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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章:历史的后院


    
        历史的后院
      ——节选翦伯赞的《内蒙访古》
      内蒙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地方,因为这里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动的历史舞台,而这些游牧民族的历史活动又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活动,在世界史上也不能没有它们的篇章。然而这个历史学宝库,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打开,至少没有引起史学家足够的注意。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匈奴人就进入了内蒙;到秦汉时期或者更早,它就以一个强劲的民族出现于历史。以后,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更后,契丹人、女真人,最后,蒙古人,这些游牧民族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台,又一个跟着一个从这个地区消逝,退出历史舞台。这些相继或同时出现于内蒙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最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遗迹或遗物,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有些连历史的遗迹也没有发现,仅仅在历史文献上保留一些简单的记录。但是这些游牧民族在过去都曾经在内蒙地区或者在更广大的世界演出过有声有色的历史剧;有些游牧民族,如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并曾从这里发出了震动世界的号令。
      两千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内蒙古地区已经进入了历史上的新世纪。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等,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历史变革,他们都在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经由不同的道路走进社会主义社会。例如蒙古族是从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封建社会走进社会主义社会的,鄂伦春族和一部分鄂温克族则是从以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末期走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很多过去的牧人、猎人,现在都变成了钢铁战士。条条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得到了最具体、最生动的说明。恩格斯说:“世界史是最伟大的诗人。”我们在内蒙地区看到了这个最伟大的诗人的杰作。出现在这个杰作中的不是莺莺燕燕,而是群鹰搏击,万马奔腾。在世界文学的文库中,哪里能找到这样波澜壮阔、气势豪放的诗篇呢?
      游牧民族的摇篮  我们在内蒙古西部没有看到的塞外风光,在内蒙古东部看到了。当我们的火车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呼伦贝尔草原时,自然环境就散发出蒙古的气氛。一幅天苍苍野茫茫的画面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正像大青山把内蒙古的西部分成南北两块,大兴安岭这一条从东北伸向西南的广阔的山脉也把呼伦贝尔草原分割为东西两部。山脉的两麓被无数起伏不大的山谷割开,从山谷中流出来的溪水,分别灌注着大兴安岭东西的草原,并在东部汇成了嫩江,在西部汇成了海拉尔河。海拉尔,蒙古语,它的意思就是流下来的水。
      海拉尔市虽然是草原中的城市,但住在这个城市里,并不能使我们感到草原的风味,只有当我们从海拉尔乘汽车经过南屯前往锡尼河的这条路上,才看到真正的草原风光。在这条路上,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平坦、广阔、空旷的草原,从古以来没有人耕种过的、甚至从来也没有属于任何个人私有过的草原。没有山,没有树木,没有村落,只有碧绿的草和覆盖这个草原的蓝色的天,一直到锡尼河我们才看到一些用毡子围起来的灰白色的帐幕,这是布列亚特蒙古族牧人的家。我们访问了这些牧人的家,在草原上度过了最快乐的一天。
