貌所惊，懊悔不已。

    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自朔方北去，曾在鸡鹿塞居留数日。彼时流沙尚远，狼山葱郁，不远处的屠申泽波光潋滟，自是风景佳处。

青冢向黄昏

    王昭君出塞后两年，呼韩邪单于辞世。但此后近六十年，汉朝与匈奴和平相处，边境牛羊遍野，人口倍增，三代人不闻烽火警报，成为历史上少见的安宁局面。这种局面得以形成，昭君出塞自有其功，但更为重要的，是西汉自宣帝以来施行的外交策略。在巴菲尔德教授看来，这种外交策略，即是“通过将援助与贸易作为朝贡体系一部分的方式而与匈奴订立和约”，从而避免代价高昂的战争。

    西汉实现了这种目标，但付出的代价依然高昂。在这和平的六十年间，汉朝向匈奴提供了数量庞大的赏礼，而且逐渐递增，仅以丝织品为例，就可看出这种趋势：
公元前51年，赏赐丝絮6000尺、丝缎8000匹；
公元前49年，赏赐丝絮8000尺、丝缎9000匹；
公元前33年，赏赐丝絮16000尺、丝缎16000匹；
公元前25年，赏赐丝絮20000尺、丝缎20000匹；
公元前1年，赏赐丝絮30000尺、丝缎30000匹。

    这六十年间，汉朝内部并不安宁，黄河决口和天降大雨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引起的洪灾，以及各地频发的旱灾、饥荒等灾害，不绝于史，尤其公元前48年—47年的关东大饥荒，横扫十一郡国，到了人民相食的骇人地步；公元前29年，黄河冲决金堤，水灌四郡三十二县，水深三丈；而公元前17年爆发于渤海（郡治在今河北省沧州市东南）、信都（郡治在今河北省冀州市）诸郡的洪灾，大水灌了31座县邑，淹没官亭
民居四万多所……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逐渐大幅增加对匈奴的赏赐，显然不是心甘情愿。西汉不得不这样做的缘由，在公元前3年，借由黄门郎扬雄之口完整地表达了出来。当时，匈奴请求朝觐，汉哀帝刘欣苦于耗资巨大，有心拒绝，扬雄即上书劝谏：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
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时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扬雄一针见血地指出，汉朝一旦拒绝了匈奴的朝觐，匈奴将立即背叛盟约，并有可能挑起战端，因为维系汉朝与匈奴和平的，正是匈奴通过朝觐换取的大量馈赠，而并非道德礼仪，或者某个人物的贡献。即便后世传诵歌咏的王昭君，也绝无如此能力。

    这种朝贡体系，事实上已经把汉朝拖入了一个泥潭，难以抽身。

    汉哀帝刘欣最终也没敢拒绝匈奴的请求，于是，公元前1年，匈奴赴长安朝觐，带走了数目惊人的赏赐，其中就包括上面提到的丝絮30000尺、丝缎30000匹。

    王昭君作为后世传唱不息的历史人物，被赋予了极端重要的历史意义，位于今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南郊大黑河畔的昭君博物院，即是这种历史叙述的生动体现。当然，熙来攘往的游客或许更关心这女子的命运，乐于谈论她和匈奴单于之间颇具传奇色
彩的“爱情”，至于历史的真相和细节，普通大众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昭君博物院门前的照壁上，雕刻着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相依相偎的图像。这来自南方泽国的女子眉目清秀，风姿绰约，一身汉地装束，兀自凝神远望，若有所思；呼韩邪单于则是北地服饰，慈眉善目，喜笑颜开，仿佛邻家的老爷爷。

    博物院里，与照壁相对的中轴线上，有这对夫妇并马而行的雕像，如今已是博物院的名片。再往前，博物院的尽头，一座巨大的土冢巍然屹立，即昭君墓。据说，每至秋色深沉，四围草木尽枯黄，只有昭君墓上草色青青，所以得名“青冢”。唐代
诗人杜甫曾写过青冢，诗中说：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最后一句中的“怨”字，表明了杜甫对昭君出塞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在唐代十分普遍。宇文所安在《盛唐》一书中曾说，关于王昭君，在唐代流传着两种相反的说法，一种是她在胡汉交界的河中自溺而死，另一种是她在单于府中过着豪华而痛苦的
生活，直至终老。第二种说法，显然更可信。

一段历史的结束

    东汉时，南匈奴逐渐融入了汉地，北匈奴则在公元后91年，被汉将耿夔在金微山（在今阿尔泰山）彻底击溃，从此离开蒙古高原西迁，再也未能返回。数百年后，他们后裔的身影出现在欧洲，引发了欧洲民族长久的惊恐。

    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的冲突依然在继续，另一个游牧民族鲜卑很快占据了匈奴的故地。在东汉末年直至隋朝统一的数百年里，鲜卑与更多少数民族一起，在北方纵横驰骋。那时，突厥也在逐渐强盛，终在唐代成为草原大帝国，与中原持久抗衡，其势恰如匈奴之于汉朝。再往后，随着唐朝的灭亡，中原王朝实力向南部退缩，终于在漫长的时间里，将草原以及阴山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拱手让给了游牧民族，辽和金的南界，甚至远远越过黄河，蒙古人和满族更是完成了整个中国的统一，疆域之辽阔，令人惊讶。

    诚如拉铁摩尔所说，“在前汉时期，长城历史的主要特征已经成熟，使我们可以依据它们来研究其后的整个中国及亚洲内陆的历史，一直到19世纪。在19世纪，欧美工业制度兴起，造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扩展到世界各地，使远东的历史出现新的发展”。中国北部边疆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冲突，在秦汉两代实际上已经演示了几乎全部的可能性，此后便是往复循环，只在深度和广度上逐渐增加。

    汉唐以后的漫长岁月里，阴山不再具有当初的战略意义，不再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拉锯的地方，但作为农牧的分界线，则至今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