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过阴山
      撰文/靳文
      清光绪五年（1879年）靳德有孤身一人离开保德州（今山西保德县），连年的灾荒使得年轻的德有父母双亡，他身体羸弱面色饥黄，拄着讨饭的棍子不辨方向，向着西北一路跌跌撞撞想谋一口活命的干粮。这个讨饭的乞丐沿路乞讨，最后晕倒在一家姓郝的财东的窑门口，此处距离老家保德已经数百里之遥，名唤焦山。百年之后，“寒门小户”的靳家后人再次决定问祖寻根，因为多年迁徙，故乡早已成为他乡，甚至不知道祖辈前五代的名讳。
      2007年，茂林与兄弟来到神池县，在当地远亲的帮助下，找到了焦山村空洞洞的三孔石窑，石条倾斜门窗腐朽，早已经风光不再。在村里一座废弃的神庙前，兄弟二人不经意间碰到了地下倾斜着的一口铁钟，拂去灰尘，钟身上铸有文字：XX年XX月，乡人靳德有偕妻靳郝氏铸钟一口，以彰功德。至此，老祖的名字终于标注在家谱最上方。靳家后人居于阴山之北现今已逾七代，百年时间可以阻隔关山疏远亲情，可以让人几乎忘掉自己的出身，却无法改变一段历史。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出口外，女人挖苦菜”河曲县位于山西省忻州市西北部，据《保德州志》记载：保德，《禹贡》冀州之域。虞夏为荒服。周初为蕃服。春秋属晋，为林涛寨。晋三分后，为楼烦所据，名曰林胡，又名澹林。战国时，赵武灵王练武收复之，置楼烦郡。《史记·赵世家》曰：“赵西有林胡。”《匈奴传》曰：“晋北有林胡，楼烦是也。”秦属太原。汉属雁门郡（今代州）刘元海据离石，其地属汉。后拓跋氏据有北方，属魏。高氏篡位，属齐。宇文氏灭齐，属周。唐属岚州（即岢岚州），五代属后唐。后属北汉。宋淳化四年析宪州（即静乐县）置定羌军。景德二年改保德军寻立为州。管五里。与河西麟州（即神木县）、府州——府谷、丰州（今在河套）相表里，以控制夏人。属河东道。由此数语间，便可看出保德与河曲的地理位置，地貌荒寂且为三省之肘，在历史更迭中命运如浮萍随波逐流。《保德州志》卷3《风土篇》中记载保德“地偏僻且瘠薄，舟车不通，商贾罕至，民贫鲜生理，耕种而外，或佃佣陕西贸易邻境，……农勤力作，而土不肥泽，遇丰年差足糊口，荒年冬储蔓青，春以谷糠，采荼杂而食之，不致死，犹愈于明季食干泥者”。这说明保德遇上丰收年勉强糊口，遇上了荒年保命都成问题。在保德流传的二人台曲调中，“走西口”尤为突出，“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出口外，女人挖苦菜”，我也曾走过河曲与保德、陕北榆林和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这三省交界之处极其相似，都是沟壑纵横大地如崩，土力贫瘠难以高产。这样的地理特征在旧时代农耕文化的普遍认识中实在是百无一用，黄土细沙成年干旱，影响粮食丰歉的除了天时还有地利，在空中俯瞰三省交界，色彩狂野黄黑相间，恰似猛虎卧荒丘。时至今日，我们都认识到此等荒凉之地，并非穷山恶水，而是地下蕴含着巨大宝藏，若非煤炭便是石油，皆为经济价值巨大的矿藏。而相邻三地也确实都打出了“羊煤土气”“一黑两红”等经济招牌，摇身一变都成了有钱人，正如走在此地随处可见的一副对联：熊熊大炭火力电，滚滚乌金太阳能。
      保德地方志对于“走西口”的过往毫不隐晦，在宣传当地的土特产中，也列出“荞面碗坨”“羊头肉”“猪头肉”等。这些往昔贫苦人家苦中作乐的吃食。由此可见，河曲与保德在百年之前的确是穷极之地，人们仅靠土地难以存活。及至靳德有不得不走的时候，已经是清朝末年，草头百姓根本不知道哪里有粮，但是老话说得好：人挪活树挪死。靳德有再次看了看这盲目疮痍的大地，抱着棍子奔了北方，此时的靳德有已经豁了出去，总不能活活等死，但是事无先知人无后眼，横了心谋一条活路，也抱定了求生和赴死的双重心态。
