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祭
    
      马祭,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很盛行,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已逐渐淡化。但是,在一直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商人中,马祭却仍很流行,而且继传至今。马,作为家畜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蒙古族的先民,早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就有养马的文化遗迹。匈奴、东胡时期,马已成为游牧民不可缺少的家畜。公元九世纪,蒙古人西迁三河之源后,马在蒙古草原遍地皆是。蒙古人养肴大量的马,仅成吉思汗八世祖土敦蔑年的夫人莫拿伦所养之马,数以万计。“她的马和牲畜,多到无法计算,当她坐在山头上看到,从她所坐的山头顶上直到山麓大河边满是牲红。”①这种局面持续发展,养马业,在蒙古草原,如鱼得水,日增月益。十三世纪中叶,蒙古汗国时期,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出使蒙古时感叹道,蒙古人“他们拥有如此之多的公马和母马,以致我不相信在世界的其余地方能有这样多的马。”②宋人孟洪也曾说,草原一上的马是“千马为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系,亦不走逸。”③蒙古人所以养这么多马,主要是为了使它成为“种族经济之要源。”④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王室及其家族的马的数量以“沟”来计算。一沟究竟有多少马匹,史籍无载,古人也没有确切说明。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沟,决不是少数。成吉思汗季弟斡赤斤的后裔,在黑龙江地区游杖时,留下很多以“宝莫”、“道日宝莫”为名的草场和地名、聚落名。蒙古语数词十万叫“宝莫”,十万万叫“道日宝莫”。这些名称所反映的虽不是实数,但却从另一方面指示了养马业发展的速度。明朝时期,马的发展速度不减当年。万匹马。“四五百匹为群队,只两兀刺赤管。”⑤清朝时期，虽然对蒙古地区设置盟建旗，封禁划界,但是马的发展没有受到太大的阻止。各盟旗蒙古王公仍占有大批马群。哲里木盟左翼郭尔罗斯后旗札萨克镇国公布木巴是个小牧主,可是他家族三兄弟还占有大牲畜11200匹。在蒙古人的观念中,“马比一切更受重视,马群是古代蒙古人的主要财富,没有马,草原经济便无法经营。”⑥马,即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游牧、狩猎、贸易、游艺、通讯、访友、征战、护疆、饮食等,都离不开马。所以,蒙古人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长期的历史实践和马对蒙古民族的功绩,造就了蒙古人的崇马习俗,马祭也就由此而生,以满足人的心理的平衡,下面就蒙古人历史上的马祭,作一简要的探讨。
     一、葬马与建立马敖包
    

    
      葬马与建立马敖包是祭祀马的一种重要形式。葬马与建立马敖包相互有密切关系,决大多数马敖包都是在葬马处堆起的。一般来说,葬马,或建立马敖包,都是由于马对主人立下了奇功异绩,主人为了对马的酬报,马死后,便把它埋葬在一个风景幽静的地方,上面堆起敖包,以示纪念。从古到今的历史史实以及文学作品中,都反映了这种崇马习俗,人所共知的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也是这样埋葬的。“当索古多尔赛汗带着牧童,两个人叠骑小骏马回来时,小骏马因为过度疲劳而死在途中。成吉思汗用八正锦缎裹上小骏马的尸体埋葬了。”⑦这则历史故事说明,在公元十二世纪末叶就有文字记载的葬马事象,至于口头传说葬马的历史就更久远了。在蒙古民间故事中反映此类民俗颇多。《黄镖马的故事》里说,主人宝音图辛辛苦苦养了一匹老骤马,“可是老骤马生完马驹就死了,一家人心痛得不得了,只好伤心地把它埋了。”⑧《枣红马》描写了葛根塔娜的枣红马,在那达慕会上,年年获得第一,一连二十年保持了它的荣誉。后来枣红马老得牙齿都掉光了。这一年的那达慕,葛根塔娜选了另一匹马去参赛,可是枣红马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撵也撵不走,最后枣红马被撵得伤心地落了泪,葛根塔娜实在不忍,就把它带去参加了比赛。虽然又得了第一名,可是枣红马刚刚拿到木牌后,一头扎倒在地再也没起来。葛根塔娜抱着马头便哭起来,枣红马睁开失神的眼睛嘶叫了一声便死去了。“葛根塔娜把枣红马的尸体,拉到它第一次参加比赛获得第一名的那个地方埋葬了。”⑨这些都是反映历史、复制历史的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下面我们再看看生活中的史实。清朝时,哲里木盟右翼杜尔伯特旗保日浩特叶希札木苏公爷的祖辈,因其女儿远嫁到巴尔虎部受虐待,所以派人乘一匹枣红驱风驹前往将女沁抢回,驱风驹日夜兼程,甩掉了巴尔虎人的尾追,到家后驱风驹因劳累过度而死去,公爷为了纪念这匹枣红驱风驹,便将它葬在村头岗上,并在葬处建立了一座马敖包,每年都醉进行祭祀。郭尔罗斯前旗王爷莽塞,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以罪削札萨克,由另一支系的毕里衰鄂齐尔代领札萨克。乾隆六十年（1795）莽塞四世孙恭格喇布坦,为了夺回札萨克权,经过周密谋划,以计取之。他派一名亲信,骑一匹黑马到王府,设法将札萨克虎钮银印偷回,立即向朝廷奏章,免除了原札萨克,另任恭格喇布坦为札萨克。私凭文书官凭印,也只好承认现实。当时因飞马回府,黑马被累死。为了纪念这匹马的功劳,在王府西南岗上,建立了一座黑马敖包,至今犹存。这类马敖包,在蒙古地区还有好多,有些是官府的,有些是民间的。这种葬马、祭马习俗,反映了蒙古民族与马的密切关系。
     二、选神马与达喇拉嘎祭
    