      当然不是所有的草原都像锡尼河一样的平坦。当我们从海拉尔前往满洲里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一些起伏不大的沙丘;而当我们从满洲里到达赉湖,从达赉湖到扎赉诺尔的路上,也看到了一些坡度不大的丘陵在地平线上画出了各种各样的柔和的曲线。
      呼伦贝尔不仅在现在是内蒙古的一个最好的牧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
      根据《后汉书?鲜卑传》所载,鲜卑人最早的游牧之地是鲜卑山。他们每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鲜卑山、饶乐水究竟在哪里,历来的史学家都没有搞清楚。现在我们在扎赉诺尔附近木图拉雅河的东岸发现了一个古墓群。据考古学家判断,可能是鲜卑人的墓群。如果是鲜卑人的墓群,那就可以证实早在两汉时期鲜卑人就游牧于呼伦贝尔西部达赉湖附近一带的草原。
      对于早期鲜卑人的生活,历史文献上给我们的知识很少,仅说鲜卑人的习俗与乌桓同。而当时的乌桓是一个以“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但已“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的游牧民族。我们这次在呼和浩特和海拉尔两处的博物馆,看到扎赉诺尔古墓中发现的鲜卑人的文物,其中有双耳青铜罐和雕有马鹿等动物形像的铜饰片。又有桦木制的弓、桦树皮制的弓囊和骨镞等等,只是没有发现角端弓。又《鲜卑传》谓鲜卑于建武二十五年始与东汉王朝通驿(当作译)使,这件事也从墓葬中发现的织有“如意”字样的丝织物和汉代的规矩镜得到了证实。
      史载契丹人最初居在鲜卑人的故地,地名枭罗固没里,没里者,河也,这条河究竟在哪里,不得而知。最近在扎赉诺尔古墓群附近发现了契丹人的古城遗址,证明契丹人也在呼伦贝尔草原东部游牧过。
      女真人在呼伦贝尔草原也留下了他们的遗迹。其中最有名的是两条边墙。一条边墙在草原的西北部,沿着额尔古纳河而西,中间经过满洲里直到达赉湖的西边,长约数百里。这条边墙显然是为了防御蒙古人侵入呼伦贝尔草原而建筑的。但据史籍所载,在蒙古人占领这个草原以前,游牧于这个草原的是塔塔儿人,蒙古人不是从女真人手中,而是从塔塔儿人手中接收这个草原的。根据这样的情况,这条边墙,似乎不是女真人修筑的。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为了抵抗蒙古人的侵入,当时的塔塔儿人和女真人是站在一边的,女真人才有可能修筑这条边墙。另一条边墙在呼伦贝尔的东南,这条边墙是沿着大兴安岭南麓自东北而西南,东起于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尼尔基镇,西至科尔沁右翼前旗的索伦,长亦数百里。王国维曾在其所著《金界壕考》一文中对这条墙作了详细的考证。有人认为这是成吉思汗的边墙,并且把扎兰屯南边的一个小镇取名为成吉思汗,以纪念这条边墙,这是错误的。毫无疑问,这条边墙是女真人建筑的,其目的是为了保卫呼伦贝尔南部的草原,免于蒙古人的侵入。但是成吉思汗终于突破了这两道边墙,进入了呼伦贝尔草原。
      呼伦贝尔草原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且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的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而西,征服内蒙古中部和西部诸部落或最广大的世界,展开他们的历史性的活动。鲜卑人如此,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也是如此。
      鲜卑人占领了这个草原就代替匈奴人成为蒙古地区的支配民族,以后进入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鲜卑人在前进的路上留下了很多遗迹,现在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的土城子古城,可能就是北魏盛乐城的遗址。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也是鲜卑人留下来的艺术宝库。我们在访问大同时曾经游览云冈石窟,把这里的艺术创造和扎赉诺尔的文化遗物比较一下,那就明显地表示出奠居在大同一带的鲜卑人比起游牧于扎赉诺尔的鲜卑人来,已经是一个具有高得多的文化的民族。如果把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的艺术,作一比较研究,我想一定能看出鲜卑人在文化艺术方面更大一步的前进。