      在广为流传的二人台开篇唱道：康熙三十六年，山西省遭年限（大灾），这样一个明确的年份，在代代传唱的剧目中被反复提及，想来是有一番道理。康熙三十六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河曲县志》记载，在康熙三十六年，即1697年，皇帝批准鄂尔多斯部的请求，在“河保营”开辟汉蒙交易，又“准汉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走西口的经济生活方式就这样开始了。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到口外垦荒的汉族人多达几十万。在曲词中谈到康熙三十六年就是走西口的第一次高峰期，这一年，清政府下了政策，想来周边的人率先知晓，然后来到鄂尔多斯开垦农田，土地多年放荒蓄积地力，农桑一种下去自然产量惊人，尝到甜头的人们就会捎话给自己的亲人，告诉这边形势大好，大片沃土闲置等人开垦。于是便有了“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口外好收成……”的情形。殊不知草原土壤与农耕土壤大不一样，牧场肥沃只是表层有土，往下则是细沙，收成当年可喜，而翻土锄禾之际就破坏掉了土壤，地力仅在表皮一层，只适合青草放牧，做不得深耕。当然，在康熙颁布这一政策的同时，当地部分蒙古族上层自发组织民间队伍，正式对抗外来垦地人员，后和官员发生冲突，暴力手段层出不穷，当代作家肖亦农在其著作《黑界地》中有过详细描写。黑界地本为清朝初年对蒙汉地区实行“封禁”政策的特殊产物，为了将蒙汉人民隔离，在其南部沿长城外划一条南北宽约50里、东西长约2000里的长条地域，此地域汉人不得入内耕种，蒙古族不得游牧，目的是阻隔蒙汉交流，这块地就通称“黑界地”。
      将一块土地划做界碑使用，这无疑是一种绝大的浪费，但是同时也说明了在界地两边的人很有可能破坏当时清政府的安定团结局面，至少是清政府心中的隐患所在。民间有说法元朝灭亡后，鄂尔多斯部蒙古族系成吉思汗嫡系达延汗的子孙，全民尚武，一直保持着强盛的实力，在明朝就成为无法平息的边患，后至女真族崛起，在征服鄂尔多斯部时也颇费周折。而黑界地的另一端即是与鄂尔多斯相邻的陕北地区，因“土地贫瘠，荒旱频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屡树义旗，李自成、张献忠就出身于此。明亡之后，此地驻军虽降清，但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反清情绪”。由此可以看出，界地南北都是清政府不信任或极度担忧的两股势力，这界地实则是一种戒备心理的形式体现。据《清史稿卷4世祖本纪》记载“清顺治五年，延安参将王永强、榆林刘登响应大同总兵姜反清，定边、神木、花马池的绿营兵也闻风声援；康熙十四年，定边、延安、神木、花马池、绥德、庆阳一带的绿营兵为相应吴三桂北上再次爆发了兵变”，对于清政府来说，这一地区应该是极度危险和令人头疼的疆域。
      可是这片区域又不属于边疆远地，而且是三省交界的核心，既不能任由这种情况发生也不能轻易丢弃不管，300年前，这片黄土高原真是个“致命的鸡肋”。幸好在平定这些晋陕北部的叛乱时，鄂尔多斯部积极配合作战并“立下了汗马功劳”，逐步得到了清政府的信任。戒备之心一去，那界地的存在就显得有些多余了，而且界地荒置多年，正是沃土一片，一旦开发恰能缓解相邻陕北晋北贫荒之境。实则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已经准许蒙古人进入黑界地游牧。《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三十六年，贝勒阿松拉布奏“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黑界地”。清廷俱如所请，令贝勒阿松拉布及地方官“各自约束其人，勿致争斗，……日后倘有争斗，蒙古欺凌汉人之事，即令停止”。
