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收藏辉映帝国霓裳
                                                                文/张海波

    我们感谢所有杭州和巴格达的金锦织工们，是他们巧夺天工的技艺为我们展示了登峰造极的帝国霓裳。

    苍狼和白鹿的美丽传说成就了世界艺术的神话。当世界进入蒙古时代，以大都（注：今北京）为中心，在杭州，在哈喇和林，在大不里士和伊斯坦布尔，在莫斯科、德里，甚至在遥远的罗马，都发生了东西方艺术的广泛交流与融合。我们感谢所有杭州和巴格达的金锦织工们，是他们巧夺天工的技艺为我们展示了登峰造极的帝国霓裳。

    永远的记忆

   “净刹玉豪瞻礼罢，回程仙驾驭苍龙”的豪气荡漾在大元帝国与四大汗国统治者和蒙古贵族们的笑容里，他们金玉冠帽和佩身的金珠宝玉在那些商贸发达的城市中流光溢彩。1333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记载：“萨莱城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规模特别大，建在平坦的土地上，城里人众拥挤，到处都有漂亮的市场、宽阔的街道……城里有13座举行礼拜的清真寺……城中居住着不同的民族；蒙古人（他们是国家真正的居民与统治者，其中一些是伊斯兰教徒）、信奉伊斯兰教的阿速人、钦察人、契尔克斯人、俄罗斯人与拜占庭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每个民族分占一定地区，有自己的市场”。马可·波罗说到：“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

    史学家美誉的“蒙古泰平”和发达的东西方贸易，使帝国的服饰艺术在13世纪蒙古人已完成的“世界体系”中散发着夺目的光辉。亲历者记述贵由汗（注：窝阔台之子）登基场景是这样的：“是夜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少男和少女，都穿上美珠的衣服，其闪耀和明亮致使晚上的星星因妒忌而想在隐没时刻之前四散”；在此用“无与伦比”一词重复马可·波罗的描述：“每次大汗与彼等服同色之衣，每次各易其色，足见其事之盛，世界之君主殆无有能及之者也”。正所谓“千官一色珍珠袄，宝带攒装稳称腰”，元朝诗人萨都刺《上京杂咏》叹道：“一派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诸生舞蹈千官贺，高捧葡萄寿两宫。”从各种史记材料不难看出，质孙服、质孙宴不仅反映了蒙元帝国难以逾越的服饰艺术、体制和盛大的忽令勒塔（注：蒙古语“qurilta”汉语译音，意思是“朝会”“聚会”）的形制，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出蒙元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

    另外，考古学家们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河、顿河流域的朱赫塔、凡而勃费老格、诺沃巴普洛夫斯基等地，从一些13—14世纪的蒙古贵族墓葬中发掘到许多十分精美的织金锦服饰残片，上面刺绣着龙纹、凤纹、大雁纹、射猎天鹅、云中飞燕、花瓶、鱼、鹦鹉、牡丹花等等各个国家的吉祥图案，都证明了那段灿烂的文化和交流的史实。

    大不里士的目光

    1258年，旭烈兀（注：成吉思汗四子托雷之三子，1217-1265年）率领大军占领报达（注：今巴格达），后建伊尔汗国，那个时期在巴格达、大不里士等地出现了大批波斯风格与中国画画风相结合的细密画作品。伊尔汗国定都大不里士，使这座城市随即发展成为当时的文化艺术中心，当时的波斯细密画，把从平民到宫廷贵戚的各种状态描绘得淋漓尽致。特别是画工们用全景的视觉记录了东西文化交流下的蒙古汗国宫廷活动以及蒙古贵族奢华的生活。盛装的宴会在千里之外的波斯重复上演着，汗王栖鹰金冠，纳石失（注：波斯语，即织金锦）龙纹锦袍，金玉腰带闪着耀眼的光芒，手托长颈琉璃杯中的美酒带来醉意，恰与大都“凉殿参差翡翠光，朱衣花帽宴亲王。红帘高卷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如出一辙；身着速不都纳石失（注：波斯语，即缀小珠的金锦），头戴嵌珠卷云冠的年轻王子与波斯异密（注：波斯语，意思是“幕僚”）和宫廷大臣们商议着领地国事；雍容华贵的王后在3位提袍侍女的陪同下审视着宫廷宴会前的准备工作，仿佛昔日熟悉的马背生活已是遥远的记忆。

