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汗对蒙古地区佛教文化的贡献

嘉木扬·凯朝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关键词：忽必烈汗 八思巴 蒙古佛教 白塔寺

一、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关系

元朝时期，佛教在蒙古帝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主要是忽必烈汗(Hubilai Han 1260-1294，亦称：薜禅汗Sechen  Han)与他的帝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H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9-1280 汉译圣者慧幢,以下略称八思巴）之间，建立特殊关系而进行的，这使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并生根发芽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元朝的国教。其中，以建立“施主与上师”(ügligen ejin kiged bagsi)的关系为开端，忽必烈汗首先从八思巴接受了藏传佛教密宗灌顶《喜金刚灌顶》(dGyes pa rdo rje yi dbaG bskul pa)等密宗大法的传承，当时，忽必烈汗封八思巴为“三界大国师(khams gsum chos kyi rgyal po) ”和帝师，即皇帝的老师，帝师掌管全国的一切宗教事务，是皇帝佛学方面的导师，有普天下万民之上，皇帝一人之下的崇高地位。

忽必烈汗为什么赐给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国师和帝师呢？其缘由是:主要忽必烈汗对八思巴传授佛教的殊胜见地以及修持的神通力十分景仰,与他精通佛教史学有关。另一方面忽必烈汗也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基础，而更重要的是与政治密切相关。上述情况在《宗教源流史》[1]《元朝帝师八思巴》[2]等文献资料中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八思巴在各地的活动情况：八思巴最先参拜的是中国佛教四大佛山之一文殊菩萨(manshir borqan 蒙古语)的道场——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名寺，并首次在五台山创建了蒙藏佛教的寺院。八思巴参拜五台山，给蒙藏佛教和汉传佛教以很大的影响。藏传佛教高僧被封为国师的是指八思巴。

除八思巴以外，还有汉传佛教的高僧海云法师和克什米尔的那摩国师，先后被封为元朝的国师。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帝国至元朝时期的伟大的活动家，蒙古帝国的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期到窝阔台汗(1229-1241)、贵由汗(1246-1248)时期，约26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13世纪初期克什米尔 国归顺蒙古帝国。忽必烈汗封那摩国师为蒙古帝国的大国师，管理蒙古帝国全国佛教事务的动机。蒙古人自古以来的宗教信仰，是属于萨满教(shamanism)的博克教(Bögeyin šasin)。蒙古地区的博克教没有強制改变和歧视其他民族和外国人的宗教信仰，允许各保持其信仰的宗教，并给与保护。应该说蒙古原来的博克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在蒙古地区呈现平等共存的情况。

蒙古帝国元朝时期的蒙古地区佛教，已经建立了蒙古佛教的寺院，有蒙古人出家僧，有蒙古文翻译的经典和蒙古人佛教信众[③]。

   据蔡巴贡噶多吉著的《红史》[④]记载，噶玛拔希在蒙古帝国的时候，修建佛教寺院3000余座，尚可能包括汉传佛教的寺院，以祈祷国泰民安，使人们安居乐业。尊师还请求蒙哥汗，在西藏楚布寺建经堂塑造了高达约50尺高的释迦牟尼佛(šagjamoni borqan)像，左右塑造了五部佛和弥勒菩萨、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aryabalu borqan蒙古语)等九尊造像。

蒙古地区佛教的传播和修建佛教寺院情况。

　  ①据《元史》1291年的记录，在蒙古民族执政的元朝时代，全国约有佛教寺院4万座，僧侶约20万人。即包括汉传佛教和蒙藏佛教寺院。蒙古地区佛教到了清朝，可以称之为黄金时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1662～1820)，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和僧侶人数达到历史上最多的时期。

②十三世纪，佛教逐渐传播到蒙古地区以后，从元朝的大德年间(1297～1307)至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年)约450年间，开始用蒙古文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续藏《甘珠尔》（bKaH Hgyur）和论藏《丹珠尔》（bsTan Hgyur）。先后进行了五次规模较大的翻译和刻印工作。

    ③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是其文化教育艺术和宗教活动中心。在过去的岁月里，蒙古地区多数人家的男孩中半数以上均出家为僧。加之蒙古人笃信佛教，因而较多地将家里最聪明的孩子送到佛教寺院。蒙古人认为，孩子为僧福报大，相当于全家塑造了一座金塔(Altan suburga)。加之过去蒙古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较落后，所以普通人家的孩子一般受教育是非常困难的。