      其时正值三月，万物萌动草木复苏的惊蛰时节，土地开化正是播种的时候。但同时亦规定汉人不可在蒙古地区定居，春来秋（冬）归，便是通称的“雁行客”。
      康熙三十六年是对晋蒙陕三省交界实行开放政策的一年，由康熙亲自下令，这也说明了清政府的重视程度。这一年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对蒙汉民族融合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一年，是蒙汉民族历史上一道分水岭。阴山之北羊马更黑
      雁行客当然开辟了两地的交流贸易，但是如果仅限于鄂尔多斯黑界地的开垦，是绝对无法容纳数十万人的。而汉人进入鄂尔多斯后，大肆开垦土地，蒙古族长期游牧生活不谙农事，于是向所管辖地内农民收租。随着长城沿线的土地开发，蒙古族为保持游牧生活逐渐向内退缩，而汉民在这一路“蚕食”的前行中，渐渐延伸到了河套（今巴彦淖尔市）绥远（今呼和浩特市）、包头、乌兰察布等阴山一线。
      草原广袤无边，但是很多物资缺乏，畜牧业发达牛羊很多，产出肉类皮子自己无法内部全数消化，而相反内地盛产的布匹棉花茶叶则是奇缺。明代阿拉坦汗率蒙部刚到土默川（今呼和浩特）的时候，由于生活物资奇缺，便曾多次派遣使者到北京，同明政府商谈互通贸易之事，遭到了断然拒绝，且派去的多名使者都被杀害。阿拉坦汗一怒之下，连续数年率领大军袭扰北京，与明朝对立长达40年之久。1571年（明隆庆五年），明蒙双方经过谈判终于达成协议，结束战争，通关互市。以草原盛产的牛、羊、马匹、裘皮，换回了内地的布匹、棉花、茶叶和日用百货。由此可见，商贸实为大事，为此可动刀兵。也由此看出，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民确实需要与内地互通有无。明朝年间既如此，何况如今数十万汉人进入，更是形成了庞大的消费群体。汉人的诸多技术受到蒙古族的青睐，如冶金、酿酒、木器制作和皮，皮毛加工等。此时有不少并非晋陕边界的人也被吸引来到蒙古地区，例如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王相卿从家乡出发去杀虎口的时候，可查资料显示为17世纪90年代，即是康熙三十年与康熙四十年之间。王相卿来到杀虎口为驻守清军提供服务，这里说得比较含糊，并未言明是提供何种服务，但联想驻守军兵之所欲与所缺，想来有一些复杂的明暗相间的业务也未可知，但其中必然包含货物之买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军需物资。杀虎口的镇守将领叫费扬古，就是后来威名赫赫的抚远大将军。
      按照后人的描述，当时的王相卿还有两个伙伴——同为山西老乡的祁县人张杰和史大学，他们搭伙做生意，用扁担挑着货物到各个营帐中兜售，清军还雇佣三人做了伙夫和杂役，由此可见王相卿是可意乖巧手脚麻利之辈。起初生意并不顺利，祁县的两人曾一度回家，但王相卿坚持下来，并在生意好转时把张杰与史大学叫了回来，三人共同打出一块招牌“吉盛堂”。这个环节可以看出王相卿的坚韧性格与宽容大度。三人都拥有字号的股份，提到股份还有个有意思的传说：据说“吉盛堂”创业的本金主要来自一位喇嘛，该喇嘛一去不复返，后来商号将这喇嘛供奉为“财神”，股本中也一直保留一份“财神股”。关于这个传说有着不同版本，在河北张家口一带，这位喇嘛换成了一位不知姓名的蒙古族商人，他将贩马的银子丢在了店内，被王相卿无意捡到，王久候失主不来遂用这钱做了生意，而后生意越做越大，但每年都为这无名的股东计算红利，此习惯代代相传。这个传说的内容不变，主人公的身份则扑朔迷离，但不管是喇嘛还是蒙古族商人，这都是依托着蒙古地域的信仰和精神，甚至以讨巧的方式感谢了蒙古草原对于大盛魁商号的宽厚和赠予。以今天的看法，这即使不是实情，那也是个高超的营销方案。这个正义凛然众口流传的诚信故事让豁达包容的王相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康熙末年，“吉盛堂”的招牌易名“大盛魁”商号，响彻中外威震商界，近200年几无乎人超越，多年之后，人们为这一批山西商人起了一个概括性的名字：晋商。晋商走出来的品牌
