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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水军训练及军事科技教育
王风雷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蒙古人以武定天下，在他们的创业过程中，传统的军事及其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他们军事方面的优势或长项也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尤其随着征伐目标的改变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则更多地体现在了水军的训练和军事科技的应用，以及军事匠人的培养上。因此，本文仅就元代的水军训练和军事科技教育问题进行一番探讨，错漏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一
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以后，随着征伐南宋步伐的加快，他在军事方面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蒙古铁骑到了长江流域或江南水乡以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优势的发挥遇到了困难。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渡江战役中，由于南宋水军的顽强抵抗，蒙古军的优势变成了劣势。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尤其要适应长江流域及江南水乡的地形特点，必须尽快组建一支强大的水军。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主动权，从胜利走向胜利，进而实现收复江南的任务，完成统一大业。相反，若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军，所有的政治理想都将成为泡影。可见，组建水军意义重大，迫在眉睫，必须抓紧落实。因此，元代的水军是在讨伐的战争实践中诞生的。据史料记载，元代的水军最早在元太宗窝阔台当政时期，于1238年开始组建。当时水军的组建，与易州（今河北易县）定兴（今河北保定）人解诚有这密切的关系。此人“善水战，从伐宋，设方略，夺敌船千计，以功授金符、水军万户，兼都水监使。焦湖之战，获战舰三百艘。宋以舟师来援，诚据舟厉声呵之，援兵不敢动，急移舟抵岸，乘势追杀之，夺其军饷三百余斛……从攻鄂（今湖北武昌），夺敌舰千余艘”。这里所说的焦湖之战，是指戊戌年（1238年）在今天的安徽巢湖蒙宋双方进行的一次激战。这些史实都说明，大蒙古国时期的水军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而且水军都督基本上都有汉人来充任。后来1258年元宪宗蒙哥率军征南宋时，曾经“募兵习水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任务就是朱国宝“以职官子从军，隶水军万户解诚麾下”。以上就是元代有关水军的最早记录，为此解诚为创建大蒙古国以及元代的水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为水军的训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水军的创建标志着蒙古族军事教育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为推翻南宋王朝奠定了强大的水军基础。
仅仅创建了水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提高它的作战能力，而且必须敢打硬仗。因此，元朝政府开始结合实战加强了水军的训练，也积累了好多成功的经验。据史料记载，至元二年（1265年）三月，政府下令“敕边军习水战”。这一敕令看似简单，但意义深远。此时忽必烈的目光早已锁定南宋的广大地区，而且在征战时绝对不能重蹈赤壁（今湖北赤壁，还有一种说法为今湖北嘉鱼或黄州）大战的覆辙。当年曹操在赤壁失利的原因很多，但其中的一点是北方人不习水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所以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忽必烈早已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做了具体的部署。这也是元朝政府训练水军的最早记录。由于记录过于简略，具体在哪几个方面进行重点训练，其教官是谁等问题都成了一个未知数。至元四年（1267年）东安（今河北安次，即廊坊）人张禧“改水军总管，益其军二千五百，令习水战”，与之相适应，他的军功基本上都与水战和海战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大多是在均州（今湖北均县即丹江口）、襄樊（今湖北襄樊）、襄阳（今湖北襄阳）、江阴（今江苏江阴）、日本等地的水域和海面开战的。总之，元朝政府通过军事斗争进一步强化了水军的训练，初步达到了克敌制胜的目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元朝政府在加强水军训练的同时，对船只或战舰的生产给予了高度重视，也做了很多实事。至元五年（1268年）正月，元朝政府下令“陕西五路四川行省造战舰五百艘付刘整”。训练水军没有舰船是不行的，假如没有舰船，那所有的东西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去制造战舰。至元六年（1269年）七月，兀良氏阿朮将军在汉水与宋军交战，杀溺生擒五千余人，获战船百余艘；于是治战船，教水军。这是边战边学，非常实用提高也快。在平宋战场上阿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最具有发言权。至元七年（1270年）三月，阿朮与刘整言：“围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这一建议得到朝廷的许可之后，他们教水军七万余人，造战舰五千艘。阿朮和刘整通过敌我双方实力的比较后，他们可谓知己知彼，一方面看到了宋军的长处，另一方面也深深地体验到了自己的短处。“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唯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这就是前线将士破宋的基本思路，也算是一个具体的作战方案。然而，真正要教练水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事情，他需要很长的时间。