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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礼乐之兴，肇于此矣——蒙古1252年日月山祭天考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马晓林
传统汉族王朝将祭天作为国家祭祀之首，而蒙古人也将天作为最高信仰。历来史志记载蒙元帝国祭祀制度，无不将1252年（宪宗二年，壬子）日月山祭天作为蒙元帝国郊祀之渊薮，甚至将其视为蒙元一代礼乐制度之肇始。
蒙古本有祭天之礼，随着汉化程度渐深，蒙元帝国开始逐步实行汉地之郊祀，而真正意义上的郊祀直到元成宗朝才姗姗来迟，上距1252年已半个世纪。见诸史料的1252年日月山祭天，看似明晰，实则疑点重重。最关键的问题，祭天主持者究竟是蒙哥汗还是皇太弟忽必烈，这决定了的这次祭天的性质与规格，而诸史料竟互相龃龉。本论之目的即在于考证此问题，进而探明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真实状况。
一 史料分类与辨析
关于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史料，可分为三类。
（一）《元史·祭祀志》、《经世大典·礼典》、王袆《日月山祀天颂》
《元史·祭祀志》是学者研究蒙元祭祀最易得之史料，其“郊祀上”条历数累朝沿革，起首云（下划线表示与下引《经世大典》相同者）：
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宪宗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八日，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其十二日，又用孔氏子孙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乐，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
《元史·祭祀志》的主要史源是元文宗时官修之《太常集礼》、《经世大典·礼典》。《太常集礼》已佚，《经世大典·礼典总序》尚存，其“郊祀序”云（下划线表示与上引《元史·祭祀志》相同者，着重号表示与下引《日月山祀天颂》相同者）：[③]
惟天子得祭天，古之制也。我国家建大号以临天下，自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品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率其世职，非此族也，不得与焉。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制者也。有司简牍可知者，宪宗皇帝始拜天于日月山，既而又用孔子孙元措言，祭昊天后土，始大合乐。世祖皇帝至于今，制度弥文，而国家之旧礼初不废也。
臣闻：惟天子得祭天，而祭天必于高邱，古之制也。圣元龙兴，肇基朔汉，遂建大号，以临天下。然国俗本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牲品尚纯，帝后[案，此处疑脱一“亲”字]之，宗戚助祭，非此族也，不得与焉。报本反始之意，可谓出于至诚者矣。
当太祖天造之始，东征西伐，礼文之事，固未暇遑。
太宗戡金之五年，岁在戊戌，时中原甫定，即命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取曲阜太常雅乐，辇其歌工舞节与乐器俎豆祭服，至于日月山。
及宪宗二年壬子之岁，秋八月，始即日月山以祀天，推太宗、睿宗配焉。既又用元措言，并祭昊天后土，始大合乐。一代礼乐之兴，肇于此矣。当其时，群臣奏对之际，上问礼乐何始，左右以尧舜为对。则其所以立神基肇人极者，圣谟睿略，何其宏远也。按日月山，国语云哈剌温山，在和林之北，实祖宗兴王之地。古者王者祭天，则日月从祀。日居东，月居西。今天子祀天兹山，而山适以日月名，此其嘉符瑞应，开万世无疆之基者，尤可征不诬也。
厥后，世祖定鼎于燕，首建庙室。
成宗于国南郊肇立圆丘。
武宗躬行祼享。
英宗复置卤簿。
至于文宗，爰祀郊丘。
肆今天子践位以来，郊丘祀天，礼凡荐举，前作后述，岁辑月增，容物典章，焕然毕备，弥文之盛，无复有加。原其所自，则日月山之祀固其权舆哉。[下略]
