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文工团的那段日子
                                                            撰文/芒•牧林

    我是1946年4月，从呼和浩特逃离，投奔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会到达张家口的。一路上，从凉城到卓资山，从卓资山到丰镇，从丰镇到阳高，再从阳高到张家口都是八路军保护我们。我对八路军的初步认识是从此开始的。当时，我只有十七岁，是个受国民党傅作义迫害，在集中营关了半年之久而民族情绪很浓的蒙古青年。

    到张家口以后，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人告诉我，有三个去向可供选择：一是到军政学院学习；二是可以回家乡参加地方的工作；三是到文工团当演员、学绘画。我从小喜爱绘画，文工团里正好有我军官学校的同学那音太，于是我就决定到文工团。

    五月一日上午，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就把我带到文工团。当时，文工团办公就在张家口上堡靠山根有一座二层楼的大院内。快到门口时，就听到拉琴、击鼓的声音。进院一看，一个中等身材、四方瘦脸、穿一身灰色衣服的男子在打鼓，院子里五六个人跟着鼓点扭秧歌。

   “他就是我们文工团的团长，叫周戈。”那音太告诉我。

    那位带我去文工团的工作人员交给团长一封信，说了两句什么。那音太回答说：

   “他的名字叫拉希栋鲁布。”

   “噢，拉—稀—冻—萝—卜？”

    他用带一种特别的汉话语调这么一说，围过来的人们哄堂大笑了！从此我被大家叫做“冻萝卜”了。

    那音太用蒙语给我介绍说：“我们文工团的团长，叫周戈！”

    周戈团长过来要和我握手，表示欢迎。可我那时，还不懂得握手之礼，未敢伸手。

    这就是见到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上司的情形。他给我的印象是，人很随便，对人和气，穿着朴实，一点也不象当官的。

    周戈团长表示欢迎之后，指着一个二十多岁的汉人说：“他是你的上司”，然后又对那人说“老陈，他汉话说的不好，多关照点。”我以为文工团是蒙古人领导的单位，但是一见二位“上司”都是汉人，心里很是不快，首先，我听了“上司”这个称呼心里就很反感。在我看来，“上司”就是“官员”、“长官”，于让我想到了日伪时期和被国民党俘虏时的那些日本教官、国民党军官，他们把我们蒙古人看成奴隶，处处盛气凌人欺侮我们。尤其是自己被国民党军队制造了“小教场事件”，屠杀我们同学十几个人，打伤十几人，其余几十人都当了俘虏，差一点死在集中营里喂了野狗……
 
    当时，由于历史造成的民族情绪很深，我对汉人的戒备心理很大，对共产党、八路是怎样的人更不了解。所以，一见文工团的领导都是汉族，就觉得自己好像又落入被国民政府管制的处境，心里很是不快。

    不过，被周戈称作老陈的这位“上司”初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这个汉人“八路”，说话和气，尤其是他那诚实的笑容 ，好像是一位大哥，他说：“来吧，我给你安顿宿舍。”就把我带到二楼，指着地铺说：“你就睡在这儿吧。”一看大家都睡地铺，我也没有说什么。

    5月初的张家口，天气已经很热了，人们都穿上了单衣。我却还穿着国民党发的棉衣，棉裤，满头大汗，我的“八路”上司看着这种情形，拿来一套八路军的灰色军装，给我穿上。他见我连个内衣都没有，又把自己衬衣给了我。见我还留着从集中营出来时的长头发，就把我带到街上理了发……。
 
    文工团正在投入紧张排练的同时，还给全体团员上了政治课。记得有一位中等个头、带南方口音的八路军同志，给全体团员讲了几天课。可惜我听不懂他的话，就在下面画马和羊，后来才知道，讲课的人是我党著名民族理论家刘群。

    演员们清早6点起床就到山根练嗓子练合唱，上午分头排练话剧。我讲不了汉话，没有分配角色，就当了没有台词的群众演员同时管服装和道具。

    周戈团长既当导演，又演角色。那时文工团的演员，除了两名女演员欧阳洁和小关是汉族外，男演员都是蒙古族，排练非常吃力。周戈团长一边给演员们说戏，一边亲自示范动作；一会儿爬下、一会儿跪、一会儿呼喊，一遍一遍地教，弄得满头大汗。

    来文工团没几天我就和大家混熟了，特别是年龄相同的宝音巴图、莫尔吉乎、宝音达赉成了好朋友。，当时，莫尔吉乎刚从日本回来，汉话、蒙古话都讲不好，后来他成为了著名作曲家。