④蒙古地区佛教寺院又是医疗中心，担负着为该地区百姓医疗的重任。因为过去蒙古地区除佛教寺院以外几乎没有医师和诊所，所以说寺院中的医药僧院，即是培养医药学人才的场所，又是一所医院。佛教寺院的医学高僧，被蒙古大众所爱戴和崇敬。

⑤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又是其经济贸易活动的中心。在过去，蒙古地区佛教寺院相当于草原的城镇，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每年、每月、每个季度几乎都举行盛大的“庙会”，在“庙会”上牧民用他们的牛、马、羊及皮毛和肉类等畜产品，交换中原各族商人带来的布匹、茶叶、食盐等物品，这种友好的经济贸易活动，为促进蒙汉等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成吉思汗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教法传入蒙古地区后，蒙古帝国太祖博克达・成吉思汗（Bogda Cinggis Han 1162-1227，以下略称成吉思汗） 以及蒙古诸皇帝，接受佛教的原因，内外至今为止，在学术界将成吉思汗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之间交換亲书的情况，一般都理解为个人关系的往来。 　  然而，笔者认为：成吉思汗与萨迦派高僧之间交換亲书，不只是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当时蒙古帝国与西藏萨迦派之间公共关系的亲书，即当时在西藏，由于政教合一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处于公共上的关系。上述问题是以《蒙古源流》[⑤]《多桑蒙古史》《蒙古佛教源流》[⑥]《阿勒坦汗传》[⑦]等为基础文献资料来阐明和确认的。

    另外还有久明柔白多杰用藏文著的《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 Hor gyi chos hbyuG），由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蒙古文著述，陈庆英 乌力吉汉译并注疏的《蒙古佛教史》等书，都涉及并论述了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萨察克罗杂幹阿难达噶尔贝(Saskiya cag lo-zawa ananda gerbi)喇嘛的关系。可是从萨迦派的历史著述中还没有查到此人。《蒙古佛教源流》中记载说，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高僧萨钦・贡噶宁布（Sa skya kun dgaH sñiG po 1092-1158以下略称贡噶宁布）结成施主与上师(mchod yon)的关系，成吉思汗给贡噶宁布发了信函。其实成吉思汗和贡噶宁布在时间上不是同一时代的人，贡噶宁布是公元1092-1158年间的人物，成吉思汗则是公元1162-1227年间的人物，成吉思汗诞生四年前贡噶宁布则已去世。再进一步说，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的皇帝是公元1206年的事情，贡噶宁布去世已有四十八年之久。以此推论，当时萨迦派接受成吉思汗信函等事宜，应该是萨迦派第三祖扎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当时虽然佛教还没有普遍传入蒙古地区，蒙古族佛教信众非常感激成吉思汗的恩德，因此，蒙古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是与成吉思汗有关的。诚然，在这以前，蒙古人对佛教已并不陌生，他们通过契丹人、女真人、伊犁龟兹人、和畏兀儿人与佛教发生接触[⑧]。

    萨迦班智达与蒙古佛教的关系：蒙古帝国的王子阔端王（Godan Han 1206-1251）给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NDita 1182-1251以下略称萨迦班智达）发送的“阔端通达亲书”，是由萨迦班智达接到信函后，前往蒙古地区传法七年有余。其间，萨迦班智达亲笔给西藏僧俗写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Bu slob rnams la spriG ba bshugs）”，解释并说明了蒙古帝国的具体情况，归顺蒙古帝国，还是不归顺蒙古帝国的利害关系；成为西藏归顺蒙古帝国的契机，建立了蒙古帝国和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关系。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新篇章。

三、忽必烈与蒙古文字的关系

关于蒙古文字，一般认为是从畏兀儿

字体而来。但从佛学角度也有以下的说法：萨迦班智达，黎明时坐禅于定中，以显现一个女子持揉革、搔木跪地为契机，即依搔木形，有了萨迦班智达创制蒙古文字之缘由。从而，这位定中出现的女子被神化成佛菩萨的化现。萨迦班智达以畏兀儿

文字为基础，又参考了梵文文字、藏文文字的语法，并模仿了汉文的竖写方式，创制了蒙古文字。萨迦班智达创制的蒙古文字，其字母和单词具有阳性、中性、阴性三种特性的蒙古文字。后来，在萨迦班智达创制的蒙古文字的基础上，经蒙古族高僧曲吉斡儿(Chos kyi od zer 约1214-1321)细化加工后完成了现在所用的蒙古文字[1]。

