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记录的蒙古民族与国家诸称呼

——13世纪前期蒙古汗国勃兴的一个侧面

唐  均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摘要：西夏文记录了蒙古民族和国家的多种不同称呼，同时也还发现有蒙古人称呼西夏的族称记录。根据这些记录的西夏文内涵剖析及其相关语言借用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出13世纪前期作为蒙古民族统一和国家扩张的关键阶段，深刻决定了包括西夏人在内的多个毗邻民族的历史命运走向，同时也反映出国家统一对于民族融合的迅速促进。

关键词：西夏文  鞑靼  蒙古汗国  13世纪

蒙古民族在13世纪初形成统一汗国之后开始进行全方位的扩张，首先碰到的一个颇具实力的对手就是党项人建立已近200载的西夏王国。蒙夏之间长达20余年的战和交往，使得近日仍有丰富民族文献依存的西夏文字记录保存了不少有关蒙古汗国在13世纪前后的第一手资料。

西夏文记录的蒙古民族和国家相关资料，从与之毗邻的党项人视角展示了曾经威震世界的蒙古帝国的一些早期信息。迄今为止，直接解读西夏文记录所进行的系统发掘和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仅从族称一个角度利用业已形成定论的相关西夏文释读结果，结合自己的理解和阐发，全面考察西夏人对蒙古民族和国家称呼的嬗变，剖析其间折射出的文化内涵。

一、         “鞑靼”

在7—8世纪镌刻而成并遗存至今的多方古突厥碑铭中出现了Tatar及其同根词Tatabï：t(a)t(a)r（）“鞑靼”、t(a)t(a)bï（）“奚”（Radloff 1894：123—124）。这些专名是关于该族称迄今最为古老的记录（岑仲勉1957：115），但显然是在原蒙古人尚未产生流传至今的民族文字时就已经借入突厥语了的。直到原蒙古人之一的契丹人于10世纪创制文字之后，这个族称才首次在本民族文字中得以记录下来。这就是保存在契丹小字中有关“鞑靼”词源的多种不同拼写形式：*tau-at、*t-at-ar、*ta-ta-a-ar（爱新觉罗2004a：96—97、307；2004b：96—97、98）。

“鞑靼”及其汉字异写形式初见于8世纪的唐代文献，后延及五代与两宋：本作“达怛”（《会昌一品集》《册府元龟》），后作“达靼”（《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梦溪笔谈》《资治通鉴》）；因“鞑”字不见于11世纪中后期编定的韵书《集韵》《类篇》，故知北宋中叶尚无此字，南宋以后乃作“鞑靼”（《三朝北盟会编》《蒙鞑备录》），不一而足（王国维1926）。

在铁木真统一漠北以前很长时间里，蒙古高原上的诸部落相互征战，尚无暇顾及更大范围的对外扩张，他们与统治河套和河西走廊的西夏王朝基本上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陈育宁等1988：82）。

1093年元月夏主元昊在致宋朝皇帝的称帝表中就提到了包括原蒙古诸部在内的周边民族的拥戴：“吐蕃、塔塔、张掖、回鹘、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宋史·夏国传》，克奇诺夫1984：1）。而西夏皇陵出土有大量汉文和西夏文残碑，其汉文残碑中也多次出现“鞑靼”的名称，从碑文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的鞑靼在贺兰山一带的活动是比较频繁的，且他们与西夏人的接触也很密切（李范文1984：23—24；孟楠1998：38）。

西夏文记录的“鞑靼”（*?-ta），大概是直接音译自汉字的。而从西夏字本身的构形来审视，其中“”字原义为“犬”、“”字原义为“尩”（李范文1997：251—252、253）。根据西夏语构词法，构词时动词做定语位于名词中心语的前面（史金波2009：3—4），故而这个西夏文表达的字面意义就可能是“尩犬”，即“跛足的狗”。这种字面上的贬损体现在西夏文系统中并不罕见，多是利用虫草类偏旁来构成指称非党项民族的称呼（史金波1986：27）——这一构字心理可能也是袭自汉字系统中指称非汉民族多用动物性指示偏旁或卑贱文字的“历史习惯”（例如：“猺”指瑶族、“僮”指壮族、等等）。

