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远征云南新探

魏曙光

（南京大学历史系）

忽必烈对中国版图最大的贡献是他平定了云南，并设立行省，使云南再次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忽必烈又选派王子忽哥赤和贤臣赛典赤治理云南，促进了云南的开发，使云南和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关于忽必烈远征云南的路线，很早就引起学界的关注。20世纪40年代，方龄贵先生和吴景敖先生依据程钜夫所撰《平云南碑》（《雪楼集》卷5）和《元史》卷4《世祖纪》、卷121《兀良合台传》等史料，对忽必烈的行军路线作了考证；1977年，云南大理五华楼出土了大量元碑，方龄贵先生又据新出的碑文对忽必烈在大理是否嗜杀等问题作了补充；最近石坚军先生又利用藏文史料《朗氏家族史》、《汉藏史集》的中译本，对忽必烈远征云南的路线作出了新的考证[1]。本文根据拉施都丁主编的《史集》，探讨忽必烈远征云南的目的和他被蒙哥罢免的原因。

一、受命伐宋

1251年7月1日，蒙哥即位的大聚会在曲雕阿兰召开，他在东、西道诸王拥戴下，成为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也标志着汗位从窝阔台家族转移到了拖雷家族。蒙哥即位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这时窝阔台的孙子失烈门、脑忽等人以朝会为名率军前来偷袭，他们想通过刺杀蒙哥把汗位争抢回来。蒙哥的鹰夫克薛杰路遇失烈门等人的车队，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并向蒙哥报告。蒙哥随即派忙哥撒儿逮捕参与阴谋的诸王、大臣，并展开审讯。在结束审讯后，蒙哥开始安排远征任务，“既处理国事，乃委付其弟忽必烈以东方诸地，即汉地。又遣幼弟旭烈兀汗往主西方大食地”[2]，为了配合他们的远征，“以牙剌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昝马丁佐之；以讷怀、塔剌海、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暗都剌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以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匿只马丁佐之。”[3]蒙哥让牙老瓦赤给忽必烈伐宋做后援，而让阿儿浑给旭烈兀西征做后援。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后，牙老瓦赤父子受命管理西域，1241年，窝阔台任命牙老瓦赤为中州大断事官，到燕京主管汉民公事。蒙哥即位后，经过审讯，确定牙老瓦赤没有参与谋杀阴谋，依旧任命他主管汉民公事，并对他宠信有加。忽必烈藩府谋士姚枢这时向忽必烈进言：“且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须，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4]忽必烈接受了姚枢的建议，只领汉地兵权，财政事务则由牙老瓦赤、不只儿等人负责。忽必烈在参加完蒙哥即位的庆典后，带领军队从拖雷的封地——吉利吉思、谦谦州出发，前往爪忽都之地（即漠南汉地），集结镇戍汉地的蒙古、汉军。

1212年，成吉思汗西征，将经略中原的任务交给木华黎，“丁丑（1217）八月，诏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黄金印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等十军，及吾也而契丹、蕃、汉等军，并属麾下。且谕曰：‘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赐大驾所建九斿大旗，仍谕诸将曰：‘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乃建行省于云、燕，以图中原。”[5]成吉思汗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等十支蒙古军队和吾也而统辖的契丹、蕃、汉等军对划归木华黎，组建了木华黎军团。1223年，木华黎死于山西闻喜县，他的军团由其子孛鲁统领。孛鲁死后，军团由其子塔思统领。塔思死后，军团由其弟速浑察统领。“速浑察袭爵，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总中都行省蒙古、汉军。凡他行省监镇事，必先白之，定其可否，而后上闻。”[6]阿儿查秃arčatu，据《华夷译语》卷上“草木门”，为蒙古语“有柏树”之意，在今张家口边墙之外洗马林口东北二十里的桂柏山，是为木华黎国王大帐所在地，兀鲁兀部应在札剌亦儿部营地的东面。[7]速浑察死后，其子忽林池袭爵为国王，对于军团中的事务，不论大小，他均与其弟乃燕商议。忽必烈在藩府时，经常与乃燕商议国是，“乃燕敷陈大义，又明习典故。世祖谓左右曰：‘乃燕，后必可大用。’因号之曰薛禅，犹华言大贤也。”[8]蒙哥将灭亡南宋的任务交给了忽必烈，而乃燕实际上是木华黎军团的统帅，忽必烈与乃燕商讨的内容应当包括如何灭亡南宋在内。