    珍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普鲁士文化遗产—东分区的迭斯专辑（Diez A fol. 70,S.22）金纸油彩画《登基现场》“描绘了他们所有服饰的辉煌，画里男人戴着与众不同的鹰羽冠帽，女人们则要戴稳头上那顶插着孔雀翎、象征皇戚勋臣正妻，拥有强大政治权利、被称为bughtaq（注：蒙古语“包各塔格”的音译，也称guguan,顾姑冠，是蒙元时期蒙古妇女的冠帽）的圆锥形高帽。”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写到：“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绢。其末如鹅鸭，故名故故。大忌人觸，出入盧帐须低徊。”

    从曾任伊尔汗国宰相的波斯人拉失德丁记录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铁血征程的《史集》细密画中，不难看到象征地位、财富的华丽服饰的描述：即使屠城之战也要留下那里的工匠（这为汗国包括织金锦的生产，储备了人才和技术）；赏赐立功者荣袍、织物、珠宝、金腰带；盛装出游；大摆质孙宴。

     黄金·丝绸·青花瓷

    忽必烈即位以后，至元六年（注：1269年）开始，元廷早期统治者就“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始定服御，上而天子冕服，腰舆、仪卫、队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以及士庶服色”，在吸收汉族服制的同时，详尽制订等同国法的朝仪服色，从至元八年八月庆贺天寿圣节开始正式使用，“粲然其有章，秩然其有序。”冠服车舆“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

    本来“元代衣服式样，在北方，男女上下区别不大，通名为袍，但是用的材料精粗贵贱，却差别悬殊。高级大官多用红彩鲜明织金锦……，下级办事人只许用檀褐色罗绢。平民一般禁止用龙凤纹样，禁止用金，禁止用彩……。至于贵族官僚，必满身红紫细软。帝王且更加穷奢极欲，除彩色鲜明组织华丽的纳石失、绿贴可波斯式金锦外，还有外来细毛织物速夫（即琐伏）及特别贵重难得的紫貂银鼠白狐玄狐皮毛等。并在衣帽上加金嵌银，更讲究的全用大粒珍珠结成。对于平民或其他人，却用种种苛刻禁止法令，穿戴一出范围，必受重罚”。

    从《元史舆服志》里可以看到元廷森严的服饰等级制度与奢华。《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中载，天子冕服：“衮冕，制以漆纱，上覆曰綖，青表朱里。綖之四周，匝以云龙。冠之口围，萦以珍珠。綖之前后，旒各十二，以珍珠为之。綖之左右，系黈纩二，系以玄紞，承以玉瑱，纩色黄、络以珠。冠之周围，珠云龙纲结，通翠柳调珠。綖上横天河带一，左右至地。珠钿窠纲结，翠柳朱丝组二，属诸笄，为缨络，以翠柳调珠。簪以玉为之，横惯于冠。”官吏公服：元朝文武百官公服多从汉唐，以长袍为主，长袍式样，“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一品紫色罗袍，绣大独科花，直径五寸，系玉偏带。二品紫罗袍，绣小独科花，直径三寸，系花犀偏带。三品仍服紫罗袍，绣散答花纹，径二寸，无枝叶。四品、五品穿紫罗袍，绣小杂花，径一寸五分。三品、四品系黄金荔枝偏带。六品、七品穿腓色衣，上绣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九品穿绿罗衣，无纹。五品以下系乌犀偏带。”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中又载：“天子质孙，冬之服十一等，服纳石失、怯绵里（翦绒），则冠金锦暖帽。服大红、桃红、紫蓝、绿宝里（原注：宝里，服之有襽者也），则冠七宝里重项冠。服红黄粉皮，则冠红金答子暖帽。服白粉皮，则冠白金答子暖帽。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原注：俗称曰襻子答忽）。夏之服凡十五等，服答纳都纳石失（缀大珠于金锦），则冠宝顶金凤钹笠。服速不都纳石失（缀小珠于金锦），则冠珠子捲云冠。服纳石失，则帽亦如之。服大红珠宝里红毛子答纳，则冠珠缘边钹笠。服白毛子金丝宝里，则冠白藤宝贝帽。服驼褐毛子，则帽亦如之。服大红、绿、蓝、银褐、枣褐、金绣龙五色罗，则冠金凤顶笠，服金龙青罗，则冠金凤顶漆纱冠。服珠子褐七宝珠龙答子，则冠黄牙忽宝贝珠子带后簷帽。服青速夫金丝阑子（原注：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则冠七宝漆纱带后帽。”