初，宪宗壬子年秋八月，祭天于日月山，用冕服自此始。
《礼乐志一》：
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宪宗始用登歌乐，祀天于日月山。
《礼乐志二》：
宪宗二年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制冠冕、法服、钟磬、笋簴、仪物肄习。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乐工李明昌、许政、吴德、段楫、寇忠、杜延年、赵德等五十余人，见于行宫。帝问制作礼乐之始，世隆对曰：“尧、舜之世，礼乐兴焉。”时明昌等各执钟、磬、笛、箫、篪、埙、巢笙，于帝前奏之。曲终，复合奏之，凡三终。十一日，始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祭毕，命驿送乐工还东平。
徐世隆是忽必烈潜邸旧臣，前金儒士，熟知礼乐，与此次召乐工关系密切。其墓碑、墓志中的“上”、“有旨”、“圣主”皆指忽必烈。《元史·徐世隆传》亦沿袭了这个说法：
姚枢、徐世隆、张孔孙皆是元初礼乐建设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传记资料证明，召东平乐工至日月山的是潜藩时期的忽必烈，而不是宪宗蒙哥。这与第二类史料《舆服志》、《礼乐志》的记载相矛盾。
事实究竟如何，下面从日月山地望、忽必烈行迹、祭祀所用礼乐等线索进行探查。
二 日月山地望
先考日月山地望。
历史上以日月为名之山不止一处。最著名者当属唐文成公主进藏之日月山，属祁连山脉，在青海湖东南，有人将此日月山附会为1252年蒙古祭天之日月山，学者已纠其谬。《金史·地理志》有日月山，在西京路昌州宝山县北五百余里，大定二十年更曰抹白山。钱大昕指此“别为一山，名同而地异”，诚是。
蒙元时代关于日月山地望的史料有二则。
（一）王袆《日月山祀天颂》载：“日月山，国语云哈剌温山，在和林之北，实祖宗兴王之地。”
哈剌温山，最易让人联想起《元朝秘史》中的合剌温礩都、合剌温只敦（Qara’un Jidun）。蒙古语Qara’un译言黑暗的，古蒙古语Jidun译言山脊。哈剌温只敦通常指大兴安岭，这当然不符合王袆“在和林之北”的描述。
波斯语史料《史集》之《忽必烈合罕纪》提到哈剌温只敦凡二次。第一次是1256年，蒙哥合罕伐南家思时，有令，因忽必烈既患风疾，且前已出征，平定敌国，可令留家。忽必烈遂依诏，在自己的斡耳朵里，即蒙古斯坦的哈剌温只敦地方休息。
第二次是1260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交战。忽必烈击溃阿里不哥麾下阿蓝答儿军之后，“他到达哈剌和林境内时，遇到了阿里不哥的全部四个斡耳朵和曲律们的斡耳朵，便把这些斡耳朵都送了回去，并在汪吉—沐涟附近过了冬。”阿里不哥派遣急使前来求和。忽必烈同意和兵。“他遣回了急使，自己也就在哈剌温只敦地方他的帐殿里停驻下来。”
《史集》中这两次提到的哈剌温只敦，显然非大兴安岭。其地有忽必烈的斡耳朵，邵循正、陈得芝皆认为在金莲川，最近魏曙光博士撰《合剌温山地望新考》，认为哈剌温只敦原指大兴安岭，自1211年木华黎麾下诸部移驻漠南以后，张家口边墙以北的山岭也被称为哈剌温只敦。这几位学者虽然在细节的考订上不尽一致，但皆认为哈剌温山在忽必烈漠南领地金莲川附近。
业师李治安先生在《忽必烈草原领地考》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此前，不少学者主张，忽必烈即位前的草原领地是在漠南开平金莲川。李师则指出，在贵由汗时期忽必烈在哈剌和林附近已经拥有了漠北领地，其夏营地在和林川向西六站路程、杭爱山北侧的察罕鄂伦河西岸，冬营地在忽兰赤斤以东或偏南的陀山腹地三四百里处。蒙哥即位以后，命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庶事，金莲川才成为了忽必烈新的领地。李师认为《史集》中忽必烈所停驻的哈剌温只敦大体位于汪吉河上游，在忽必烈漠北原冬营地范围内或附近。
总之，无论哈剌温只敦是位于金莲川还是汪吉河上游，都与王袆所说的“和林之北”不符。
然而王袆所说的是“哈剌温山”，而没有直接说哈剌温只敦。翻检汉文史籍，“黑山”屡见于元人咏上都之诗句，常与白海、青海、滦水对仗，应为上都附近名胜，亦非王袆之哈剌温山。1247年张德辉应忽必烈之召赴漠北，途经驴驹河（蒙古语Kelüren，音译又作翕陆连、怯绿连，即今克鲁伦河），见到：