姚枢针对蒙古与南宋之间的对峙形势，向忽必烈上了《平宋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宗平金，遣二太子总大军南伐，降唐、邓、均、德安四地，拔枣阳、光化，留军戍边，襄、樊、寿、泗继亦来归，而寿、泗之民尽于军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絶。虽岁加兵淮、蜀，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来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则战，寇去则耕，积谷高廪。边备既实，俟时大举，则宋可平。”[9]他建议在蒙古与南宋交界的险要地方分兵驻守，并实行屯田以储备粮食，伺机发起进攻。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蒙哥宠信的牙老瓦赤惟事货赂、滥杀无辜，根本不知爱惜民力、与民休息，致使汉地民不聊生，为了限制牙老瓦赤的权力，忽必烈向蒙哥推荐史天泽担任河南经略使。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许多汉人地主招集部曲，据险自守。他们有的投靠了大蒙古国，被称为世侯，史天泽就是当时汉地几个大世侯之一。成吉思汗攻掠金朝时，他随其兄史天倪投降蒙古。史天倪死后，孛鲁国王任命史天泽袭职为都元帅，身经百战。1229年，窝阔台即位后，史天泽入觐，被任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为汉地三万户之一。随后他参与了蒙古军队围攻开封灭亡金朝的战役。金朝灭亡后，他又随宗王经略两淮。蒙哥即位后，史天泽按照惯例前往漠北觐见，蒙哥赏赐卫州五城作为他的封地。1252年春，忽必烈到达漠南，推举史天泽为河南经略使，正是看中史天泽忠心耿耿、历仕四朝，有足够的资历与牙老瓦赤相抗衡。史天泽和藩府谋士赵璧到达河南后，“公（史天泽）于是选贤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领布郡县，以察其奸，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人始免攘夺矣。立边城以遏寇冲，民皆得以保全矣。诛奸恶以肃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实边鄙。利则兴之，害则去之，不二三年，河南大治。”[10]在忽必烈和他的藩府谋士共同努力下，河南自金朝灭亡以后民不聊生的状况得到初步改善。军事方面，忽必烈在西起穰邓（今河南邓州）的地方驻扎重兵，与襄阳（今湖北襄阳）形成犄角之势，向东连接陈州（今河南淮阳县）、亳州（今安徽亳州）、清口、桃源（今江苏泗阳），形成防御屏障，并伺机进攻南宋。为了解决这条防线的后勤补给问题，忽必烈在卫州（今河南卫辉）设立转运司，将粮食通过黄河运输到淮河前线。

1253年，忽必烈觐见蒙哥，蒙哥让他在南京（今河南开封）和关中两地选择一处作为封地，忽必烈听从了姚枢的建议，选择了关中作为封地。这年夏天，忽必烈带领军队来到六盘山，派姚枢等人治理关中，并接见了吐蕃萨迦派高僧八思巴。驻守益昌（今四川广元西南）的汪德臣也在此时入见忽必烈，“乞免益昌赋税及徭役漕粮，屯田为长久计”[11]。汪德臣，为汪世显之子。汪世显金末为巩昌府（今甘肃陇西）便宜总帅，金亡后投降蒙古，被委以原职。汪世显死后，其爵位由其子汪德臣承袭。忽必烈听取了汪德臣的意见，把他调往利州（今四川广元）戍守，又把刘黑马调往成都（今四川成都）戍守。刘黑马，为刘伯林之子，他与史天泽一样，是窝阔台任命的汉地三万户之一，长期驻守西京（今山西大同）。为了解决汪德臣和刘黑马部的后勤补给，忽必烈将山西解盐划归陕西，设置从宜所，向兴元（今陕西汉中）运输粮食；又在秦州设置行部，负责向利州（今四川广元）运输粮食。由此可见忽必烈正在逐步完善他的进攻体系，以期尽快实现灭宋任务。