忽必烈汗下诏八思巴造出的蒙古新字弥补和影响了元朝“一代制度”，元朝公文书正式使用蒙古新字。对于树立和维系元朝国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八思巴示寂后，忽必烈汗为八思巴建造了舍利塔和金顶的佛殿。元末顺帝（1328年）下诏和汉传佛教高僧德辉法师所著《勅修百丈清规》中均规定，要求汉传佛教寺院举办八思巴的示寂日法会，要与释尊的涅槃日发挥同等规模。忽必烈汗下诏八思巴造出的“蒙古字”(hor yig)[⑩]弥补了元朝“一代制度”，元朝公文书等正式使用蒙古字，八思巴造的蒙古文字对树立和维系元朝的国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忽必烈所需要的蒙古文语法是以梵文和藏文的语法，他所喜欢的字形是当时汉文竖排文字，这样蒙古文是以竖排结构组成的文字。

四、忽必烈与建造北京妙应寺白塔的关系

从蒙古帝国开始，尼泊尔对中原艺术的影响应归功于忽必烈和尼泊尔皇室后裔、年轻的艺术家阿尼哥。《元史》第203卷中有他的生平传记。1260年，在八思巴的建议下，蒙古王朝邀请当时年仅18岁的阿尼哥率领二十四位艺术家来到元大都。阿尼哥曾在西藏修建了一座金塔。当八思巴敦促他谒见蒙古大汗时，他正准备返回尼泊尔。他不仅在忽必烈汗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同时以他精湛的技术和才华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矗立于北京妙应寺宏伟的白塔即是他才华的表现。

白塔寺位于北京市阜成门内大街路北，始建于辽寿昌年间（1095-1100），原名永安寺。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重建，改名大圣寿万安寺。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重修，改名妙应寺。因寺内有一座元朝修建的覆钵式大白塔，所以人们习惯称它白塔寺。

白塔寺最具标志的建筑是大白塔，元朝建都北京后，忽必烈(1260-1294)在至元八年（1271年），迎请尼泊尔工程师阿尼哥在此设计并主持建成一座藏传佛教的白塔，由元朝第二任帝师亦怜真(1238—1279，其藏名是仁钦喜饶坚赞(Ren chen Ces rab rgyal mtshan 汉译为宝幢)，亲自设计塔内并装藏开光。并在塔前建了一座大圣寿万安寺。这座白塔通高51．9米，共5层，自下而上分别呈方形、圆形、三角形、伞形、螺旋形，象征佛教所说的“五大”，即地、水、火、风、空。具体而言，塔基象征地大，覆钵象征水大，相轮象征火大，华盖象征风大，宝顶象征空大。 古代印度宇宙观认为：地、水、火、风、空乃是万物的基础，生命的精华。阿尼哥以印度宇宙观为建筑设计思想，在元大都兴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大白塔。 白塔寺的这座白塔是覆钵式塔的一个典型，在佛教建筑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其四个方面价值所在：白塔是我国民族团结和睦的历史见证；是中尼两国传统友谊的象征；塔是我国内地最早兴建的藏式佛塔；白塔以其丰富的塔藏堪称一处文化宝藏。了解白塔的这些历史价值，对于我们做好白塔的宣传工作，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忽必烈与白塔外部设计者 —— 阿尼哥的关系

    在白塔寺历史上，白塔外部设计者阿尼哥和白塔内部设计者亦怜真的名字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的。他们都是白塔的设计者：阿尼哥负责白塔外部建筑设计，亦怜真负责白塔内部塔藏的布置，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座具有佛教意义而又形制奇特的大白塔得以建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设计者都有着极不寻常的来历：阿尼哥来自我们的友好邻邦——尼泊尔；亦怜真来自我国的西藏，当时身居帝师之位。他们的参与无疑为白塔平添了更多的光彩，使白塔的意义除了体现在建筑学、佛学上，又成为中尼两国和蒙汉藏民族团结友谊的象征。因此，对这两位设计者的事迹我们也有必要作专门的介绍。