12世纪后期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四《边地巡检门》中载：“与沿边异国除为差派外，西番、回鹘、鞑靼、女直相和倚持，我方大小检引导过防线迁家养水草、射野兽来时，当回拒，勿通过防线。刺史、司人亦当检察，若不回拒，有住滞时，守更口者中，检主管徒六个月，检人徒三个月。”（史金波等1994：107）这是唯一一条出现具体语境的西夏文“鞑靼”用例。

由此可见，西夏文记录的蒙古族称“鞑靼”，很有可能直接音译自汉文，同样是利用了西夏文造字法中习见的贬损模式。这也就反映出13世纪以前业已立国、进入文明阶段的党项人对尚未统一的蒙古诸部的蔑视和疏远。

二、          “原主”

11世纪中期西夏国的整个北部边界都和鞑靼接壤（克奇诺夫1984：1）。到了铁木真统一蒙古（1206）前夕，漠北的游牧部落才开始与西夏有了接触；从成吉思汗第一次进攻西夏的1205年算起，到1227年蒙古军第六次出征并攻灭西夏共计22年——这段时间作为蒙古和西夏之间关系激烈发展的时期，并以战争形式加以集中体现（陈育宁等1988：82）。

汉人称呼中原周边的非汉民族有四个广义的表达：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与此类似，西夏文记录的四个非党项族的表达是：“东主”（*·o-wjị，即汉人）、“山主”（*·o-śiā，大致指南方藏缅语民族集团）、“西主”（*·o-lji，即吐蕃人）和“原主”（*·o-ku，意即“草原之主”）——其中对应于“北狄”和“虏”的“原主”被描述为“没有城池、精于骑射、骑兵胜于汉人的步兵”，故而该词很有可能就是指蒙古人（克平等2008：132—133）。

根据藏文史籍的记载，西夏东、西、南、北四面分别是汉人、吐蕃人、南诏人和霍尔人（黄颢2002：46）。

由于在译成西夏文的诸葛亮《将苑》译本中，汉文原本所具有的“四夷篇”被译者删略了除了“北狄”以外的其他三部分（克平等2010：132），而上文的阐述已经表明，西夏文中的“北狄”（*·o-ku）实际上指的就是新兴的“草原之主”——统一的蒙古汗国。结合蒙夏之间的交往集中体现为战争的史实可见，这部中原兵书译成西夏文大概在12—13世纪之交，西夏人对于蒙古人绝不敢掉以轻心了，在奉之为“草原主人”的称呼中隐隐透露出来的畏惧感或许正是蒙古人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前奏。

三、         “大界国”与“大元国”

西夏灭亡之后的1247年，居于河西地区的一批党项佛教徒刊布了一部新的西夏文《金光名最胜王经》，其发愿文中提及的“大界国”（*thạ-kiẹj-lhjịj）当指蒙古帝国，这个专名的汉译后来被修订为“大朝国”（史金波1983/2005：337—338、346；1990：313）。这里的西夏多义字“界、朝”（*kiẹj）或为汉文“界”的借词，再考虑到蒙古人在13世纪中叶所征服的疆域已经横跨欧亚大陆的史实，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大界国”是西夏文“”的汉译。

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尚有“皇元界朝”或（*ŋuər-γu-kiẹj-śjij）的记载，该汉译后来也被修订为“皇元朝廷”（史金波1981/2005：325；1990：317）。这个修订曾是前述“大界国”改译“大朝国”的关键理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既然西夏字“”为多义字，那么它在不同的语境中释作不同的语义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能因为“皇元朝廷”的解释而决定“大界国”的变易。

