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汗与佛教信仰

哈斯朝鲁

（通辽市 内蒙古民族大学 学报编辑部028043）

摘  要：忽必烈汗信奉佛教，八思巴受封帝师，掌管全国佛教事务、西藏地区政教两大权之后，佛教的政治地位，日渐提高，特权也越来越大。忽必烈汗执政后，抛弃了成吉思汗的遗教，偏向于佛教。忽必烈汗制定的制度、政策和措施，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后来元朝历代皇帝在佛教问题上制定各项政策的依据和仿效的榜样。忽必烈汗所采取的国策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把佛教定为“国教”，不惜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大力提倡兴建寺庙。

关键词：忽必烈；佛教；八思巴；帝师

忽必烈汗执政后，抛弃了成吉思汗的遗教，偏向于佛教，其原因很多。其一，蒙古社会当时信仰萨满教，但这是一种原始性的宗教，特别是与其它宗教相比，更加暴露了它的落后性。萨满教的原始性、落后性决定它不能有效地为其服务。忽必烈汗建立元朝后，首先面临的是选择哪一种宗教势力，能够帮助元朝统治阶级巩固统治权利，稳定大帝国的局势。其二，在信仰那种宗教的问题上，忽必烈汗经过长期考虑后，断然选择了佛教。藏族和蒙古族文化相似，生活习惯相似，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结合西藏地方固有的原始宗教笨教形成的，吸收或保留了不少笨教的形式和教条，这在某些形式上与蒙古族信仰的萨满教有相近之处。因此接受佛教就容易被蒙古族接受，这样既改革了宗教信仰，又不破坏蒙古族的风俗，不伤害蒙古族的心理感情和宗教信仰。其三，当时西藏、青海、甘肃及其邻近地区的人民，大多数都信仰佛教。故利用佛教的影响和势力，来统治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极为有利，这是极重要的因素。其四，元朝建立以后，蒙古大帝国的中心已经移到东方。当时在中国的佛教势力很大，在中原地区容易传播，汉族人民也容易接受。其五，从佛教关于轮回转生等方面的学说，对忽必烈汗选择佛教信仰方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六，忽必烈汗同佛教僧侣接触较早，佛教对他的影响很深。给忽必烈汗影响最大的人物是那摩和八思巴，那摩在朝廷中活动，曾委任为“国师” ，掌管全国佛教；八思巴的才智出众，学识渊博，深得忽必烈汗的赏识和尊敬。另外，有些汉族佛教高僧，也对忽必烈产生过很大影响。早在1242年前后，汉族高僧海云就在蒙古宫廷中活动，而且直接向忽必烈讲授佛教经典，对年轻的忽必烈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学者刘秉忠经过海云的推荐，与忽必烈结识了，不仅在治理国家计策方面，是忽必烈汗的重要参谋和顾问，而且灌输给忽必烈很多佛教思想，深得忽必烈的器重和信任，成了后来建立的元朝的开国元勋。这些对忽必烈汗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使他厚佛教而薄他教，最后发展到信仰佛教。这就说明海云、刘秉忠等人，从一个国家统治者的观点，向忽必烈汗解释了佛教的原理和可取之处，这些被忽必烈汗所接受，他企图利用佛教在帝国内部建立良好的秩序和有效的管理制度。

一

忽必烈进军川滇，包围南宋。在招降吐蕃（即西藏）过程中，忽必烈利用藏传佛教，达到其巩固和稳定对吐蕃地区统治的目的。1251年夏，忽必烈驻军六盘山，派遣使者前往凉州，邀请萨迦班第达·萨斯加娃前来商讨西藏大计。当时萨迦班第达已年迈多病，派其侄儿八思巴随同阔端之子蒙哥都去见忽必烈。当时忽必烈见到八思巴后，由于八思巴年轻、谦虚、聪慧、诚实而深受忽必烈宠爱，故将八思巴留在身边。“八思巴给忽必烈汗受灌顶，由此建立了施主与福田（受供者）的关系。”〔1〕1253 年，忽必烈攻取云南大理后，奉蒙哥汗之命北返回朝，以后八思巴跟随忽必烈北返。1257年八思巴到五台山，参拜文殊菩萨的道场，并首次在五台山创建了蒙藏佛教的寺院，给蒙藏佛教和汉传佛教以很大的影响。1258年，八思巴随忽必烈到开平府（即元上都）。同年在开平府参加第二次佛道二教举行的辩论大会，并取得了胜利。

1260年（中统元年）忽必烈汗继位，受封八思巴为“国师”尊号，授赐“灌顶国师”玉印。1264年（至元元年）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成为朝廷供奉的大喇嘛。八思巴深入研究各种宗教经典和蒙古语言，很快显示出他的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能力，深得忽必烈汗的欣赏和重用。“成吉思汗之后人，首先偏重一种宗教者，盖为忽必烈也。时忽必烈业已皈依佛教，而开始传布于蒙古人中。”〔2〕这是忽必烈开始放弃成吉思汗关于“同等对待各类宗教”的遗嘱，偏向于佛教，企图改变蒙古民族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的开端。忽必烈汗对八思巴传授的佛教的殊胜见地以及修持的神通力，这与他精通佛教史学有关。另一方面忽必烈汗也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基础，更重要的是与政治密切相关。