      晋商之于近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将晋商摘离于“走西口”之外，认为这是少数的个例，是属于精英，应当与“走西口”分开研究，实则不然。王相卿三人字号成立伊始，应该是小本经营。费扬古军队离开杀虎口向北挺进蒙古腹地的时候，“吉盛堂”商号一直跟随着他为其部众提供烟草、食品和茶叶。由此可见，这时候的王相卿并没有做大，所谓有了名字的商号也不过是等同于现在的“皮包公司”，从“吉盛堂”这三字中也可以看出王小心谨慎和窃喜企盼的内心世界。王相卿三人跟随费扬古到了蒙古地区，渐渐学会了蒙语也了解了当地的风俗习惯，随之进入当地的社交圈子。由于后来“大盛魁”的滔天金银，人们对王相卿产生了盲目崇拜，关于他的传说比比皆是，这都透露着人们对于拥有金钱的强烈渴望。相传王相卿来到乌里雅苏台，恰逢一蒙古王公的女儿身染重病，濒临死亡。他赠送山西的珍贵秘方“龟灵集”，令王公的女儿起死回生，并嫁给王相卿的三公子，从此王家与蒙古王公上层建立了亲密关系。此救命说法更是无稽之谈，“龟灵集”实为“龟龄集”，别名鹤龄丹，此药也的确产自山西太谷，传说明嘉靖皇帝力求长生，方士邵之节和陶仲文从宋代张君房所编纂之《云笈七鉴》中的许多滋补药品中，取长补短，加以增删，并采取“炉鼎升炼”的技术，制成了号称可以长生不老的“仙药”献上，取名“龟龄集”——取灵龟长生不老之意。我曾经在药房买过龟龄集，照其配方来看：人参、海马、锁阳、苁蓉、淫羊藿不外乎滋补阴阳调养之药，绝非针对重症，而效果也难以立竿见影。即使王相卿献药，那王公之女也只可能有一些“阳虚内寒、带脉失约”的难言之隐，不会危及生命。故事细节虽可能有出入，但王相卿深入草原，去过乌里雅苏台这必是不争的事实，王相卿吃苦耐劳，成就了一番事业，所以说晋商从清代开始富可敌国并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绝非幸致，他们性格坚韧，志在四方，是走出来的品牌。
      晋商号称“西帮”，富豪聚集在祁太平（祁县、太谷、平遥）一带，由当地俗语流传：金太谷，银祁县，凑凑合合榆次县。这几个地方有“白银谷”之说，但船载的金银并非普罗大众全拥有，富豪之家钱过北斗，穷苦人吃糠咽菜，西口之路从未断绝过求生的人。乾隆元年（1736年），祁县的一个年轻人因生活所迫，与结拜兄弟秦某背井离乡，来到了萨拉齐厅（今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老官营村，给一家吴姓的当铺做了伙计，一干十年。十余年后，小伙计攒了一点积蓄，就转到西脑包（今包头市东河区）开了一个草料输，同时经营豆腐、豆芽、切面、烧饼等，看经营范围，这应当是一个无名的副食小百货店。乾隆二十年（1755年）恰逢农业丰收粮价低落，这百货店主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生豆芽，不想次年黄豆紧缺，价格飙升，他趁机将黄豆出售获利不少。至此当年的小伙计感觉买卖有了转机，心气大涨，就给自己挂出了一个招牌“广盛公”。广盛公因黄豆生意发现了市场，转而做投机倒把的“买树梢”生意，结果大量赔钱几近倒闭。后经朋友帮衬得以翻身，踏实做回老本行，不再贪大求快，只要回复旧业，字号变更为“复盛公”，时值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复盛公本名乔贵发。