    阿尼哥，又名阿纳噶木，尼泊尔人称他“八鲁布”、“巴勒布”。1245年出生于尼泊尔帕坦一个贵族家庭。帕坦位于现在尼泊尔圣阿巴格帝南岸，北望今首都加德满都，是尼泊尔古老的都市之一，历史上以建设、雕塑和工艺制作著称，有“良工之萃”的美誉。阿尼哥自幼生长在这块艺术的沃土—亡，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染。他3岁的时候，父亲便带他去逛各种庙会，参加各种佛事活动，帕坦大街小巷的寺院和佛塔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有一次，在一个法会上，他仰望着寺院那高高耸立的佛塔突然自言自语地说：“这塔的主心木、相轮、塔身是谁设计建造的?”当时在场的人听了无不感到惊讶。长大以后，他开始诵读佛经，并兼习雕塑、绘画等传统技艺，他勤奋好学，天资聪颖，所学无有不通。从阿尼哥童年到少年的生活和学习经历看，他后来成为一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不是偶然的。

    中统元年(1260年)，蒙古统一中国，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大元帝国。就在这一年，刚刚登上帝位的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尊奉藏传佛教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顺利地解决了大元帝国与西藏的主从关系，西藏从此正式归入了大元帝国。为了庆贺西藏的和平归附，以表大元帝国对西藏佛教的崇重之心，忽必烈敕令在西藏修建一座黄金塔。西藏与尼泊尔山水相连，当时为萨迦第一任本勤的释迦桑波(Cagskya bzaG po)深知尼泊尔有很多能工巧匠，于是就以建塔之事求助于尼泊尔国王。尼泊尔国王立即在全国征召工匠，最后挑选了80名优秀工匠。阿尼哥受召为其中之一，他还自告奋勇地担起了这支建筑大军的头领，当时他年仅17岁。

    阿尼哥率领80名王匠，带着尼泊尔人民的深情厚谊，翻山越岭来到了西藏。入藏不久，便投入到建塔工程之中。他们不畏艰辛，日夜奋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建塔任务。在建塔过程中，阿尼哥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艺和非凡的指挥才能，这些都让冷眼旁观的八思巴看得真真切切。所以在黄金塔建成后，八思巴执意把他留了下来，亲自为他剃度，收为人室弟子。

    1262年，忽必烈诏请八思巴进京弘法。八思巴动身时特意将阿尼哥带在身边，推荐给忽必烈。抵京面圣后，忽必烈问阿尼哥：“你到我们大国来不感到害怕吗?”阿尼哥回答道：“圣人待他的人民像待孩子一样关心、爱护，我来到您的面前就像在父亲面前一样，有何恐惧!”他的回答不卑不亢，机智果敢，大出忽必烈意料，令忽必烈惊叹不已。从此阿尼哥开始受到忽必烈的器重和赏识。

    在重用阿尼哥前，忽必烈特地让他修补一躯宋室遗留下来用于针灸的铜人，为的是考核他的艺术才能。由于年久失修，铜人的关鬲脉络大都损坏失灵，曾经找过许多工匠修补，结果无一人能担此重任。阿尼哥接过这项任务后，潜心研究每一个细小部位，精心修理，经过四载，终告完成。当忽必烈得知铜人修好，欣喜若狂，当即叫来大臣和皇室匠人前来观看，并当众大加赞赏。皇室的工匠见到后无不佩服，一致惊叹道：“天巧，非人所及也。”阿尼哥的这一成功举动使他立即名声大振。从此忽必烈便把修寺、建塔、造像等任务交给阿尼哥来完成。

根据阿尼哥的传记记载，进一步确定了他在蒙古宫廷中活跃的具体史实。由阿尼哥创建的这一传统在中国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蒙古族著名艺术家工布加布(mGon po skyabs 约1690～1750)。工布加布是《汉地佛教源流》的作者，他在介绍18世纪标准造像、佛像学《造像量度经解》（《大正藏》第1419卷）里还肯定了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创建的北京元大都的妙应寺。工布加布也是将玄奘的《西域记》摘译成藏文的蒙古人。