    
      民间民俗领域内,马,早已被神化。蒙古草原牧区,每一个苏鲁克（群）都要选代匹神马来主宰这群马。“这是游牧民族的一种原始信仰,认为牲畜是上天赐给的,上天也要派来神马管理畜群。”⑩选神马时,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这种仪式,过去由萨满主持,仪式开始,萨满穿好神服,手持神鼓,口诵赞马祭词。喇嘛教传入后,改为晰嘛诵经,由主人致祭马词。选神马时,要把马群拢在一起或者赶进马圈内。在马群中央放一张小桌,摆上供品、焚香、酒祭奶酒。被选上的神马必须是全鬃全尾,毛色整齐,没有杂毛,没有任一何伤痕,并且是没有使役和乘骑过的没有去势的牡马。入选后,神马的鬃尾都要系上五彩布条,向马头泼洒奶酒,全身上下过香火,以示圣洁。从此,神马不准乘骑、不准使役、不准套驯、不准挽车、不准买卖、不准鞭答、不准咒骂、不准转送。直到老死再选新神马为止。达喇拉嘎即是圣选神马的一种仪式,也是选出神马后,每年进行祭祀的一种形式。达喇拉嘎祭一般每年进行一次,如马群染疾时,随时举行达喇拉嘎祭。祭祀时,在马群中摆尸张小桌,放上供品,然后主人双手握一束用各色彩布装饰的柳枝丛,顺时针方向摇晃,并在口中祈祷:“宝音贺希格,呼来！呼来！”意为吉祥如意。对这个祈祷词要反复呼喊,同时还要致祭词，并用柳枝蘸马奶酒向群马淋洒。这样畜群才能得以安宁、吉祥。早在1212年,成吉思汗五十岁的那年春天,是个荒年早月,成吉思汗认为春三月主凶,是个凶月,必须使之逢凶化吉。“于是就用许多白母马之乳,向上苍九天祭酒。又将一匹选出的灰马用白缎披挂,一使之成圣,作为神骏加以供奉。经过这一番仪式以后,就认为己经逢凶化吉。”这一段记途与达喇拉嘎祭实出一辙。均认为供奉神骏、以马乳酒祭,会使畜群兴旺。这是蒙古人特有的一种祭马形式。
     三、供奉溜圆白骏
      在鄂尔多斯草原,祭祀成吉思汗陵的八白宫中,有一宫为“溜圆白骏神像”。溜圆白骏蒙古语称“萨日勒·乎鲁格”。白骏不是成吉思汗乘骑的马，而是受上天禅封的神马,蒙古人把它当作偶像来供奉。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春祭大奠,即查干苏鲁克大祭,出游八认白百时,把溜圆白骏也牵来系在阿勒坦嘎达斯上,即金马桩子,原系金质,比一般马桩矮。众蒙民要向它叩拜。溜圆白骏衰老时,由官方下达公文,从相貌特征相类似的二岁白马中推选顶替。据文献记载:“嘉庆二十二年中秋月初六日,鄂托克济农出入乾清门的朝拉更首席托萨克、摄政贝勒索诺木喇布杰根敦,颁发公文遴选溜圆白骏。”民国七年,朝拉更首席札萨克多罗郡王济农逊布尔巴图,也曾下达公文遴选白骏。可见,清朝、民国时期都这样做过。遴选的溜圆一白骏必须是眼睛乌亮,蹄子漆黑,毛色纯白。而且全身器官不能有任何伤疤。溜圆白狡,平时有专口的草场采食,即布尔陶亥草原。任何人、任何畜群都不得午扰侵犯。距离鄂尔多斯草原较远的部落,每年春祭大奠不能到现场祭祀溜圆自骏时,祭日要在自己所在的草原或蒙古包里,写户个溜圆白骏神牌进行祭奠。东部区蒙古则在敖包前致祭。一居住在齐齐哈尔的巴尔虎蒙古,建有马神庙,祭日举行庙会进行祭祀。
     四、祭祀禄马风旗
    

