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包和蒙古包文化在世界建筑史上的发展

满都麦

距今四千年左右，栖息于蒙古高原上的原始初民，开始养殖某些野生动物驯服为家畜，由原始狩猎经济转化为畜牧业经济。与此同时，以蒙古源流匈奴为首的部族，率先跃上了马背，使人类智慧与骏马的速度和力量实现了默契配合，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先河。这一历史性的飞跃发展，使北方民族开始彼此拉近了空间，拓展了胸怀草原的视野。

这时，草原上出现了最初的两种建筑物，既固定性的宗教活动场所--祭坛敖包，以及随着游牧搬迁的移动性住宅--蒙古包。在广袤无垠的北方草原，这种建筑文化循序渐进、源远流长。由于文化寓意和宗教理念的一致性，这两种建筑物的造型款式，自诞生那天开始就像孪生姐妹，拥有极其相似的共同特征。随之漫长的历史变迁，草原上仅有的这两种建筑物的造型结构与文化内涵，不断地得以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共性特点。敖包与蒙古包从当初的圆柱体结构造型状态，直至发展成为穹庐式造型结构，同样都是极力模拟大自然形态的产物。而且令现代人惊叹不已的是，从古至今，这种由草原游牧文明孕育而生的建筑文化理念，广泛地影响着整个世界建筑文化领域。那么，这种文化现象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为了阐明这一文化现象，需要从敖包和蒙古包建筑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以及马背游牧民族持之以恒崇尚自然的宗教文化说起。

北方民族从原始狩猎时代开始，转变为规模化的游牧社会，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和历史更迭。使畜牧业经济文化的优势，促使北方民族不断兴旺发达，并在历史舞台上能够频繁崛起，成雄霸世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因素。其一是，以牧为生的北方马背民族，在漫长的生活实践和艰苦的生存环境下，充分认识和全面掌握了所处高原地域的自然属性：气候寒冷、降雨量少、覆盖地表的有机土层非常瘠薄，自然形成一公分厚的有机土壤，需要长达百十多年的光合过程。所以，原生态生物链异常敏感而又极其脆弱，一旦被破坏，自我修复能力极差，裸露的沙层随之风蚀，必将导致大面积的草场沦为荒漠沙化。

于是他们很早就充分意识到，在这种脆弱而微妙的生态环境中，要想使得畜牧业经济永续发展，唯有采取频繁倒场游牧的措施，来合理利用广袤的天然草场，不仅能够保持植被避免过分践踏，使牧人才会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富庶美好的生存空间。正是这种自然与经济条件的局限性，使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自古就产生了强烈的生态意识。为了呵护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逐水草而游牧成为他们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而且祖祖辈辈一年四季顶风冒雪、克服种种艰难困苦，一如既往地坚持游牧生存。正是这种经济模式和与生俱来心理范式，使马背民族具有远见卓识、胸襟开阔、气质豁达，形成了与众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面对大自然的审美道德观。

其次，是那由来已久的崇尚自然、敬畏生灵、顺应自然、善待自然的宗教（起源为萨满教，后来演变为蒙古博教）信仰，自始至终引领着整个游牧社会走向生态道德文明，铸就了博大精深、灿烂于世的草原文化。在人类步入早期文明时期，世界各地著多部族没什么区别，普遍信奉敬畏自然的原始萨满教。然后，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变与发展，相继出现了基督、耶稣、天主、佛教、回教、儒教等宗旨教义各异的几大教派。实际上，祖先教派都是从原始萨满教大本营中脱颖而出，除了不同程度保留了"母体基因"某些元素之外，与母本萨满教相比，他们各个都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变革。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唯独蒙古高原上以蒙古利亚种族为主流的诸多游牧部族，始终没有背弃传承已久的萨满教信仰。由他们恪守的原始古老的宗教信仰，并非是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其宗教信奉理念循序渐进、不断地加以充实和完善，直至升华成为宗旨独特、仪轨别致、体系完整、极具草原民族文化特色的蒙古博教。