      复盛公的“复字号”包括了票号、钱庄、商号、当铺、茶庄、粮行等，当时的包头还只是阴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是复盛公的商业集团将这荒僻之地变成了城市，如今的包头因“草原钢城”的名号为大家熟知，而乔贵发的名号早已经湮灭在尘世之中。我专程到过包头东河的西脑包大街，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西脑包派出所对面，我看到写着“贵发山庄”，心头一紧，走了过去，是一个住宅小区。阴山之滨有鹿城
      包头，原名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阴山山脉横贯中部，形成了包头北部高原、中部山地、南部平原的独特地形区域，这里曾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往的前沿，旅蒙晋商互市之地。复字号在包头为一方商业霸主，生意兴隆一直到辛亥革命。民国十五年（1926年）冯玉祥率部向西北撤退，命令所需粮饷全部由包头商号筹集垫付，当时摊派极重，全市约损失银元两千多万，造成银元紧缺物价飞涨，复字号仅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家店铺就损失粮食五万多石、银元一百五十多万，元气大伤。1937年，日军侵占包头，西北商路断绝，他们强行吞并商号及其资金，并接手管理，包头的各大商号紧缩银根，掌柜经理们也开始坐吃山空。
      乔老爷的故事被搬上电视，朱秀海写了《乔家大院》很是热播了一段时间，母亲喜欢看，有时我也在一旁陪坐。只是剧中没有贵发公什么事儿，他的孙子致庸在商战、美色和兄弟情谊中上窜下跳不亦乐乎。我不明白这个乔全美的次子出生便是富豪之家，考中秀才后兄长病死，无奈接盘祖产千万家业，除了用银子建造了一座乔家大院还有何功绩？他与我心中的乔家子弟失之毫厘，与贵发公更是差之千里。
      乔贵发一生育有三子，取名为全德、全义、全美。这三个名字包涵了他从小伙计到大财东所有的人生哲学和成功之道。包头与呼和浩特相邻，驱车沿着阴山和京藏高速公路不到两小时即可抵达，阴山时远时近，忽青忽白。距离市区最近的一段山体名叫九峰山，山腰间矗立着巨大的口号式标语：金山银山不如咱的九峰山，金川银川不如咱的土默川，想来是要保护生态之意，但标语牌下，重型机械星星点点，正在热火朝干活天。车速飞快，转瞬即过。包头建国后成为内蒙古第一大城市，北方重工业基地。这使得270万人口的城市形色各异。东河区为老城区，西口人的后代的后代为构成主体，语言也是接近于晋语的包头方言。而昆区则是由于组建包钢时来了不少鞍钢的技术人员支援边疆，故而通行东北官话。昆区和青山区是现代化城区，但是有些人吃饭还是愿意跑到东河区来，因为几乎所有的老字号都在这里。我在包头寻找老旧的痕迹，有朋友介绍我去吕祖庙，说有些年头了。到了所谓的地方却不见吕祖，细问之下才晓得吕祖庙已经是旧称，如今唤作“妙法禅寺”。吕祖本为道教之主，如何摇身一变成为禅寺供奉？抑或连名字都改掉？寺庙颇大，功德碑也不少。细看之下门槛不低，要敬奉香火十万元方有资格。出了寺院，对面是一排崭新的仿古建筑正在火热招商，看一砖到底色做青灰分明是明清民居的院落，四野空寂冷冷清清，抬头一望，这建筑名叫“乔家金街”。乔家，当是贵发公了，包头出了乔贵发这样的商业巨子，当深挖其成功背后的艰辛，而非当做噱头赚些许蝇头小利，不过想来这也是某房地产开发商的独特创意，本欲进去，不看也罢。西口的人儿没回来