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汉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视之，皆苍石也。盖常有阴霭之气覆其上焉。
“窟速吾”，四库本径改作“哈剌敖拉”，不知何据。姚从吾先生云“窟速吾”当是“窟剌吾拉”之缺讹，蒙古语窟剌即qara，意为黑，吾拉即ula（引者案，当为a’ula），意为山。[28]贾敬颜从之。[29]陈得芝先生认为“窟速吾”当为“窟迭吾”，对音Köde’ü，蒙古语意为荒芜不毛，Köde’ü aral（或作Köde’e aral）这一地名见于《秘史》、《元史》，音译作阔迭额阿剌勒、曲雕阿兰、阔帖兀阿阑，aral意为两河汇流之间地，实际位置在克鲁伦河与臣格尔河（《秘史》作桑沽尔河）汇合之间。[30]总之，关于窟速吾（黑山）之地理位置，学者们观点大致相同，认为在驴驹河曲，即克鲁伦河与臣格尔河汇合地附近，当是今肯特山或其一峰。在对音方面，陈得芝先生之说较前说略胜一筹，其缺点是Köde’ü之意义与“黑山”不能直接对译。或许此山有二名，qara之名乃远观其色，köde’ü之名乃近观其貌，若果真如此，张德辉“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视之，皆苍石也”的表述正与之暗合。[31]
前文已证，王袆所说的哈剌温山与哈剌温只敦无法勘同。而与张德辉之黑山勘同则有可能，下一条史料又可提供证据。
（二）《元史·宪宗本纪》载：“是岁（宪宗四年甲寅，1254），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根据这条史料，日月山距离颗颗脑儿不会太远。
《宪宗本纪》又载：“（宪宗七年丁巳）秋，驻跸于军脑儿，酾马乳祭天。”颗颗脑儿（《秘史》作阔阔纳浯儿），蒙古语Köke na’ur，意为青色的湖。军脑儿，蒙古语Gün na’ur，意为深湖。箭内亘认为军脑儿与颗颗脑儿为异名同湖，并考订其位置在萨里川（Sa’ari Ke’er，今克鲁伦河上游西）。帖木真年轻时一家人曾居于此地，首次称汗亦在此地。后窝阔台汗、蒙哥汗秋季驻跸于此。英国学者波伊勒译《史集》时将窝阔台驻秋之地Kösä na’ur径改作Kökö na’ur，Kösä na’ur应即《元史》中“曲先脑儿”之对音。王颋明确认为“古薛纳兀儿”、“曲先脑儿”、“颗颗脑儿”、“军脑儿”、“君脑儿”、“孙脑儿”诸名为同一地，在今阿尔拜赫雷市北哈吉尔特西。而《中国历史地图集》元代“岭北行省图”则比较审慎地将颗颗脑儿、军脑儿画作二湖。
曲先脑儿、颗颗脑儿、军脑儿即使不是同一湖，位置也相近，其东为克鲁伦河，北为不儿罕山（今肯特山）。《蒙古秘史》载，帖木真为蔑儿乞部人所袭，逃入不儿罕山得免，脱险后帖木真说：“对不儿罕—合勒敦山，每晨必祭，每天必祷告，教我的子子孙孙，铭记不间断！”他解带挂在颈上，摘帽挂在手上，向日跪拜九次，洒奠马奶子。不儿罕山从此成为蒙古人崇拜之神山。后来，蒙哥汗在不儿罕山祭天，是乎合情理的。故日月山应是不儿罕山中的一座。这与前文所述张德辉之黑山地理位置若合符契。颗颗脑儿、克鲁伦河上游、曲雕阿兰一带，是成吉思汗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域，这又与王袆说“实祖宗兴王之地”相合。
总之，日月山，即王袆之哈剌温山、张德辉之窟速吾（黑山），是不儿罕山之一峰，其南为宪宗蒙哥秋季驻地曲先脑儿。王袆称此山在和林之北，不确切，应是在和林之东偏北方向。
三 蒙哥、忽必烈行迹
次考1252年蒙哥、忽必烈之行迹。
《元史·世祖本纪》载：“岁壬子（1252），帝驻桓、抚间。……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儿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秋七月丙午（二十四日），禡牙西行。”
曲先恼儿，即前文提到的曲先脑儿，乃蒙哥汗驻秋之地。可见1252年六月，蒙哥、忽必烈皆在其地。七月丙午即七月二十四日，忽必烈禡牙西行。而《祭祀志》云，日月山祭天在八月八日。其十二日，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则祭天者不可能是已经出征的忽必烈。