2.  忽必烈与白塔塔藏设计者——亦怜真的关系

    亦怜真(1238—1279)是白塔内部塔藏的设计者。他的设计不同于阿尼哥的设计表现于外在形式上，而是突出于塔藏的内容布置上。

    据藏文史料记载，亦怜真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帝师的同父异母弟，是八思巴父亲桑察索南坚赞(ZaGs tssha bsod nams rgya mtshan 1184-1239 汉译福幢)的第二个妻子所生。其藏文名音译为“仁钦坚赞(Ren chen rgyal dshan 汉译为宝幢)”，他于1270年继任为萨迦寺(萨迦派祖庭)住持，后赴大都，成为忽必烈皇帝尊奉的第二位大元帝师，当时他39岁。关于他示寂的时间有两种说法： 一说为至元十二年(1279年)，42岁时示寂于大都“梅朵热哇花苑”；一说是至元十九年(1282年)，45岁时示寂于甘肃临洮。大都的“梅朵热哇花苑”可能是藏语的(me tog rol pa),即莲花游戏花园。

白塔的塔藏主要布置在塔的基座和塔身部，它是依照蒙藏地区佛教“三所依”的仪轨进行布置的。也就是说塔内所奉圣物超不出“三所依”的内容范畴。所谓“三所依” (rten gsum)就是佛的身、语、意(sku gsuG thugs)圆满三功德，佛像为身所依功德，佛经为语所依功德，佛塔为意所依功德。

   表示“身所依”的内容及其布置：首先，在塔的塔基，铺设石函(应为地宫)，以白玉雕刻五方佛五尊，并按照各自所代表的方位进行布置：东方阿閦佛(AkSobhya 不动佛)、南方宝生佛(RatnAkara)、西方阿弥陀佛(AmitAbha)、北方不空成就佛(Amoghasiddhi)、中央大日如来(ManhAvairocana)。同时在五方佛的旁边安立八大鬼王、八鬼母轮等像；其次，在须弥座上，镂刻各种护法像，包括财宝天王、八大天神、八大梵王、四大天王、九曜、天龙八部等；然后在塔瓶身之内图绘诸佛、菩萨、佛母、明王等像的图印和图像，环绕塔身内壁而有序布置。

    表示“语所依”的内容及其布置是：将《佛顶无垢》、《秘密宝箧》、《菩提场庄严》、《般若心经》、《诸法因缘生偈》等百余部经典，各印百千余部，每部护以铁夹，然后严实、整齐地码放在塔内。

    表示“意所依”的内容及其布置是：先在塔瓶身外壁刻画五方佛像，并刻出它们所持法器：东方阿阙佛，持单股金刚杵；南方宝生佛，持宝珠；西方阿弥陀佛，持莲花；北方不空成就佛，持十字金刚杵，以此表示五方佛所护持的不同方位和世界，标显诸佛护持众生的方便法门。在四维间侧，即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隅雕刻四大天母所执的法器。其次，取来释迦牟尼佛成道处金刚宝座塔下的黄腻真土、我国东西五台山、泰山等名山圣迹的泥土，和以龙脑沉笺、紫白旃檀、苏和郁金等香，金、银、珠、玑、珊瑚等珍宝，一起捣碎成泥，制成香泥塔一千零八座；又以安息金颜、白胶、熏陆、都梁、甘松等名香，和以上面制成的香泥，印造小香泥塔十三万座，将这些塔都放人塔中。

白塔的塔藏是亦怜真帝师在白塔建成后布置的，距今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了。历史上，虽经十余次修葺，但由于岁月的延续，风雨的侵蚀，原露在塔外的雕刻和早已不复存在了，而藏在塔内的宝藏从历代的修塔记载看从未启封过，应当是完好无损的。

尽管从蒙古帝国元朝开始，中国北方就具有独特的佛教艺术风格，但是在元朝时期的蒙藏佛教艺术中，居庸关的建造，表现出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和非凡高超的艺术技巧。日本学者村田和藤枝晃认为，居庸关是蒙藏佛教艺术在中原最为杰出的代表作，可以把它和阿尼哥创建的艺术传统联系在一起[⑪]。

2007年7月，我做田野调查时，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真寂之寺（善福寺、俗称：昭庙）的救度佛母石雕使人联想到这一类型的作品，尤其是救度佛母佩戴的各种珠宝饰物、项琏和悬系在前额的装饰品。从艺术风格上看，这尊也已修复的救度佛母石雕显然是按蒙藏佛教风格创作的。真寂之寺2006年5月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结语：蒙古人的历史意识与宗教意识

