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原游牧到农耕定居：蒙古人墓葬建筑的变迁与适应（提纲）

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历史时期的蒙古人，不止包括获得"蒙古"（Mongol）名号的、从十三世纪以后逐渐凝聚而成的民族集团，而且还包括历史上一切说各种蒙古语（Mongolic）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活动过的民族集团。具体地说，就是除了世人都熟悉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古史所记的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契丹、奚，也都是讲蒙古语或古蒙古语（Proto-Mongolic）的。因而，在考察某一特定蒙古人群的历史人类学特征时，其他时期、其他地域和其他方言的蒙古人群就不可忽略，而应当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和比较研究。本着这个原则，我们在这里讨论蒙古人从草原进入农耕地区之后，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变迁而在葬俗方面所发生的适应性转变，就不能局限于蒙元一个时代，也不能只讨论东亚一个地域。

众所周知，蒙元时代的蒙古皇帝（合罕）死后都秘密安葬在"大禁地"，《黄金史纲》和《史集》所说的不峏罕哈勒敦（不儿罕合勒敦）到底在哪里，至今还没有下落，有关墓葬的其他信息自然就更无从说起了。彭大雅《黑鞑事略》说："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若忒没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逻骑以为卫。"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的这种草原葬俗在元朝建立之后一直没有改变，尽管那时蒙古对农耕定居社会进行直接统治已经很久了。

蒙古人的这种葬俗在历史上不是孤立的，和蒙古情况非常接近的是建立了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在文明太后和孝文帝之前，北魏皇帝都葬在金陵，而金陵是和"大禁地"一样完全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踪迹的，至今考古学家对北魏金陵的寻觅探索也屡屡无功而返。一直到锐力推进汉化的文明冯太后与孝文帝时期，才在平城北边的方山上建立了两座汉晋式陵墓，其中一座就是冯太后陵，另一座因孝文帝迁都后葬在洛阳而成为孝文帝的虚陵。而从孝文帝开始，拓跋鲜卑的传统葬俗就被彻底放弃，至今北邙山上的北魏皇陵和近代以来出土的大量的元氏墓志说明，从草原南下的鲜卑人已经很大程度上汇入了华夏传统中。可是，考虑到辽代汉式陵墓内仍然保留许多契丹传统葬俗，在洛阳的北魏皇陵是否也保留了一些拓跋旧俗？这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予以回答。

与拓跋鲜卑同时的鲜卑其他各部，如段部鲜卑、慕容鲜卑、河西鲜卑、陇西鲜卑，以及与鲜卑极为接近（甚至可以视为鲜卑之一部）的柔然，其传统葬制大概都是一样。而出自慕容鲜卑、后来活动于青藏高原的吐谷浑，也经历了与拓跋鲜卑一样的放弃传统接受新葬制的过程，只不过他们接受的不是中原汉式的新葬制，而是吐蕃的葬制。考古工作者近年在青海都兰一带所做的发掘和调查表明，接受吐蕃统治之后不久，吐谷浑（吐浑、退浑）就接受了吐蕃的葬俗。有趣的是，吐谷浑中投奔唐朝的那一小部分，在被迁至鄂尔多斯南缘一带之后，转而接受了汉式的葬俗。从这个变化，我们可以理解说蒙古语的古老族群在社会生活和文化转变时所发生适应性变迁。契丹的情况也一样（略）。

应该看到的是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亚洲东部，还存在于大蒙古国所统治的中亚、中东等地区，比如波斯高原的伊尔汗国和南俄草原的金帐汗国，在汗族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传统的秘密葬制就被穆斯林的葬制所取代了。据巴托尔德考证，位于帖木儿故乡Shahr-i Sabz的帖木儿家族墓地，是在帖木儿富贵以后重新按照穆斯林葬制的要求建立的，帖木儿家族原来的墓地情况虽然没有材料说明，但可以相信包含有大量的草原传统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对现在位于撒马尔罕的Gur-i Emir的政治文化意义就会有新的理解。这对于理解帖木儿之前的察合台汗国墓葬制度的变迁，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无论如何，从墓葬制度看蒙古人的适应性历史变迁，是深入理解蒙古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