至于西夏文“大元国”（*thạ-γu-lhjịj）的记录（李范文1997：400），则显然是汉文的西夏文译法。由于忽必烈是在1260年之间仿汉制正式定国号为“元”的，因而西夏人借用这一汉人的称呼来指称13<, SPAN style="LINE-HEIGHT: 200%;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4px; mso-bidi-font-size: 10.5pt;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family: AdobeSongStd-Light">世纪中期以降的蒙元帝国，正是蒙古帝国相继征服包括党项人、汉人在内的广大东亚区域的直接写照，同时也反映出党项人和汉人的进一步融合趋势。

四、         其他

“夷人”（*·ụ）被西夏人界定为西夏域外的十个民族，蒙古人无疑是其中之一（克平等2010：82）。而出现在西夏文原创诗歌《圣威平夷歌》中的“西夷”（*·ụ-lji）一词，曾被认为是蒙古诸部之一的克烈部（梁松涛等2008：48；梁松涛2011：103）。

但是，《圣威平夷歌》中出现的西夏文所谓“亦延台”或“耶谚台”（*ja-lji-thej）不可能勘同于其他史籍记载的蒙文人名“客列亦台”（karaidai），同时，作为蒙古诸部之一的“汪古惕”（ongut）亦不可能系西夏人他称“唐兀惕”（tangut）的音转。上述推定中作为关键证据的两条审音勘同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因此这里的“西夷”究竟确指哪个毗邻民族目前还不好下断语。

基于目前对西夏文的整体解读而言，西夏字“”跟汉字“夷”一样，只是对本民族以外的多个异族的泛称而已，其中涉及蒙古人但还不如“鞑靼”一词那么确指。

五、         附说：蒙古人称呼西夏

作为一种典型的对照，我们再来粗略考察一下蒙古人称呼西夏（党项）在西夏文中的反映情形。

蒙古人称党项人为Tangut“唐古（《辽史》）、唐兀（惕）”，对应于汉文的习见称呼“党项”（《隋书》）；又称之为Qoši(n)“合申”，乃汉文“河西”的音译。

西夏番姓中有音译为“特吴”（*thji-γu），语音和字形均似于“皇上、君主”（*thji-γu），这或许就是汉译“党项”或“唐兀”的西夏文对应原形——若真如此，这个民族名称就在演化为一个特殊番姓的同时又成为“君主”的称谓之一了（史金波2009：8）。

这个族称最早见于8世纪中前期镌刻的古突厥碑铭中：t(a)ŋut（）（Radloff 1894：123）。在稍后创制的契丹小字中，大概有表示“唐古”——辽朝治下的党项人部落的族称形式：*ta-ŋ-ur-ən——其中的后缀*ən表示属格（即实1996：127）。从语音角度审视，由于汉语西北方音从很早开始就失落了很多的韵尾辅音，所以可以推知汉文表达“党项”当与之无直接关系；而“唐古”“唐兀”之类表达则可能直接音译自突厥文拼写所揭示的这个族称形式。明清时期的“唐古特”则可能直接音译自回鹘文拼写tangğut（耿世民2006：70）所揭示的一类形式。

目前尚未发现西夏文记录的“合申”形式。

由此可见，蒙古人对西夏的称呼在西夏民族文献里的留存只是借自异族（突厥人）的称呼，而其文字形式在音义上近似于表示“君主”的语词或许透露出西夏人在造字时面对蒙古人的某种敬畏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西夏文记录蒙古人对西夏的这个称呼可能形成于较晚的时代，此时西夏人至少已经领教过蒙古人的铁器锋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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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文创制于党项人立国伊始的11世纪前期，历经2个世纪的使用，迎来了西夏人和蒙古人之间的正面交锋。从西夏人对蒙古民族和国家不同称呼的嬗变过程中可以看出，西夏人对蒙古人似乎持有一种前倨后恭的民族心态。结合蒙古人称呼西夏的相关历史遗存可以认识到，西夏人对蒙古人的这种态度变化完全取决于蒙古人在13世纪前期政治、军事力量的崛起和披靡，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蒙古人铁骑势力下统一欧亚大陆过程中迅速推进的民族融合关系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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