二、远征云南

《史集》载：“忽必烈遂行，命探进兵南家思诸道路。南家思诸国王知之，乃于诸道路所经之处，绝除粮食，使进军此向，倍极困难。”[12]“南家思”在《史集》中指的是南宋，忽必烈进兵伐宋，而南宋采取坚壁清野的措施，以阻止蒙古军队的行进。宋理宗于淳祐十一年（1251）十二月己卯下诏：

两淮、沿江、京湖制司于江北地分及淮西山寨管内应有官屯民田耕种去处，并令团结队伍，随其聚落，就中择众所服者充甲长，任责结保，有警率其所部，勿从便宜。

又于淳祐十二年（1252）正月庚戌下诏：

近闻北骑之来，往往储糗粮，立寨栅，以为因利乘便之计。守臣、边将方欲婴城退守，则有老师费财之急；方欲开关接战，又有兵连祸结之忧。今朕欲于两淮、沿江各令一项游击军，以备不时调遣，设若缓急，随宜应接，使大军偏师捣虚，此正李广纵部曲逐水草号飞将军之遗意也。又闻边疆之外皆平原旷野，北骑冲突，边臣每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患。今朕欲令极边州郡开浚水道，去城百里之间，三里一沟，五里一洫，使北骑不得长驱而入，边民亦可为耕凿之计，此正古者立方田开沟限戎马之意。[13]

宋理宗命令两淮、沿江、京湖制司在江北、淮西组织屯田，设置保甲，又在两淮、沿江地区设立游击军，对付蒙古军队的骚扰，而在靠近边界的地区开沟挖渠，限制骑兵。宋理宗通过这些措施建立起纵深防御体系。

金朝和南宋在淮河——四川边界对峙长达一百多年，双方势均力敌。长期对峙的状态导致边界地区社会严重军事化，南宋在边界地区建立了完善的防御体系。蒙古灭金以后，与南宋直接接壤，其军队战斗力也远胜金军，也未能打破这一平衡。蒙古自灭金以后，窝阔台又召集诸王，“遣诸王拔都及皇子贵由、皇侄蒙哥征西域，皇子阔端征秦、巩，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唐古征高丽。”[14] 蒙古长期的征服战争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时政烦赋重，贷钱于西北贾人以代输，累倍其息，谓之羊羔利，民不能给。天泽奏请官为偿一本息而止。继以岁饥，假贷充贡赋，积银至一万三千锭，天泽倾家赀，率族属官吏代偿之。”[15]西域商人在汉地放 “羊羔息”式的高利贷，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史天泽甚至倾家荡产才替治下百姓还上了高利贷。窝阔台曾经把邢州（今河北邢台）分给两位有恩与成吉思汗的答剌罕——巴歹和乞昔里黑，而到了蒙哥即位时，两位答剌罕就报告：“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亦选良吏抚循之。”[16]战争的破坏，蒙古人的苛政，西域人的聚敛，造成人民纷纷逃亡，正常的生产已经很难维继。蒙哥即位后，任命牙老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充任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汉人儒士依然被排除在政权外，蒙古统治汉地的方式并未得到改变。姚枢曾经这样概括蒙古前期的统治状况：“太祖开创，跨越前古，施治为遑。自后数朝，官盛刑滥，民困财殚。”[17]忽必烈的军队僵持在淮、蜀前线，很大方面因为汉地不治，不能提供足够的军粮。

在缺乏军粮的情况下，“忽必烈乃遣使赴蒙哥合罕处，以实情奏闻，请许其先征合剌章及察罕章，使得军粮，自其处进取南家思。”[18]蒙古人称云南境内的乌蛮为合剌章，白蛮为察罕章。《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于合剌章报道：“从前述之河首途，西向行五日，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是一出产良马之地；人民以畜牧耕种为生，自有其语言，颇难解。行此五日毕，抵一主城，是为国都，名称押赤。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思脱里教派之基督教徒。颇有米麦，然此地小麦不卫生，不以为食，仅食米，并以之掺合香料酿成一种饮料，味良而色明。”[19]合剌章不仅有粮食，而且有良马。蒙哥同意了忽必烈出兵云南的请求，忽必烈遂出兵云南：“（1253年）秋八月，绝洮，踰吐蕃，分军为三道。禁杀、掠、焚庐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还。十月，过大渡河。上率劲骑，由中道先进。十一月，渡泸，所过望风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国遇害。十二月，傅其都城”[20]。