      在呼伦贝尔草原游牧过的契丹人,后来也向内蒙古的中部和西部发展,最后定居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辽王朝。契丹人也在前进的路上留下了他们历史的里程碑。他们在锦州市内留下了一个大广济寺古塔,在呼和浩特东四十里的地方留下了一个万部华严经塔,还有大同城内留下了上下华严寺。我们这次游览了锦州的古塔,欣赏了大同上下华严寺的佛像雕塑艺术。从这些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看来,奠居在锦州和大同一带的契丹人也是一个具有相当高度文化艺术的民族。
      为了保卫呼伦贝尔草原建筑过两条边墙的女真人,后来也进入了黄河流域。和鲜卑人、契丹人略有不同,女真人在进入中原以前已经具有比较高度的文化,并且建立了金王朝。现在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的白城就是金上京。在这次访问中,有些同志曾经去游览过金上京遗址,从遗址看来已经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城市。这个城市表明了当时女真人已经进入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并且有了繁盛的商业活动。
      成吉思汗在进入呼伦贝尔草原以前,始终局促于斡难河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狭小地区。但当他一旦征服了塔塔儿人占领了这个草原,不到几年他就统一了蒙古诸部落,正如他在写给长春真人丘处机的诏书中所说的:“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
      蒙古人当然知道这个草原的重要性,元顺帝在失掉了大都以后,带着他的残余军队逃亡,不是逃往别处而是逃到呼伦贝尔草原。
      朱元璋似乎也知道这个草原的重要性,他派蓝玉追击元顺帝,一直追到捕鱼儿海(即今贝尔湖)东北八十里的地方,在这个草原中彻底地歼灭了元顺帝的军队以后,蒙古王朝的统治才从中国历史上结束。
      历史的后院  假如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重重叠叠的山岭和复蔽着这些山岭的万古常青的丛密的原始森林,构成了天然的障壁,把这里和呼伦贝尔草原分开,使居住在这里的人民与世隔绝,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保持他们传统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一直到解放以前,居住在这个森林里的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历史阶段。但是解放以后,这里的情况已经大大的改变了。现在,一条铁路已经沿着大兴安岭的溪谷远远地伸入了这个原始森林的深处,过去遮断文明的障壁在铁道面前被粉碎了。社会主义的光辉,已经照亮了整个大兴安岭。
      我们这次就是沿着这条铁道进入大兴安岭的。火车首先把我们带到牙克石。牙克石是喜桂图旗的首府,也是进入大兴安岭森林地带的大门。喜桂图,蒙古语,意思是有森林的地方。这个蒙古语的地名,经录了这里的历史情况,其实在牙克石附近现在已经没有森林了。
      在牙克石前往甘河的路上,我们的目光便从广阔的草原转向淹没在原始森林中的无数山峰。在铁道两旁,几乎看不到一个没有森林复蔽的山坡,到处都丛生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其中最多的是落叶松和白桦,也有樟松、青杨和其他不知名的树木。
      我们在甘河换了小火车,继续向森林地带前进。经过了几小时的行程,火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叫作第二十四的地方。应该说明一下,在这个森林中,有很多地方过去没有名字。解放以后,森林工作者替这些地方也取了一些名字,如第一站、第二站之类。但有些地方原来是有鄂伦春语的名字的,而这些鄂伦春语的地名,又往往能透露一些历史的消息。例如锡尼奇是一个鄂伦春语的地名,意思是有柳树的地方;又如加格达奇,也是一个鄂伦春语的地名,意思是有樟松的地方。这样的地名比起数目字的地名来,当然要好得多,因此我以为最好能找到这些地方的鄂伦春语的名字。
      我们在第二十四地点下了火车,走进原始森林。依照我们的想法,在原始森林里,一定可以看到万年不死的古树;实际上并没有这样长寿的树木,落叶松的寿命最多也不过一百多年。所谓原始森林,是说这个森林从太古以来,世世代代,自我更新,一直到现在,依然保持他们原始的状态。当然我们脚下践踏的,整整有一尺多厚的像海绵一样的泥土,其中必然有一万年甚至几万年前的腐朽的树木和树叶。
      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太阳都射不进去的丛密的森林,也第一次看到了遍山遍岭的杜鹃花和一种驯鹿爱吃的特殊的苔藓。秋天的太阳无私地普照着连绵不断的山岗,畅茂的森林在阳光中显出青铜色的深绿。在山下,河流蜿蜒地流过狭窄的河谷,河谷两岸是一片翠绿的
      草地和丛生的柳树。世界上哪里能找到这样美丽的花园呢?