由原始萨满教演变形成的蒙古博教属于泛神论者，他们认为：世上万物都是使命各异的生灵，使具有智慧的万物生灵各司其职、有机配合、齐心协力实现长生天旨意，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如此这般立体式概念的宇宙生态观，是蒙古博教唯有的核心宗旨，便诚惶诚恐地崇尚大自然--信奉长生天。

蒙古博教把无始无终、浩瀚无际的长生天划分为使命不一、神能各异的99重天，是由有名有传的55重父天（也称之为白天）和44重母天（也称为黑天）组合而成。其中还有神能出众，具有左右众天习性的13 阿塔腾格里（妒忌之天）。而且99重长生天是以上、中、下三维天体（通常称之为，天父、地母、生灵三界）空间存在。如此，由众天尊组合而成的长生天固有"威猛无穷之神力"，她不仅拥有护佑万物生灵繁衍生息、绚丽多姿的恩惠；而且也具备惩罚人类、毁灭世界的本能。如此这般神奇奥妙的长生天学说包罗万象，尤其是对宇宙万物与人类生存的生态关系，有独到精辟的解读。其教义之经典：世上的万物（包括所有静态和动态物种）都是鲜活灵动的生命个体，其灵魂永世不灭，并以相互敬畏、相互依赖、默契配合生存的形式，来维系生生不息的生命世界。

蒙古博教传承与弘扬这种崇尚自然、敬畏生灵、亲近自然的宗教文化载体，便是那些遍布于草原每个角落，历经千古沧桑的敖包群落。各地的萨满大师发动草原民众，通过每年一度（或年内数次）隆重祭祀敖包的方式，来实践对大自然忠贞不渝的敬畏和坚定不疑的信仰，来凝聚人心，发扬光大顺应自然生存的法则。

在藏传佛教取代草原本土博教之前，草原上的敖包祭祀活动，一直由敖包文化创始者--神明通灵的博教大师来完成。身着教服的大师出场后，一边古腔古调地吟诵感化天地的经咒，一边鸣鼓跳跃施展震撼各方神灵的法术，首先予以驱散弥漫于人间的邪恶晦气，召唤惠泽草原大地的阳光雨露。然后进入高潮，上苍神灵附体之时，施展法术的大师陷入迷惘狂妄状态，开始与长生天诸尊进行对话，禀报人间疾苦、奏请众生所望、祈求万物生灵逍遥自在。

由来已久的如此借助敖包"神灵"之神性，来奏请苍天的祭祀情景神乎其神，往往是当下就会雷鸣闪电、倾盆大雨，或者是敖包上空光环闪烁、祥运笼罩，使所有在场的牧民大众如梦如幻，对于神通广大的大师敬佩不已。此时此刻，前来参拜敖包的所有信徒通过虔诚膜拜，与天地万物神灵取得心灵上的沟通之际，更加由衷仰慕大自然、敬畏生命世界，使人人都把游牧生存的经济模式看做是呵护绿色植被、和谐生态环境、能够让子孙万代天长地久，而义不容辞的天职。

如此这般承负深邃文化内涵和精神寄托的敖包，是万物生灵的守护神，是草原富饶美丽、绚丽多姿之魂魄，在草原上最早出现的固定性建筑物--敖包，是游牧民族崇拜的图腾。在上古时期，由于游牧经济的独特性和社会环境与自然条件的局限性，草原上根本就不需要其它任何固定性建筑物。只有这般承载游牧人文精神和生态理念的敖包文化源远流长。然而，随着游牧社会经济和宗教文化的不断发展，使草原上的敖包与蒙古包建筑的造型结构，也在循序渐进得以不断的改进、充实和完善。且根据马背游牧民族日趋丰富的精神寄托和美好愿望，赋予敖包图腾的文化使命和寄情寓意，也渐趋缤纷多姿。