    我的那位“八路”上司陈清璋。不但对我照顾得面面俱到，对周围的其他蒙古族演员也是处处关心，我们都亲切地叫他 “陈同志”。

    文工团排练的节目有《粮食》、《牛永贵挂彩》、《血案》等。周团长扮演了牛永贵。当时又说又笑、幽默风趣的人，一拍戏，一下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扮演一个农民出身的战士，非常投入。

    周戈是特别忙的人，全团大小事他都管。排戏之余，他晚上写剧本、写歌词。《血案》——内蒙的第一部歌剧就是他根据我和其他几个同学讲的真实事迹编写的。
 人们都知道，1946年冬初，在呼和浩特发生了一起国民党屠杀军官学校学生的惨案，死伤二十多人，六十多人被抓，关入集中营。我就是在这次屠杀事件中被国民党抓起来，押在集中营，后来逃出来的人之一。当时，文工团里参与这次惨案者有4人，除那音太和我外，还有乌奎（当时他是号兵）、白灵（他的具体身分记不清了）等。周戈从这些亲身经历这次惨案的人讲述中，了解到国民党屠杀蒙古族青年的事件，并把这一事件作为历史背景，创作了歌剧《血案》。

    1946年秋，国民党发动了内战。自治运动联合会撤离张家口，迁往锡林郭勒草原的贝子庙。内蒙古文工团也于同年7月17日撤出张家口。

    临撤时候，文工团与另外两部分人先汇合在一起。

    一组是由画家尹瘦石、作家夏青等人组成的文化人士；另一队是由舞蹈家吴晓邦带领的鹏飞等人组成的舞蹈队。

    周戈就带领这40多人组成的文艺队伍，乘四辆马车撤离了张家口。我们一路经过张北、炮台营子（太仆寺左旗政府所在地）和宝昌，每到一地就停下来进行演出。并散发传单和毛泽东、云泽（乌兰夫同志的原名）的画象。周戈就这样把文工团变成宣传队，在撤退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共产党进步思想、揭露国民党政府腐朽的革命活动。

    于七月下旬，文工团到达了阿巴嘎镇。当时，自治运动联合会正筹备着成立察哈尔盟政府的工作，决定文工团在盟政府成立大会上做一次大型演出。在草原上给蒙古族群众演出，就需要用蒙语表演。可是从张家口撤离前排练的节目都是用汉语演出的。这就紧急招蒙古族女演员和准备蒙语节目。

    我和白云到我家乡去找蒙古族女演员。那时，草原上有文化的女性奇少，我和白云招来了金花（是东部区来的女学生）和杨金拉木（在私书垫学几年蒙文的姑娘），有人帮忙推荐了原察盟盟长照德布扎布的小女儿嘎鲁。这样，文工团有了三个蒙古族女演员，就决定马上把周戈团长写的歌剧《血案》翻译成蒙文排练。

    由孟和巴特尔和我、伊德兴（到哈叭嘎后参加文工团的青年）三人组成了翻译小组。我们三人，各有一点长处：孟和巴特尔汉文好，我蒙文好；伊德兴蒙汉兼通。仅用三天时间，把《血案》译成了蒙文并立即排练。嘎鲁演巴根的妻子，杨金拉木演母亲，金花演妹妹，我演八路军“康同志”。

   《血案》的演出在蒙古族群众中引起巨大的影响。号召蒙古人民拥护八路军共产党抗击国民党，起到了“蒙古族保卫家乡”动员令的作用。

    文工团在哈叭嘎演出期间，传来国民党已经到了张北和宝昌的消息。就在察哈尔盟盟政府成立大会上，内蒙骑十一师派来的人讲了国民党向锡林郭勒草原进攻的情形，号召蒙古青年们联合起来保卫家园，并招募自愿兵。十一师派来招受自愿的三个人我都认识，一个名叫拉苏荣，是张北青年学校的同学，一个名叫元敦，是军校同学；另一个名叫喜拉，也是我在呼和浩特时认识的人。我本就是“国民党镇压、屠杀蒙古青年”事件中被害者，再看到《血案》演出后家乡的蒙古青年纷纷报名参加自愿兵，去保卫家乡的热烈情景，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热血沸腾的心情，便去找周戈团长，提出参军上前线的申请。