      在走西口这一浩大的自发群体行为中，公认的常见路线为神府线、河保线、偏右线、大同线和张家口线。出杀虎口过张家口后进入蒙古草原，但是首要和必经之路当属雁门关。“天下九塞，雁门为首”讲的就是雁门关的险要，明末清初的书法家傅山曾为雁门关题联：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古人有称长城为塞的习惯，而长城沿阴山而建，沿途又有九边重堡的说法。想来这天下九塞的范围也只是长城沿线。雁门之说乃是城塞建起，连大雁也无法越过。西口人出雁门关便是第一险。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若另有他路是绝不会走西口的。约十年前央视《民歌中国》曾经做过“走西口”歌曲的专题，在府谷与河曲交界处找到一位年轻的羊倌，西北民歌唱得有味道，他唱道走西口“提起来走西口（我）实在伤心，离妻子抛父母（我）泪眼淹心……”悲凉沧桑催人泪下。那么走西口出来的人除了像乔贵发当伙计、王相卿挑“货郎担”，还干些甚么活计？其他歌曲中说得非常详细：“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到口外数不尽艰难种种，上杭盖挖根子自打墓坑，下黄河拉大船二鬼抽筋，钻后山拔麦子两手流脓，进后套挖大渠自带囚墩，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东三天西两天无处安身，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这里面提到的挖甘草、拉大船、放冬羊都是重活苦活，而从词曲的押韵程度和涉及内容来看，应该是走西口的人们群体创作并反复锤炼的结果，走西口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走西口需要勇气和坚韧的精神力量。而在后人描绘的走西口中，总是有着妻儿父老的健全家庭，实则不然。光绪二年山西省遭遇了千古难逢的“丁丑奇荒”，大灾持续三年蔓延北方九省，受灾人口多达2亿。直接饿死及无力掩埋人畜尸体而引发的大瘟疫夺去人命1300万，其中山西省1600万居民死亡500余万，逃荒者多达几百万。次年旱灾未去蝗灾并发，连树叶野草都吃个精光，“旱情不断加剧，可食之物罄尽”，以至于发生“人吃人”的惨剧，光绪年间的大灾也是引发走西口的一个重要因素。走西口的人中有不少早已经是孤身一人，所以舍死求生义无反顾，在西口沿线都设有义庄，由大家集资修建，只为给出外的老乡有个存尸之处，不至于暴尸荒野。但是人数众多难免疏漏，终有孤魂野鬼埋骨草原。后人流传的《走西口》里大春和玉莲生离死别，是为了增加戏剧冲突弘扬主题思想，玉莲唱“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实则真到了走西口的程度，是没有人留的，即使心中不舍，也是盼在“口外”拼出个模样，好早日回来接走家人。但求生之路往往伴随着的是死亡，如同在岐道地扔出的那一只鞋，生死是无法预料的。靳德有乞讨到了焦山，晕倒在郝姓财东窑门口，终被救醒，做了郝家的长工。死里求生的人知道生的可贵，他干活卖力行事乖巧，郝财东没有儿子，将他招赘为婿。在大灾荒中差一点被灭族的靳门在焦山开枝散叶，靳德有走了半截的西口之路，将注定由其后人来完成。　　走白道过阴山
      靳德有与郝氏育有三子，现名讳已无从考证。在手写的家谱上勉强标了大、二、三为号，时隔半个多世纪，靳门第五代人世英投身革命，在晋察冀边区工作，解放后领导上任内蒙古武川县县长，靳世英作为警卫员随行，过阴山，穿白道来到了武川县，后来将一众兄弟迁来此处。
      武川前山后川，正是农耕与游牧的临界点。阴山是巨大屏障，唯一可通前后的只有一条白道。站在山巅俯瞰白道，斗折蛇行蜿蜒伸展，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唐朝诗人王昌龄的名作《出塞》写的便是此处，白道沿途海拔最高的地方叫“蜈蚣坝”，此地并非形似蜈蚣，而是取自“翁衮达不噶”，意为神山岭。蜈蚣坝前设有关隘，取名牌楼关。据后人考证，王昌龄《出塞》就是来到这里激发的创作灵感。地方志说牌楼关下方山沟南行1公里，可见一山涧清泉，往前百余步便是古城一座。