由于八思巴出色完成了忽必烈授予的关于建立西藏地方政权，建立各项行政管理制度的使命，还创造了蒙古新文字，深得忽必烈的宠信，八思巴次年升为“帝师” ，汗赐玉印，并加封“大宝法王” ，宣布佛教为“国教” ，将西藏地方的政教两权授予萨迦法王管理。蒙古族佛学家德勒格先生说：“八思巴受封“帝师”后，既是西藏喇嘛教萨迦派教主，又是掌握西藏政教两权的最高权力者。因为萨迦派教主，主要是掌管西藏地区政教两权，故他不能常住在大都的宫廷中，履行‘帝师’之职。所以八思巴以后的‘帝师’ ，均由萨迦派教主从萨迦派高僧中，推荐一名地位仅次于教主的喇嘛，来大都担任此职，并由元朝皇帝正式册封‘帝师’尊号，颁发封册、印章。”〔3〕

帝师在元朝宫廷中，地位很高、权力很大，又很尊贵。政治上既是全国佛教的“总统” ，又是宣政院的首脑。因此，除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外，对西藏、西康、青海、甘肃等地区“吐蕃”事务，又有权进行干预或向皇帝提建议。元朝皇帝委任各省佛教首领（即释教总统），处理佛教事务和“吐蕃”事务时，也经常征询、听取帝师的意见和建议。帝师在元朝宫廷中，是皇帝、后妃、皇亲贵族信奉“锡特根”喇嘛（即上师）。帝师主持给皇帝、后妃及皇亲贵族的灌顶仪式，主持宫廷中的各种宗教仪式和宗教信仰活动。

二

忽必烈汗信奉佛教，八思巴受封帝师，掌管全国佛教事务、西藏地区政教两大权之后，佛教的政治地位，日渐提高，特权也越来越大。《十善福经白史》，是记述元代法典性质的史书。在此书中记载：忽必烈汗“向五色四夷之邦宣谕曰：‘昔印度摩诃萨摩迪合罕所创之政教两道并行之四大纲领，由佛祖释迦牟尼实施，……尔后传至蒙古地方，由圣雄先祖成吉思汗精心实施治理邦民众焉。朕今亦行此政教两道于国度矣。’‘何谓政教两道欤？即政教之律《咒》、《经》；皇权之法‘和平’、‘幸福’。’”〔4〕“伟大智明忽必烈合罕实施政教两道并行的建政大纲故也。教权之律如护身绫结，皇权之法如金制镣铐，牢不可解，坚不可摧，光焰普照四方，大政康乐幸福矣。”〔5〕这些说明皇帝对佛教的尊崇，信奉佛教的经典、戒律为朝政大纲的核心。

元代佛教是国教，朝廷册封佛教首领为帝师、国师、禅师、法王等，委任上层喇嘛为国公、相臣、大夫、司徒等朝廷要职和各级地方官吏。元朝皇帝为了崇奉佛教，授予很多封建特权，有些已经成法律条文。据《十善福经白史》记载：“杀害经师喇嘛者，恶意侵犯佛像者，杀害父母者，谎言诬蔑特权者，此四犯政教两道非容也。”〔6〕这就是元代触犯大法的四种犯罪行为，其中前两种便是维护教权的法律。

忽必烈1254年，第一次从八思巴接受灌顶仪式时，赐给“优礼僧人诏书” ，保证后藏地区寺院和僧人不受侵害。1270年忽必烈汗封八思巴为“帝师” 、“大宝法王”的同时，又赐给“优礼僧人诏书” 。并根据八思巴的要求，下诏不准金字使者住僧房，僧人不缴捐税、不支乌拉差役。

忽必烈汗执政时期，极力扶持佛教，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忽必烈汗抛弃了成吉思汗关于“对各类宗教不得偏向”的遗嘱。二是信仰上接受佛教。三是政治上给佛教各种荣誉、地位和特权，使佛教成为一个享有很高地位、很大权力的特权阶层。四是经济上对佛教实行特殊优待，支付大量资金兴建寺庙，进行佛事，大力扶持发展佛教。五是制定各种法律，保护佛教的特权地位、特殊地位和利益。六是把西藏地区的政教两权，交给佛教萨迦法王管理，使这一地区的佛教成为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

忽必烈汗制定的制度、政策和措施，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后来元朝历代皇帝在佛教问题上制定各项政策的依据和仿效的榜样。“因此，元朝历代皇帝在近百年的统治期间，基本上都执行了忽必烈所制定的制度和政策，积极扶持和发展喇嘛教。喇嘛教也效忠于元朝的统治，为巩固元朝统治和稳定边疆地区局势，发挥了一定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巩固元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稳定西藏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7〕