程钜夫《平云南碑》记录忽必烈出征云南之行程颇详，其中明言：“宪庙践阼之二年，歳在壬子，我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亲王之重，授钺专征。秋九月，出师。”出师时间，《世祖本纪》与《平云南碑》必有一误。笔者认为后者九月出师更合理。理由有二。
一，蒙古人最敬畏天，祭天作为蒙古本俗，不仅仅是一次宗教性活动，更是大汗的权力受上天护佑的象征，也具有团结家族成员的作用。据《宪宗本纪》，1254年“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诸王大会与祭天是前后关联的。1252年也不例外，程钜夫《信都常忠懿王神道碑》载，“宪宗二年夏，会诸侯王于驴驹河之上”。1252年六月忽必烈入觐蒙哥汗，即参加此次大会，出征云南大概也是在会上决定的。八月八日诸王共同参与祭天，若忽必烈不参加而在七月二十四日就出师则有悖情理；况且出师云南并不急于一时，忽必烈出师后行军不快，十二月才渡过黄河，次年四月驻六盘山，直到八月才发兵南征。1252年忽必烈参加祭天，祈求长生天保佑，之后再出师，才合于情理。
二，冕服、合祭、音乐、神主牌位等汉式礼仪与忽必烈关系密切。1252年在蒙哥汗以及所有的蒙古诸王中，总领漠南事务的忽必烈无疑是对汉文化了解最多的。很难想象在忽必烈缺席的情况下能够举行汉式礼仪。
四 日月山神主
关于1252年召东平乐工一事，通过前文对传记史料的研读可知，召乐工、观乐于日月山并问礼乐之始的是忽必烈。
另一条重要线索是《祭祀志·宗庙》提到的日月山神主、日月山版位。《祭祀志·宗庙》载：
此段涉及太庙神主，兹略述神主制度沿革。元朝太庙祭祀，始于中统元年（1260），设神主于中书省。这批神主，后一度曾安放于圣安寺，至元元年（1264）奉安入新建成的燕京太庙。至元三年（1266）太庙由七室改为八室，命刘秉忠考古制为栗木神主八位。至元六年（1269）国师做佛事，又造木质金表牌位十六位。[48]
引文中，至元十二年（1275）太祝兼奉礼郎申屠致远所提到的“木主”指至元三年刘秉忠所造栗木神主，“金牌位”指至元六年所造木质金表牌位，此二者是当时太庙中使用的神主牌位；而“日月山神主”与“中统初中书设祭神主”当时已经废弃不用，无处安奉，太常博士建议将它们埋瘗。从后文看，埋瘗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至元十七年（1281），大都太庙建成，诸神主由燕京太庙迁入大都太庙。引文中提到的“祏室内栗主八位”即至元三年刘秉忠所造栗木神主，“圣安寺木主”即中统初中书省神主，而“日月山版位”即申屠致远所说的“日月山神主”。
日月山神主显然是1252年祭天时所用的。据《太常集礼》记载，“壬子歲（1252年）日月山祀昊天上帝，神位一；太祖皇帝、睿宗皇帝配，配有二位。”从神位看，只有昊天而没有后土，故《祭祀志》、《经世大典》等史料中“合祭昊天后土”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这三个牌位上所写的名称值得留意。既然这来自东平，是汉地传统的礼制，那么牌位上不太可能书写蒙古文，而应该是汉文。以汉文书写“昊天上帝”自然没有问题，而此时蒙古尚未采用汉式的谥号庙号，成吉思汗、拖雷的神主上写的是应该是与当时汉文文书里的相同，即直译自他们蒙古语称号的“成吉思皇帝”、“也可那颜”；或者直接采用亲属称谓“皇祖考”、“皇考”，如同忽必烈即位后初创太庙时那样。
1252年祭天用冕服、音乐、神主、以祖宗配，皆是汉地礼仪，由东平进献。祭天结束之后，东平乐工被遣返，神主大概也被带回汉地。蒙哥汗祭天再未使用汉地的冕服、音乐、配祖宗神主之礼仪，甚至忽必烈在位期间亦几乎未使用。可见这些汉地礼仪与蒙古本俗祭天似有不相容之处，故蒙古人浅尝辄止。另一方面，如果日月山神主留在蒙哥汗廷，1259年蒙哥汗死于攻宋前线之后，神主必然落入驻守汗廷的阿里不哥手中。相反，日月山神主出现在了忽必烈所建的太庙中。
总之，我们可以认识到，忽必烈与日月山祭天中所用的汉式礼仪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 结论
串联起来，诸史料的龃龉盖可得解。下面按时间顺序梳理一下1252年祭天的前前后后。
1252年春，忽必烈驻跸桓、抚间。（《世祖本纪》）
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制冠冕、法服、钟磬、笋簴、仪物肄习。
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礼乐志》）