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刘整提出的教练水军五六万及于兴元（今陕西汉中或南郑）金（今陕西金水）、洋州（今陕西洋县）、汴梁（今河南开封）等处造船二千艘的请求，得到了元廷的批准。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强元朝水军的实力，从而加速了南宋灭亡的进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元代的“曹彬”——伯颜的“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诗文得以了解。这篇诗文气势磅礴，寥寥数语展现了作者非凡的气度，同时也为我们描述了蒙古铁骑和水军的声威。对此元人刘敏中的记录更有意思：“丞相总兵南伐，旗旄所向，战无坚阵，望风披靡，长驱径捣，如入无人之境；取汉鄂如拾遗，摧苏杭如拉朽，宋将身窜胆落，救死之不暇，用能获其君臣，收全功而还”。笔者通读《平宋录》后的感觉是，元军一方面用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利用政治手段解决了好多棘手的问题，这样免去了生灵涂炭，为百姓谋取了福祉。伯颜的高明在于彻头彻尾地贯彻了元世祖忽必烈制定的“不杀”之策。
元朝统治者在征南宋同时，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这一岛国。海上作战为元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蒙古军把自己的长项搁置一边，勇敢地学起了原来自己不懂的东西。海上作战首先必须熟悉内河作战，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内河作战熟练到一定程度之后，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元廷“命凤州（今陕西凤县）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个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这次征日本虽然失败，但积累了海上作战的经验。为了更好地组织下一次的海战，元廷进一步加大了水军训练的力度。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一月，政府“命湖北道宣慰使刘深教练鄂州、汉阳（今湖北汉阳）新附军”。至元十八年（1281年），政府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万人征日本；八月以阿塔海代总军事征日本，因遇台风而失败。当时人们对海上的气候还是缺乏了解，再加上天不作美导致了失败。假如元军能够错开台风，历史可能就是另一种写法了。为此，日本人至今称神风帮助他们打败元军（寇）。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月，政府命右丞阇里帖木儿及万户三十五人、蒙古军习舟师者二千人、探马赤万人、习水战者五百人征日本。由于各种原因，此次未能成行。此后，水军的训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元廷以军万人隶江浙行省习水战。同年四月，以征日本船运粮江淮及教军水战。同年十二月，江淮行省以战船千艘习水战江中。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月，元廷“谕江南各省所统军官教练水军”。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塔不已儿之子庆孙领诸翼军镇太湖，教习水战。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六月，“诏蒙古人总汉军，阅习水战”。到了这个时候，在蒙古人当中也涌现出了一批熟悉水战的将领。实际上，元廷加强水军训练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不甘心远征日本的失败，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南海列岛。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元廷诏福建行省除史弼、亦黑迷失、高兴平章政事，征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会福建、江西、湖广三行省兵二万，发舟千艘，给粮一年，驶向了爪哇。据载，本次海上远征，元军历经千难万险，取得了一定的战绩，但由于势单力孤，花了了六十八昼夜时间才回到了泉州，伤亡三千余人。这是元军东征日本失败后的第一次胜利。成宗即位以后，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九月，以合鲁剌及乃颜之党七百余人隶同知枢密院事不怜吉带，习水战。大德六年（1302年）正月，海道漕运船，令探马赤军与江南水手相参教习，以防海盗。仁宗即位后，也不同程度地加强了水军训练。皇庆元年（1312年）四月，命浙东都元帅郑祐同江浙军官教练水军。到了这个时候，随着战事的减少，史书上有关水军训练的记载日趋减少，或者说见不到了。元朝统治者在较短的时间里，组建并训练出了强大的的水军，而且主动出击日本和爪哇，这在中国历史上奏响了一曲曲骑士的凯歌。与明代的抗倭斗争相比，元代的东征日本绝对是一个英雄的壮举。前者是在家门口受凌辱，窝囊到了极点，而后者却打到了日本列岛，虽败犹荣。
二
除了水军的训练，元代蒙古统治者对军事科技及其教育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首先，蒙古军在南征北伐时，开始使用了指南针。指南针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而且蒙古人通过战争把它传到了西方。按理说，蒙古人的方位知觉还是比较灵敏的，但在某些场合还辅助于先进的仪器设备，尤其在空旷的原野或茂密的森林里还必须有指南针。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未见到有关蒙古人使用指南针的记载，如果据此做出否定的结论，那就错了。在此我们可以把陆地作战抛在一边不管，而海上远征就不同于陆地作战了。元军东征日本，南征爪哇，海上的风浪大，暗礁又多，假如没有指南针，那真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当时的远航，一方面要用指南针，另一方面还需要定位仪，用来确定战舰的具体位置。若没有类似的仪器设备，偏离航线、触礁沉船的事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航海技术所达到的那个水准，以及船员的素质。指南针或定位仪的使用，以及舵手的培养都需要有相应的教育。那么，首次向蒙古人传授上述技术的人又是谁呢？是不是汉人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在一般情况下，蒙古人比较重视匠人，这些匠人的言传身教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据史料记载，在元代的军事教育中，人们已经广泛运用了军用地图。