由于，蒙古民族赖以自然空间游牧生存，加之根深蒂固的宇宙生态观理念之约束，认为苍天与大地都是圆形结构，其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以及创意意识，始终围绕着穹庐形态和圆形模式，加以生态道德来统筹思考。当历史发展到了蒙元时期，判若孪生同胞的敖包与蒙古包建筑，业已升华到了极致。步入这一历史时期，敖包的造型结构以及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使命寓意，全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从远古时期陆续形成的那些圆锥体造型的敖包，曾经限于敬畏生灵、祭拜祖先、祈求安泰，使命比较单纯。从此开始形成的敖包建筑，不仅是从造型结构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所承负的崇尚自然、敬畏生灵、和谐世界的宇宙生态观文化使命也更加深广多元。

自远古以来，草原上的敖包建筑为什么普遍都是圆锥体造型？这与其宗教理念密不可分。博教之先驱萨满教从远古时代开始认为：无始无终的长生天是以穹庐式结构存在的，栖居于广袤圆形大地上的万物生灵，是由四面八方三维空间的诸尊来护佑。于是，为了避免偏向某一方天尊而面面俱到，所修建的每座敖包同样都是圆锥体造型，这种宗教文化理念由来已久。然而，随着蒙古博教文化不断的发展与升华，对古老的敖包建筑予以了前所未有的翻新。从蒙元时期开始，为了更加淋漓尽致地充分体现崇尚自然的宇宙生态观，规范化的正宗敖包建筑普遍为"三阶式"螺旋形造型。并且为了凸现对99重天体中神通广大的13阿塔腾里的敬畏，这类正宗规范的敖包建筑，普遍由13（1大12小）座敖包为一体结构。在草原各地这种13座为一体的正宗敖包的形态布局结构各异。有崇拜太阳神"⊙"造型，1大敖包剧中，其余12小敖包围绕在光环线上；有1大敖包剧中，12小对称分布于"十"字架上；也有一条龙造型，"一"字排列的13敖包。

与此同时，马背民族逐水草游牧而居住的移动性蒙古包的造型结构，也和固定性敖包建筑同步与时俱进，随着游牧社会经济和宗教文化的发展，古老的蒙古包也被不断加以改进、完善，得以升华。由远古时期森林中圆锥体结构的窝棚，逐步演变成为穹窿式结构毡帐，直至升华成人类世界独一无二的移动性住宅--蒙古包。

如此升华为极致的蒙古包建筑，可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顶端的陶脑（天窗）便使活灵活现模拟了太阳造型。圆形陶脑的"十"字形主体框架，分别标志着东西南北方位。剧蒙古包中央上方的陶脑，不仅是采光通风的天窗，也是时刻保持与长生天沟通心灵的通道；以伞状结构支撑天窗的乌尼（椽杆儿），便是模拟太阳光芒四射的光线，征兆全家老少每时每刻都被阳光沐浴；圆形结构的哈纳（墙壁）预示着茂密森林，其菱形网络结构的哈纳孔，构成了精美的吉祥图案，使居住者永远被安详环绕；而且哈纳外壁拥有间距匀称的三道围拢白色毡壁的黑色鬃毛缆绳，犹如"三阶式"敖包那般，昭示穹窿式天体以三维空间形成，使室内牧户永远被四面八方诸天尊光顾恩惠。

富有深刻游牧文化内涵的蒙古包建筑，实属人与大自然完美和谐的精辟缩影，它不仅是随意移动的理想住宅，更是展示草原游牧文明优秀文化的载体。牧人待在屋里根据天窗的"十"字形框架，不仅能够准确地辨别方位，并且以天窗照射进来的阳光的移动部位，得知具体的时辰。这种结构巧妙、用材极少、居住舒适、雍容典雅、符合环保、搭建容易、拆卸方便、搬运轻便，适合随同游牧迁移的蒙古包，是极致科学性的建筑。其煮饭与取暖始终用牛羊粪为染料，是极其环保低碳消耗。而且蒙古包住宅具有受风阻力最小、抗震功能无与伦比、安全系数极高的优越性，是古今中外任何高档豪宅，都无法与此相提并论。正如源远流长的蒙古族长调、呼麦和马头琴，以其天籁般奇妙的韵律震撼人类世界那样，草原上的敖包和蒙古包建筑，同样是当之无愧的人类文化经典，是由游牧文明孕育而生的瑰宝。