六月，忽必烈至曲先脑儿，觐见蒙哥汗。（《世祖本纪》）
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乐工李明昌等五十余人，见于行宫。忽必烈问制作礼乐之始，世隆对曰：“尧、舜之世，礼乐兴焉。”时明昌等各执钟、磬、笛、箫、篪、埙、巢笙，于忽必烈前奏之。曲终，复合奏之，凡三终。（《礼乐志》；姚枢、徐世隆碑传）
八月八日，蒙哥汗率诸王祭天于日月山。（《祭祀志》、《经世大典》）
八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合祭昊天后土于日月山，始大合乐，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礼乐志》、《祭祀志》）
祭毕，驿送乐工还东平。（《礼乐志》）
九月，忽必烈出师。（《平云南碑》）
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主持者确是宪宗蒙哥，作为藩王的忽必烈也参与其中。
八月八日是蒙古本俗的祭天，维持了外族不得参与的原则，并没有让汉族礼乐人员参加。
汉族礼乐，则完全是汗弟忽必烈进献给蒙哥汗的。考虑到忽必烈移驻漠南仅一年，对汉文化了解不会太深，礼乐最初应该是东平的儒士、乐工提议进献的。忽必烈将礼乐献给蒙哥汗，具有进贡的性质。八月七日忽必烈观看了乐工的“预演”。八月十一日（或十二日），蒙哥汗观看了汉式祭天礼乐。大概蒙哥汗并不满意，之后就将乐工送回东平，再未召用。
另外提一下，这次的汉族礼仪中，祭昊天上帝，以成吉思汗、拖雷配享，但是并没有祭后土。
这大概就是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真相。
1252年日月山祭天，对宪宗朝的礼仪祭祀制度并没有造成多少直接的影响。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宪宗本纪》失载此事。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每年在大都、上都之间巡幸，罕往漠北，蒙古式祭天遂改在上都举行，日月山祭天停止。
到文宗朝（1328-1332），文宗热衷汉族传统礼仪，尤其重视郊祀，成为蒙元帝国第一个亲郊的皇帝。为了给自己的郊祀活动寻找历史依据，文宗将1252年日月山祭天抬了出来。文宗对日月山祭天的抬高体现在了文宗朝官修的《经世大典》中，这正是《元史·祭祀志》、《元史·礼乐志》的主要史源。这些史料将宪宗蒙哥认作日月山祭天的主持者，是不误；然而认为是蒙哥召乐工、用冕服、合祭、配祖宗神主，则不准确。
这些不准确的表述，可以理解为《经世大典》编修官对史料的误读。但其中或多或少蕴含着有文宗的政治取向。率意言之，似乎文宗有意夸大日月山祭天作为元朝郊祀乃至礼制之渊薮的地位。毕竟，元朝礼制在世祖朝才开始逐步建立，而在祭祀制度中，郊祀又实行最晚。这与汉地传统尊天郊祀的观念正相反。文宗宣扬文治，推崇汉地传统礼制，他将年代久远的日月山祭天抬出，又将此事中的历史细节掩盖起来，使事件整齐划一，这是制造政治宣传品的常见手段。
元顺帝时王袆撰《日月山祀天颂》旨在歌颂元朝典制之盛，以翰墨谋仕途，故而着重文学辞藻的铺陈，至于累朝史实大抵抄袭《经世大典》，行文并不严谨。当时，作为国家祭祀的日月山祭天已停断近百年，王袆对日月山的了解有限，因此会有“在和林之北”这种含糊不确的说法。至于王袆“一代礼乐之兴，肇于此矣”、“开万世无疆之基”、“原其所自，则日月山之祀固其权舆哉”等溢美之词，大抵是沿袭了《经世大典》的口径而有所发挥。到明初，王袆成为了《元史》总裁，这种评价更是被延续了下来。
总之，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意义，只有在整个元史的时间跨度上才能显现出来。它对元史的重要性不在于当时当下的直接效力，而体现为它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对元中后期的影响。
[作者马晓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为李治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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