   “不行！你走了谁演‘康同志’！”周戈没有准许我的请求。

    那时，我这个参加革命队仅有三个月的蒙古青年，在陈同志和周戈他们一言一行的影响下，我对八路和汉人的戒备心理，早已经不知不觉消失了。我从陈同志身上感受到“八路”是蒙古人真正的朋友，但我对革命队伍的组织、纪律等都还很陌生。于是趁文工团在太仆寺右旗黄旗大营子演出后向贝子庙撤的时候，我说想请一天假看望年迈的父亲，周戈同意了。于是我从盟政府秘书处借了一匹马回到家乡，找到十一师招兵的同学，当了自愿兵，打国民党去了。

    时隔8年，1954年10月，在内蒙古文学艺术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我再次与陈同志相会。我是以呼伦贝尔盟代表团成员身份来参加大会的。当我到会务组报到时，身后突然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叫拉希栋鲁布？”我那时已改名叫牧林，“拉希栋鲁布”是我的原名，便有些奇怪得说“是啊！你怎么……”回头一看，原来是本次代表大会的主要领导——我的“八路”“上司”陈清璋同志。他那时虽然已经任职内蒙古党委文艺处处长，却还是老样子，脸上是温情的笑容和诚实的谈吐，他问我“46年你跑哪里了？大家都以为你逃跑了或是叛变了。”我回答说：“我参军打国民党去了呀，当时不是跟你们请示过嘛，你和周团长都没有同意，我只好不告而别了！”

    那时我之所以义无反顾去参军是有原因的，文工团在阿巴嘎庆祝盟政府成立大会演出时，内蒙骑兵十一师派人来招募自愿兵说：“国民党傅作义的军队已经开到张北县和宝昌了，很快会打到我们这里来。为了保卫家乡，保卫草原，我们欢迎热血的蒙古青年来参军，把侵犯来的敌人赶走！“我听到后新仇旧仇一齐涌上心头，再也按捺不住沸腾的心血，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呢！于是，我便决定去参军打仗。

    陈同志听了我的解释，误会解除了。

    1955年底，我从牙克石调回内蒙古总工会工作。春节期间到陈同志家拜访。在交谈中，陈同志突然问我：“你听说过《巴拉根仓的故事》吗？”我回答说：“我从小就从我父亲和邻居老人那里听说不少《巴拉根仓的故事》”“太好啦！”陈同志高兴地说：“我这儿有整理翻译的《巴拉根仓故事》十几篇。想再补充一些编成集子出版，咱俩合作怎么样？“我当即表示同意。

    这样，一个不会蒙古话的老“八路“和一个汉文不好的

   “老蒙古”，二人合作整理翻译起蒙古族著名的机智人物巴拉根仓的故事。我们二人的合作方式是这样做的：我先把自己知道的故事，用蒙文回忆整理出来再讲给陈同志听。他听了觉得可以用，我就把它直译成汉语稿——（即蒙语的意思不作任何文字上的修饰，用汉文如实在表达出来），交给陈同志。陈同志按照汉语的习惯整理成正式文稿，再让我看。我主要看文稿有没有把原意弄错之处，以便改正过来。这样，反复几次才把故事文稿定下来。

    那时我几乎把每个周日和晚上时间都用在整理翻译《巴拉根仓的故事》这件事情上，然后到陈同志家修改故事文稿。我们用了一年时间，整理翻译出十几篇。再加上陈同志和赛西二人原有整理翻译的十多篇合成了《巴拉根仓的故事》，于1957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从此，我在陈同志引导下，踏上了从事蒙古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的道路。我和陈同志、赛西合作，先后合作出版了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长篇英雄史诗《智勇的王子喜热图》（这两部作品，收入《中国民间长诗选》第一、二集）等。

   “文革”十年浩劫期间，由于我们搜集整理出版了《巴拉根仓的故事》和《嘎达梅林》，被扣上“乌兰夫民族分裂主义的吹鼓手”、“反动文人”、“黑母鸡下的黑蛋”等罪名。对此，陈同志曾写过一篇《革命的老母鸡》的文章，批驳了“左派先生们”的扭论。文章发表在《内蒙古日报》上。其实，陈同志不止把我这个蒙古青年引上了从事文学的道路，2010年，内蒙奖励了60位杰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将近一半成员是出自内蒙文工团的文学艺术家，由此可见周戈和陈同志创造的“老母鸡”对培养自治区文化艺术工作者所作出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