其实，古老的祭祀平台--敖包文化，在欧亚大陆各个角落都有遗存的痕迹，说明它是属于人类步入初级文明时期共同拥有的文化现象。后来，随着世界性几大教派的相继形成，将这一原始文化以其它形式所替代，或者是完全遗弃而已。然而，当人类历史发展到十三世纪时，成吉思汗却仰仗蒙古博教"威猛无穷之神力"，以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实现了欧亚大陆的空前大统一，拉近了人类世界的空间距离。使得崇尚自然、赋予神力的精神载体--敖包文化，以及随行移动的毡帐（蒙古包）文化，以其神秘莫测的现象走进了世人的视野。之后，随着四大汗国的形成，将博大精深的游牧文明贯穿于欧亚大陆每个角落，使东西方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交流与大融合。

故此，古今中外世界各地的许多建筑文化与建筑风格，自然而然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因素。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是在欧罗巴和亚细亚地区到普遍存在，而且在美洲和大洋洲也到处可见。世界性普遍流行的那些穹庐顶式古典建筑的造型与风格，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敖包与蒙古包的文化元素。据内蒙古文物处王大方说：在土耳其考察文物时，土耳其著名建筑学家，伊斯坦布尔大学建筑学院的萨尼教授介绍:"由于古代蒙古伊尔汗国在伊朗建都，其文化对土耳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土耳其清真寺的穹庐式建筑中，可以看到蒙古人对植物和动物的描绘。这种文化特色和建筑风格只在古代蒙古时期出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本土文化象征了。"很显然，林立于世界各地的清真寺建筑，与蒙古民族崇尚自然的敖包造型如出一辙。

然而，远隔重洋的美利坚合众国首府白宫的造型极为典型，它既是完美体现了崇尚三维天体的蒙古包造型，也充分显现了"三阶式"结构的敖包形态，这绝不是什么巧合。另外，坐落于印度古都阿格的泰姬陵，是蒙窝儿汗国（1631）时期的建筑，其室内造型完全模拟了蒙古包结构，中央圆顶（陶脑）离地面62米高，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除此，在世界各地现存众多古塔或塔式建筑，大部分都是体现三维天体或者凸现十三阿塔腾格里理念的产物；甚至包括古埃及的金字塔和古罗马的露天剧院......等诸多建筑物，当初其设计理念，显然是源于草原萨满教（或后续的博教）崇尚自然、敬畏自然、景仰自然的宇宙生态观文化。世界各国的天文台建筑，特别是英国的格林尼治天文台和美国的几大天文台建筑风格，无法否认与蒙古包和敖包文化无关。尤其是在我国大江南北，似乎完全出自蒙古博教理念的古代建筑物比比皆是。比如：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场所--北京天坦，完全属于蒙古博教文化产物，是按照蒙元时期规范化的敖包造型精致化的建筑；以及在古都西安、洛阳、沈阳......诸多城市遗存的古建筑；近年来，在我国境内陆续发现的历朝历代帝王陵墓的穹庐式空间造型，以及陵墓上端的享堂建筑形态，毫无疑问，是来源于草原蒙古博教或早期萨满教理念的文化现象。

正如西方一些学者研究的结果："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领域，国家版图、政治体系、哲学、科技、战争、商业、建筑、文化以及宗教，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的影响"。这种权威性的论断说明，凡是优秀文化均属人类共同的财富，也恰恰印证了草原游牧文明之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无穷魅力，经久不衰，在全面影响着世界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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