    
      禄马风旗也称天马图,蒙古语叫黑毛力,直译为运气马,不过用走运来翻译更为贴切。禄马风旗的原始形态的画面是,在蔚兰的天空中,飞驰着一匹骏马。骏马的右上方镶嵌着一轮红日,左上方吊挂着一枚明月。左前蹄踏着一只猛虎,右前蹄探着一只雄狮,左后蹄蹬着一尾跤龙,右后蹄践着一只彩凤。把这幅画镶上狼牙边。然后门前筑一个祭台,祭台中央竖一根旗杆,把禄马风旗悬挂在旗杆顶上,随风飘荡。农历每月初一日,要在祭台上烧柏叶香,以示祭祀。有的人家在门前竖两根旗杆,旗杆顶端有呈菱形的箭头,两根旗杆相距五米左右,用绳索相连,将禄马风旗拴在绳索中央,两侧悬以蓝、白、黄、红、绿等五色彩旗。对这五种颜色的象征意义,目前各说不一。蓝色：基本上无异意,均认为是象征长生天的；白色：有的认为象征纯洁、吉祥,有的认为象征母乳,有的认为象征羊群；黄色：有的认为象征宇宙,有的认为象征大地；红色：说法较多,如象征血浆、花卉、动物,大地等等；绿色：有的认为象征世界,有的理解为象征植物或草原。不论怎样,原始形态的禄马风旗反映了蒙古人从游猎社会转向游牧社会的文化遗存。是以牧为主,兼营猎业时期的产物。从禄马风旗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出,游牧时期驯养的马居首位,起主导作用,而游猎时期的禽兽则居于从属地位,起配角作用。目前对此也有异意,有的认为马蹄下的四种兽禽是马的力量的象征,主要衬托马,并不含其他意义,与社会文化发展无关。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禄马风旗过渡形态的画面是,一匹扬鬃翘尾的骏马,正在绿色草原上飞驰。原有的禽兽蜘消失。这个禄马风旗,反映了完全过渡到以牧为主的社会形态。这是游牧社会兴盛时期的写照。禄马风旗的这种形态,伴随着蒙古社会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到明朝中晚期。禄马风旗近代形态的画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从黄教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后,蒙古人被强迫抛弃了萨满教,改信喇嘛教。禄马风旗也随之蒙古人宗教信仰的改革而发生变异。原来纯粹崇马、祭祀马的禄马风旗,掺进了很多佛教的东西。禄马风旗的旗杆箭头,改换成了藏式三股叉,画面华悄地增添了“轮王七宝”（金轮宝、神珠宝、玉女宝、藏臣宝、将军宝、白象宝、绀马宝）、“佛堂八供”（宝伞、金鱼、宝瓶、妙莲、法轮、右旋海螺、吉祥环结、胜利幢）等黄教格鲁派所宣扬的宗教观念。当然,禄马风旗的演化,决非到此止步。由于中原文化对草原的影响,道教的“七曜”、“八卦”、“九宫”、“十二生肖”、“二十八宿”等原始文化也都登上了禄马风旗,使蒙古族具有民族特点的祭马习俗衍变成了多元的复合文化。尽管禄马风旗有许多内容,但在游牧民的心目中,祭祀禄马风旗,主要还是崇马。其他诸内容,只能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参客。
    
      总之,蒙古人的马祭,是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这种祭祀习俗伴随着人们走过了漫长的里程,它对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尤其对养马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健进作用。由于崇马习俗的影响,蒙古人有史以来,禁食马肉,就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或灾难岁月也不宰马而食。据史载：“诸晏会,虽达官,杀马为礼者,禁之。诸私宰牛马者,杖一百,征钞二十五两。”所以,对马的发展起到了保护作用,历经元、明、清儿朝,养马业发展不衰。二十世纪初,内、外蒙古和西部蒙古地区,马已达421万匹。现代,据1985年统计,全世界有6460万匹马,其中中国有1090万匹,大部分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其他蒙古地区,占世界第一位,而蒙古国有200万匹,达到人均一匹马。可见,马在蒙古地区的繁衍是有一定历史基因的。其中马祭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是无可置疑的。
    
      
     参考文献
     ①〔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18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②〔英〕道森:《出使蒙古记》（蒙古史）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③〔宋〕孟珙:《泉桃备录》第5页。中华书局，《丛书集成》本。
     ④多桑:《蒙古史》上册9页。
     ⑤〔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第11页。《丛书集成》本。
     ⑥〔苏〕BR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⑦色道尔基：《蒙古族历代文学作品选》第29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⑧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化馆:《蒙古族民间故事》第33页,1982年。
     ⑨内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蒙古族民间故事选》第154，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⑩波•少布《蒙古努图克人原始文化遗存对其发展的影响》,载《民族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55页。
     ⑪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岱:《成吉思汗祭奠》7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⑫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岱:《成吉思汗祭奠》167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⑬《元史》刑法四2683页，中华书局。
     ——作者：少布，文章摘自《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3期（总第三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