在当时一个高级指挥官必须善于利用军用地图，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这方面元世祖忽必烈在指挥作战时，特别重视看地图。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尝坐便殿，阅江南、海东舆地图，欲召知者询其险易”。由此可见，军事指挥员查看地图，用以部署兵力都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当时编写方志中可以了解，其中所附的山川河流图很能说明问题。因此当时的军用地图可能更详细一些，甚至把每一个战役中的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标注的清清楚楚。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者，身边必须有一张地图。另外，当时的海战已经开始运用了海况图。至元十八年（1281年）三月，由日本船为风漂至者，令其水工画地图，因见近太宰府西有平户岛者，周围皆水，可屯军船；决定先占据这一岛屿，再由一岐岛进讨日本。据此推理，元军在征爪哇时也可能画过海图，为认识海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其次，充分利用砲石技术，培养了一批砲手。与大蒙古国时期相比，元代的砲石技术及其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砲兵成了一个特殊的兵种。在元代的军队管理机构中，有砲兵手千户所，而且安排了多名官员。换句话说，当时砲手的培养，主要由砲兵手千户所来管理。除此之外，元朝政府还设置了“回回砲手军匠上万户府，秩正三品。至元十一年（1274年），置砲手总管府。十八年（1281年），始立为都元帅府。二十二年（1285年），改为万户府”，并设置了多名官员。该机构主要管理回回砲的制造以及砲手的培养等工作，因此它既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也是一个业务培训机构。回回砲的传入是中西方科技交流的产物，蒙古人西征把回回砲带到了中国。
在成吉思汗时期，除了唵木海，还有砲手贾塔剌浑和砲手元帅薛塔剌海，他们都兼任过砲手教官，为攻城掠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忽必烈时期，贾塔剌浑的弟六十八立砲樊城南、发砲摧常州城壁、总新附砲手军、管领砲手都元帅、更授砲手军匠万户，尤其在训练砲手方面功不可没。毫无疑问，这些人也向蒙古军传递过砲石技术。
除此之外，蒙古人在攻城掠地时，已经广泛地使用回回砲了。当事回回砲匠们的技术精湛，准确率高。当年旭烈兀的军队进攻篾牙法里勤（其地应该在伊利汗国境内，但具体位置不清楚）时，敌我双方进行了砲战，而且射出去的砲石在空中撞击，碎裂成小块，砲匠们的高超技艺让人惊叹不已。在元朝较早传授回回砲石技术的人很可能就是亦思马因。至元九年（1272年）十一月，“回回亦思马因创作巨石砲来献，用力省而所击甚远，命送襄阳军前用之”。除了亦思马因，阿老瓦丁在制作回回砲方面也很有名。他于至元八年（1271年）同亦思马因一起来元廷的。这两位都是回回砲石技术的传承人。据史料记载，至元十年（1273年）亦思马因“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他）相地势，置砲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因此他后来荣升为回回砲手总管。对于这一点，在阿里海牙传里也有所提及。另外，马可波罗也做了相应的记载：“尼克罗和马飞两兄弟……制造一种西方人用的机器。这种机器能投射重达一百一十二公斤的石头。如果使用这种机器，可以毁掉这座城市的建筑物，砸死居民。大汗大喜并准奏。他召来最优秀的铁匠和木匠，听从者两个兄弟的指挥……几天之内工匠们依照波罗兄弟的指示造出了他们的军用投石机，并且在大汗和整个朝臣面前进行试用，使他们有机会看到这种机器抛射石头的情景……当这种机器在襄阳府前架好后，其中一台机器先射出第一块石头，达到建筑物上，又猛烈又沉重，致使这座建筑物大部分塌倒在地，居民们被这种奇怪武器，吓得惊恐万状，他们似乎以为这是天雷在起作用，所以马上投降”。这些记载虽说有点出入，但大体相同。后来冯家升先生对回回砲的图纸进行了复原，冯立升先生对回回砲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所有这些为我们了解回回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平宋以后，元朝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回回砲匠及砲手的培养。至元十六年（1279年）三月，囊加带括两淮造回回砲新附军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砲者，俱至京师。至元十八年（1281年）七月，括回回手散居他郡者，悉令赴南京屯田。至元二十年（1283年）四月，发大都所造回回砲及其匠张林等，付东征行省进行了训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改砲手元帅府为万户府，砲手都元帅府为回回砲手军匠万户府。这些改革，都有利于砲匠和砲手的培养。在战事日趋减少的情况下，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感觉很有意义。至治三年（1323年）正月，遣回回砲手万户赴汝宁（今河南汝南）、新菜（今河南新菜），遵世祖旧制，教习砲法。在当时砲匠的子孙后代是世袭的，因而其技艺的传承，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
元代人们在用砲石的同时，也开始使用了一些火炮。另据史料记载，“蒙古人有能祈雨者，辄以石子数枚，浸于水盆中玩弄，口念咒语，多获应验。石子名曰鮓答，乃走兽腹中之石。大者如鸡子，小者不一，但得牛马者为贵，恐亦是牛黄狗宝之类”。鮓答即札答（）不仅在《蒙古秘史》中出现过，对此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也做了相应的记载。后来，拖雷在征潼关（今陕西潼关）的时命令手下人施用过类似的法术。应该说，到了元代蒙古人将这些法术也进行了传承，用以嚇退敌人。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守城并器具图附》，见《中国兵书集成》第3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第604、617、620页
 
见冯家升著《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2、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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