      我下去寻访一番，没有丝毫古城的蛛丝马迹，但见到了山间清泉，十月中旬，山中背阴之处溪流已结薄冰，泉水奔流时缓时急，河床宽的地方有波涛之声，狭窄处几乎目力难见。山谷中抬头仰望，山高如天壁，巨石陡峭好像刀砍斧劈一般，望而生出丝丝凉意。我们弃车步行入谷，河床松软走起来有些吃力。山溪尽头地势开阔，有个近乎废弃的庄园，取名“牌楼馆”，想来是化用“牌楼关”。庄园蒿草丛生，庭院正中塑立一蒙恬造像，目视远方手抚宝剑，颇有几分伟人的架势。
      出了山谷登上峰顶，山脊相连绵延不绝，风声如雷。远处是白雪遮盖的山头，近处有秦汉烽火台，烽火台坐落在一块农民的小麦地中，与收割打捆的麦垛各占一方。耳听风声呼啸，心中想着古时的战场，摆放的小麦垛子就像列阵的士兵，令人心荡神驰。
      武川之北就是草原的入口，当地人俗称“后草地”，可通往二连浩特口岸，也是清朝晋商惯走的茶叶驼道。到了一马平川的地形，风也似乎涨成了圆球，充满天地，但是力量小了许多，好像融进了阳光之中。这在前元是汪古部的领地，还发现了不少古城遗迹，走不多远就能看到竖起的石碑，写着“赵长城遗址”、“古城遗址”等，遗憾的是在石碑附近找不到任何与建筑相关的实物，哪怕只是一个凸起。
      在这一地段，庄稼已经收割，但放牧仍未结束，羊群在收获过后的农田里埋头寻找，以期发现农人遗落的小土豆。
      武川县与首府呼和浩特相隔不到四十里，这四十里就是阴山的厚度。敕勒川之都呼和浩特
      敕勒川，阴山下，敕勒二字是说敕勒族，汉代称之为“丁零”，魏晋南北朝时称狄历、敕勒，到隋朝时称作铁勒。因其所用车轮高大，亦称高车。敕勒一族早已被鲜卑同化，而敕勒川则亘古不变，只是建起了如今的首府呼和浩特。
      古书记载，敕勒川乃是福地，“青山如黛，黑河如带”环绕着敕勒川平原。阴山之北称作“后山”，而阴山南麓则叫做“川底”，后山二字不难看出有些轻视的意味，“川底”也透露着一丝自得的情绪。由于阴山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而最大的地貌特征又是南北不对称。
      “南坡山势陡峭，北坡则较为平缓。山脉的平均海拔高度在1500——2300米之间。仿佛一座巨大的天然屏障，同时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因此，阴山南麓的雨水较为充沛，适宜发展农业。”阴山又称为黄河流域的北部界线，山南平原土壤肥沃产量富足，阿拉坦汗选择在此定居也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
      十五世纪之初，达延汗之孙，右翼土默特部万户首领阿拉坦汗率部进驻丰州滩，当草原部落想要告别游牧生活的时候，他们发现所有自产的物资都不足以供应一座城市的需求。如果想建立城市，那么仅靠原有的生产方式绝无可能。明朝后期，阿拉坦汗降低赋税，大量汉人涌入敕勒川，在阴山之下修建房舍、开垦荒地，从事农、副手工业生产，就是这种包容和吸纳的发展方式，才有了今天的首府城市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占全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占87.16%;蒙古族人口占9.98%;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81999人，占2.86%。走在街头，随处可见西北菜，蒙晋风味的饭店，也能在不经意间听到人们熟练的用蒙语交谈。对于晋陕冀三省来说，内蒙古并无特别之处，他们可以听得懂方言，吃习惯口味。数百年来，周边的交流从未中断过，时至今日，你仍然可以在呼和浩特的公共场合听到有人操着三省交界的方言向你兜售货物，他们或来自阴山之东或来自阴山之西，围聚在阴山南北，在这敕勒川下谋求幸福的明天。