忽必烈大军从临洮出发，借道吐蕃，避开宋军的防守，分三路进攻大理，只用了四个月时间就把大理的都城包围了。

拉施都丁对大理也做了解释：“此两国，汉（契丹）言大理，其意‘大国’，梵言‘犍陀罗’，此邦言‘罕答合儿’也。其地毗邻吐蕃、唐兀、忻都斯坦（即印度）之诸国、诸岭，以及汉地（契丹）、金齿等处。”[21]元代云南行省下辖大理路军民总管府，“元宪宗三年收附。六年，立上下二万户。至元七年，并二万户为大理路。有点苍山在大理城西，周广四百里，为云南形胜要害之地。城中有五花楼，唐大中十年，南诏王券丰佑所建。楼方五里，高百尺，上可容万人。世祖征大理时，驻兵楼前。至元三年，尝赐金重修焉。”[22]1977年，云南大理五华楼发现大量元代碑刻，可证元代大理与今天的大理在同一地；云南行省又辖金齿等处宣抚司，“其地在大理西南，兰沧江界其东，与缅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繲，曰渠罗，曰比苏。按唐史，茫施蛮本关南种，在永昌之南，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故俗呼金齿蛮。自汉开西南夷后，未尝与中国通。唐南诏蒙氏兴，异牟寻破群蛮，尽虏其人以实其南东北，取其地，南至青石山缅界，悉属大理。及段氏时，白夷诸蛮渐复故地，是后金齿诸蛮浸盛。元宪宗四年，平定大理，继征白夷等蛮。中统初，金齿、白夷诸酋各遣子弟朝贡。二年，立安抚司以统之。至元八年，分金齿、白夷为东西两路安抚使。十二年，改西路为建宁路，东路为镇康路。十五年，改安抚为宣抚，立六路总管府。二十三年，罢两路宣抚司，并入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23]金齿，马可波罗也有报道：“离大理府后，西向骑行五日，抵一州，名称匝儿丹丹（即金齿）。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臣属大汗。都会名称永昌。此地之人皆用金饰齿；别言之，每人齿上用金作套，如齿形，套于齿上，上下齿皆然。男子悉如此，女子则否。”[24]马可波罗用波斯语“匝儿丹丹”称呼金齿，显然他的知识来自西域人。金齿的位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和马可波罗的报道是一致的，其地在大理西南，治所在永昌，今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兰沧江”即今云南的澜沧江，是大理和金齿的界河。元代文献中也有将“金齿”和“云南”并提的，《元典章》中收录了一份文件：

至元二十五年六月初三日奏：“也速歹儿使伯颜出、布阑奚两个使臣奏将来：‘俺管着底探马赤军每根底，和雇和买着有。’”么道，奏呵，“休与者。”么道，圣旨有呵，回奏说有：“俺上位奏了，‘斡端里、金齿里、云南里远处出军去了的奥鲁每根底，和雇和买休交着者。’文书行来。”么道，奏呵，“你如今怕指例也者。”么道，圣旨有呵，回奏：“是指例有。”么道，奏呵，“这般者。斡端等远处出军了底奥鲁每根底，休要者。别个每根底，依体例要者。”么道。钦此。[25]

也速歹儿，《元史》中写作也速带儿，自至元三年（1266）四川行枢密院改为行中书省，就与赛典赤一起在四川行省任职。当时官府向镇戍边远地区的探马赤军强制购买货物和雇佣服役，给探马赤军及军人家属造成了很大负担，他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遣使臣上奏，请求停止这一行为，忽必烈同意了他的请求。在这份文件里，斡端（今新疆和田）、金齿、云南在忽必烈看来，都是极远的地方，而“金齿”与“云南”并提，此处“云南”指的就是大理。拉施都丁将“大理”与“云南”视为两个国家，与《元史·地理志》相合，比《元典章》收录的文件更加准确。忽必烈远征云南的目的，正如拉施都丁《史集》所记载的那样，是为了获取军粮而采取的行动。