三

忽必烈汗虔诚地信仰佛教，大力扶持佛教，特别是他同八思巴的关系，确实是所谓“天有日月一双，地存供施两者”之政教两道，“牢不可解、坚不可摧”的程度。

至元年间，忽必烈汗下令，从印度、西藏等地运来大批梵文、藏文经典进行刻版、勘印、传播外，还组织一些高僧翻译和整理佛经。《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就是忽必烈汗命庆吉祥等人组织编写的佛教经录。这部书收入了自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至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间，194人所译著的佛经1644部的目录，校勘藏汉两种文字佛经的异同，并将大乘佛经首次分显教、密教，按元版藏经目录为序，把藏汉两种文字的佛典进行互校注明二者的异同、有无、多寡，并用汉字注明佛典题目的梵文译者。

忽必烈汗听说锡兰仍然保存着释迦牟尼佛的遗物，如他的毛发、牙齿和用过的面盆之类东西时，于1284年“派遣一个使节团向锡兰君主提出要求。他的使者，经过冗长乏味的长途跋涉，终于达到目的地，从这个君主那儿获得两个大牙齿、一些毛发和一个美观的青石容器。当大汗接到使者们带回这些有价值的珍品将要到达的消息时，他命令汗八里（kanbalu）全体人民，倾城出迎，并且以极为壮观和庄重的仪式，把他们引导到他面前。”〔8〕这些事例，说明当时佛教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忽必烈汗及其宫廷贵族阶级对佛教的信仰之深的情景了。

忽必烈汗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一年内要举行各种形式的宗教仪式和法会。逢年、逢季、逢月，甚至每日，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宗教仪式和法会。至元年间，已成惯例的宗教仪式和法会，一年就举行102次。朝廷每遇较大的活动时，首先要举行规模盛大的宗教仪式，帝、王、后妃及宫廷贵族受戒时，举行宗教仪式；逢年、逢节要举行宗教仪式；逢庆典时要举行宗教仪式；每次出征和取得战争胜利时，举行宗教仪式；皇帝自大都至上都，又从上都返回大都，以及到各地巡视、返归，都要举行一次宗教仪式；皇帝、朝廷贵族诞辰祝寿、生日、患病、晋升、登基时，更要举行宗教仪式；婚葬嫁娶时，亦要举行宗教仪式；迎请帝师或帝师逝世，举行宗教仪式；外宾朝觐或派遣使节，举行宗教仪式；修建工程，如兴修寺庙、修筑河堤举行宗教仪式；凡遇旱、涝、风、雪等自然灾害以及气候突变等，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宗教仪式。

忽必烈汗所采取的国策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把佛教定为“国教” ，不惜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大力提倡兴建寺庙。这已成为忽必烈汗及其后代，扶持和发展佛教的重要措施之一。据《元史》记载，1291年，全国约有寺庙四万余座，僧侣20余万人。

元代扶持佛教时，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在元朝统治中心大都、上都，以及内地各重要城市和名山胜地等许多地方，大力兴建和修复寺庙；二是对过去旧有的寺庙，即唐、宋、辽、金等各朝代遗留下来的寺庙，加以保护和修复。

元上都（即开平府），是著名的寺庙林立的都市。蒙古族人称元上都为“兆奈曼苏默忒” ，意为有108座寺庙，实有167座。元上都建筑规模宏大，皇宫、殿廷宏伟华丽，光彩夺目，富丽堂皇。元代在建筑这些豪华宫殿的同时，也开始大规模的寺庙建筑工程。其中有规模庞大的宫廷寺庙有开元寺、乾元寺、华严寺、弥陀院、庆安寺、弘正寺、黄梅寺等。马可波罗深有兴趣地说：“寺庙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简直象一座小城市。某些大寺院里居住着两千以上的和尚，他们按照传统的宗教习俗，祀奉他们的偶像。和尚的服装和人民的衣服，有一定的差别；不蓄发和留胡须，剃成光头。当他们拜佛念经时，焚香点烛，铙钹齐鸣，极其庄严隆重。”〔9〕至元八年（即1271年），忽必烈汗为了迎释迦牟尼佛舍利，在大都修建了大圣万安寺（即妙应寺）的白塔。它是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主持修建的，是一座独具风格的建筑。

参考文献

〔1〕     元史〔M〕.中华书局.

〔2〕     〔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M〕.中华书局.1989，冯承钧译.296.

〔3〕     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35-36.

〔4〕     留金锁注释.十善福经白史浅译〔A〕.鲍音汉译.蒙古学资料与情报〔J〕，1987（2）.第八段.

〔5〕     同上，第36段.

〔6〕     同上，第33段.

〔7〕     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25.

〔8〕     〔意大利〕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M〕.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215.

〔9〕     〔意大利〕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M〕.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77.

〔作者简介：哈斯朝鲁，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副编审，从事传统文化和佛教研究。联系地址：028043 通辽市 内蒙古民族大学 学报编辑部，

电子信箱：wuhscl@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