   “百官质孙，冬之服凡九等，大红纳石失一，大红怯绵里一，大红官素一，桃红、蓝、绿官素各一，紫黄、鸦青各一。夏之服凡十四等，秦纳石失一，聚线宝里纳石失，枣褐浑金间丝蛤珠一，大红官素宝里一，大红明珠答子一，桃红、蓝、绿、银褐各一，高丽鸦青云袖罗一，驼褐、茜红、白毛子各一，鸦青官素带宝里一。”

    质孙服是帽、袍、带、靴配套的。每次盛会大汗更换一种颜色质孙服时，朝廷的贵族也必改穿同色的质孙服。很多皇戚勋臣衣服上面嵌有珍珠、宝石和其他宝物，皇帝质孙服的富丽堂皇更是不可复加。

    质孙服的质料、饰品除穷尽江南罗绫绸缎和全国的金银珠宝外，还与波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有关。例如：纳石失，波斯语nasich的汉语音译，意为金丝锦缎的织金锦，与《元史》原注金锦相同；怯绵里，波斯语khaml汉语的音译，意为立绒或茸制品；比肩，波斯语beejad的汉语音译，一种红宝石的名称；都，波斯语dorr的汉语音译，意为珠宝，尤指珍珠；答纳，波斯语dana的汉语音译，意为颗粒、大粒、圆粒；答纳都，意为大颗粒珍珠；速不，波斯语sobhe的汉语音译，意为串珠；速不都，意为串起来的珍珠串；毛子，波斯语mas的汉语音译，亦称almas，意为金钢钻、钻石；牙忽，波斯语yaqut的汉语音译，意为红宝石；速夫，波斯语suf的汉语意译，原意为羊毛，亦指毛料或粗毛料。那么用于能够涵盖蒙元帝国服饰及呈现其艺术成就，浩如繁星的服饰材料有金锦、彩锦、刺绣、缂金、缂丝、丝、绸、绢、罗、缎、绒、纱、毛料、珍贵皮毛、金珠宝石，如《南村辍耕录》（注：元朝，陶宗仪著）记述：“回回石头，种类不一，其价亦大不一。大德间，本土巨商卖红刺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值中统钞一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天寿节大朝时则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今问得其种类之名，具记于后。红石头四种同出一坑，俱无白水。剌淡，红色娇。避者达，深红色石薄方娇。昔剌泥，黑红色。苦木兰，红黑黄不正之色，块虽大石至低者。绿石头三种同出一坑：助把避，上等暗深绿色。助木剌，中等明绿色。撒卜泥，下等带石，浅绿色。红亚姑上有白水。马思艮底，带石，无光，二重同坑。清亚姑，上等深绿色。你蓝，中等浅绿色。屋擈你蓝，下等如冰样，带石，浑青色。黄亚姑，白亚姑，猫睛，猫睛中含活光一缕。走水石，新坑出者，似猫睛而无光。甸子，你捨卜的，即回回甸子，文理细。乞里马泥，即河西甸子，文理粗。荆州石，即襄阳甸子，色变。 ”可见，蒙元时期用于服饰的珠宝纷繁复杂，无以尽述。

    元朝统治者还依律设置专门的机构，对各地方及宫廷服饰织造进行全面运营和管理。例如：隶属工部、户部以及储政院就有织造局和纳石失局，如太府监左藏库、别失八里局、人匠总管府纹锦总院、将作院异样局总管府沙罗提举司、都提举万亿绮源库、弘州（注：弘州，今河北阳原）纳石失局、荨麻林（注：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洗马林西）纳石失局以及南京东、西织染局等等。在这些机构里劳作的各国工匠们和那些奔走于畅通的草原丝绸古道上的各国使者、传教士、商人们，对东西方各民族服饰艺术，特别是中国丝绸文化的交流、发展、生产及贸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金、丝绸、青花瓷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艺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注：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后记

    当走出“世界历史上的蒙古时代”，当曾经的辉煌归于平淡，今天的我们需要从蒙元服饰艺术的角度重新发现和审视产生辉煌历史的必然，静心回顾和思考服饰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艺术的独立与融合。从我们对世界各地收藏品的研究中，感悟“草原文化”和“游牧文明”根基所在与千年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