　  笔者在通过研究和考察中，留意到蒙古人的历史意识的渊源究竟在那里；贯穿蒙古历史的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的特色又是如何形成的；蒙古人对自己的祖先和蒙古历史是怎样理解和认识的；蒙古人为何接受佛教文化，特别是为何接受藏传佛教文化；这些疑问始终没有离开笔者的研究范畴。笔者认为，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有崇拜“天”的宗教文化意识，与其有密切联系。就是说，蒙古人的崇拜“天”的宗教文化艺术意识与汉民族崇拜“天、道”的宗教文化艺术意识以及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的三界思想的“天”的宗教文化艺术意识，进一步来思考联系起来的话，蒙古人的信仰意识中，与天的概念接近的“藏区的传播佛教文化之圣地——拉萨”(lha sa)汉译为“天界之地、供佛之地”被视为佛国；如此，种种思想文化意识和宗教文化艺术意识的巧合，可否能够解答上述问题。在这里阐明和分析蒙古人的宗教文化艺术意识与其他民族间的共通点和相异点的相关问题，考察和阐述蒙古人的历史文化意识以及宗教文化意识特质。上述情况在13世纪著述的《蒙古秘史》，17世纪著述的《阿勒坦汗传》等若干资料有详细的记载。

　  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代，如果说，蒙古族人最初受佛教文化影响是藏传佛教文化，还不如说是蒙古人最初受汉传佛教文化艺术影响最大应该是较为正确的。理由之一，蒙古帝国的汉传佛教居士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期至后来大约二十六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即“慈、悲、喜、舍 (mettā karunā muditā upekkhā 巴利语) ”的菩萨精神。所以说蒙古人最初接触佛教应归功与蒙古帝国的禅人宰相耶律楚材。

也就是说蒙古人最初接受汉传佛教文化影响之可能性最大。与耶律楚材的尽力有密切相关。但是，为什么蒙古人，最终又接受了藏传佛教文化，而且还确立藏传佛教为国教呢。笔者认为大致是这样的，藏族人、蒙古族人都是遊牧民族，有许多生活方式相同之处；尤其是这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拜“天”的原始宗教意识的相同点。藏族人把“天”用藏语叫“拉lha”。藏族人的宗教意识中的“拉lha”，即是佛教的“佛、菩萨和天”之意。是因为蒙古人也崇拜“天”的宗教意识，所以对蒙古人来说藏族人信仰的佛教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而且对一般的蒙古民众来说，藏族人信仰的“拉lha”与蒙古人信仰的“腾格里tengri”，即蒙古语的“天”有众多相同之处，所以笔者认为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

说蒙古地区佛教是藏传佛教的一部分，不如说是从汉传佛教的耶律楚材禅师和海云法师，克什米尔的那摩国师，再加上藏传佛教的三个途径传播的佛教文化才是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的真实缘由[⑫]。

蒙古族地区佛教的传播过程，可以这样来概括：蒙古人在佛教思想方面主要吸收了汉传佛教的思想（耶律楚材禅师和海云法师的影响较大）；在佛教仪轨方面主要吸收了藏传佛教密宗方面的仪轨较多，而且主要是受萨迦派和格鲁派的影响较深；蒙古帝国时期蒙古族地区的佛教以贵族阶层为主，明清以后在贵族佛教为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民众佛教为主的趋势。

简历：

嘉木扬·凯朝，蒙古族，1963年生人，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文学博士（日本爱知学院大学），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日本同朋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90年毕业于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同年于北京雍和宫佛学任教。1993年留学日本、 在著名学者前田惠学教授座下攻读博士课程， 2001年获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博士学位。2002年至2004年，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与日本同朋大学中村薫教授共同研究了《日本净土思想与蒙古佛教的净土思想比较研究》。博士论文《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馆 出版2004年，《中国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民族出版社2009年等专著和学术论文。 发表论文题：“忽必烈汗对蒙古地区佛教文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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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木扬·凯朝

与会相关学术成果：

《蒙古地区佛教与金刚驱魔神舞》

《中国“念佛打七”信仰的发展与现状》

《蒙古历史中所见到的宗教意识》

《蒙古地区的净土思想》《蒙古地区的无量寿佛灌顶研究》《中国宗教文化艺术研究40年》

《蒙古地区的禅净研究——以瑞应寺的活佛与梵宗寺的活佛为为例等。

《无上瑜伽部大威德金刚十三尊成就仪轨》，

汉译北京雍和宫主持嘉木扬·图布丹大师的藏文著作《释尊本生计》和《吉祥果聚塔缘起及佛塔浅论——见儿获益稀奇莲花乐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