      我们的旅程,并没有停止在甘河。就在当天夜晚,火车把我们带到了这条森林铁路的终点阿里河。阿里河是鄂伦春自治旗的首府。鄂伦春,满洲语,意思是驱使驯鹿的部落。但是现在的鄂伦春族人民已经不是一个驱使驯鹿的部落,他们在阿里河边建筑了新式的住房,在这里定住下来,逐渐从狩猎生活转向驯养鹿群和农业的生活。现在在大兴安岭内驱使驯鹿的唯一的民族,也是以狩猎为生的唯一民族是鄂温克族。
      从狩猎转向畜牧生活并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事,这要求一个民族从森林地带走到草原,因为游牧的民族必须依靠草原。森林是一个比草原更为古老的人类的摇篮。恩格斯曾经说过,一直到野蛮低级阶段上的人们还是生活在森林里;但是当人们习惯于游牧生活以后,人们就再也不会想到从河谷的草原自愿地回到他们祖先住过的森林区域里面去了。恩格斯的话说明了人类在走出森林以后再回到森林是不容易的;在我看来,人类从森林走到草原也同样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需要改变全部的生活方式。要改变一种陈旧的生活方式,那就要触犯许多传统的风俗习惯,而这种传统的风俗习惯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不仅改变全部生活方式会要遇到困难,据一位鄂伦春的老猎人说,甚至把狩猎用的弓矢换为猎枪这样简单的事情,也曾经引起反对。反对的理由是火器有响声,打到一只野兽,惊走了一群,而弓箭就没有这种副作用。但是新的总是要战胜旧的,现在不仅鄂伦春族的猎人,甚至鄂温克族的猎人也用新式的猎枪装备自己。
      扎兰屯是我们最后访问的一个内蒙城市。
      到了扎兰屯,原始森林的气氛就消失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美丽的山城。这座山城建筑在大兴安岭的南麓,在它的北边是一些绿色的丘陵。有一条小河从这个城市中流过,河水清浅,可以清楚地看见生长在河里的水草。郊外风景幽美,在前往秀水亭的路上,可以看到一些长满了柞树的山丘,也可以看到从峡谷中流出来的一条溪河,丛生的柳树散布在河谷的底部。到处都是果树、菜园和种植庄稼的田野。这一切告诉了我们这里已是呼伦贝尔的农业区了。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了内蒙古的访问。  
      揭穿了一个历史的秘密  这次访问对于我来说,是上了一课很好的蒙古史,也可以说揭穿了一个历史的秘密,即为什么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是由东而西走上历史舞台。现在问题很明白了,那就是因为内蒙古东部有一个呼伦贝尔草原。假如整个内蒙古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里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当他们走出马门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战士。这些牧人、骑手或战士总想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走进黄河流域。他们或者以辽河流域的平原为据点,或者以锡林郭勒草原为据点,但最主要的是乌兰察布平原为据点,来敲打长城的大门,因而阴山一带往往出现民族矛盾的高潮。两汉与匈奴,北魏与柔然,隋唐与突厥,明与鞑靼,都在这一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一直到清初,这里还是和准噶尔进行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如果这些游牧民族,在阴山也站不住脚,他们就只有继续往西走,试图从居延打开一条通路进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如果这种企图又失败了,他们就只有跑到准噶尔高原,从天山东麓打进新疆南部;如果在这里也遇到抵抗,那就只有远走中亚,把希望寄托在妫水流域了。所有这些民族矛盾斗争在今天看来,都是一系列的民族不幸事件,因为不论谁胜谁负,对于双方的人民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一种悲剧。
      马克思说:“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喜剧。”现在悲剧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出现在内蒙地区的是历史喜剧。但是悲剧时代总是一个历史时代,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时代,一个紧紧和喜剧时代衔接的时代。为了让我们更愉快地和过去的悲剧时代诀别以及更好地创造我们的幸福的未来,回顾一下这个过去了的时代,不是没有益处的。(本文写于196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