三、遭到罢免

    忽必烈于1253年十二月包围了大理都城，“国主段兴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战，大败。又使招之，三返弗听，下令攻之，东、西道兵亦至，乃登点苍，临视城中。城中宵溃，兴智奔善阐，追及泰祥于姚州，俘，斩以狥。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阐未附。”[26]国主段兴智和权臣高泰祥出城迎敌，被忽必烈击败，大理城很快被攻下，段兴智逃到了善阐（今云南昆明），高泰祥逃到姚州（今云南姚安），被蒙古军俘虏并处死。忽必烈分兵攻打尚未投降的州县，虽然善阐尚未攻下，但平定云南大局已定，他于1254年春天返回六盘山，留下先锋兀良合台经略云南。“自出师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兵威所加，无不款附。”[27]五城，指元初在云南设治的五个地区，也就是《元史·世祖纪》中的大理（合剌章）、善阐（押赤）、茶罕章、赤秃哥儿（赤科）、金齿等处[28]。

    元代僧人释祥迈著有《至元辨伪录》，书中对忽必烈出征也有记载：“蒙哥皇帝初壬子（1252）春诏今上皇帝征吐蕃及花马、大理等国，上于大理国得舍利及黄金塔，高可二尺，晨夕礼奉，载以前驱，回至六盘山。今庵主温公为教门统摄，聚集天下名僧于清凉山，建百日盛会，享供文殊大圣，官给所需，绝瑞嘉祥，不能备记。”[29]大理国得居民信奉佛教，忽必烈从云南出征回来，带回了舍利、黄金塔等佛教圣物。而他向蒙哥的承诺并未兑现，“帝每顾侍臣，称塞咥旃之能，不忽木从容问其故，帝曰：‘彼事宪宗，常阴资朕财用，卿父所知。卿时未生，诚不知也。’不忽木曰：‘是所谓为人臣怀二心者。今有以内府财物私结亲王，陛下以为若何？’帝急挥以手曰：‘卿止，朕失言。’”[30]塞咥旃即赛典赤，曾对云南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后封咸阳王。在忽必烈出征期间，与牙老瓦赤、不只儿等一起主管汉地事务。他本为拖雷家族的家臣，暗地里给忽必烈提供财物。如果忽必烈取得了军粮，赛典赤就不至于那么做了。根据上述分析，忽必烈远征云南虽然从战略上对南宋形成了包围，但取得军粮的目的并未实现。

    忽必烈回到六盘山后，这时有人向蒙哥告发忽必烈得到汉地的人心，他的藩府谋士治理河南、关中，是唯利是图。远征西域的旭烈兀进展顺利，捷报频传，而忽必烈的远征未能取得粮食，蒙哥于是怀疑忽必烈私吞钱谷，就派亲信阿兰答儿到关中设置勾考局，“推究经略、宣抚官吏，下及征商无遗，罗以百四十二条，曰：‘俟局终日，如此罪者，惟刘、史两万户以闻，余悉不请以诛。”[31]蒙哥给了阿兰答儿很大的权力，除了刘黑马、史天泽需要奏请他裁决外，阿兰答儿对其他人拥有生杀之权，可见蒙哥对忽必烈的猜忌之深。与此同时，蒙哥以忽必烈有病为由，解除了他的兵权，让他回到合剌温山的家中休息。

四、结论

《史集》中关于忽必烈为取得军粮而远征云南的记载，能够得到《宋史全文》、《马可波罗游记》、《元史》等资料的印证，说明《史集》的记载是可靠的。忽必烈远征云南回来后，并未取得军粮，蒙哥在某些人的离间下，对忽必烈产生怀疑，派人调查忽必烈的藩府，同时解除了他的的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